生态效益论文范例

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含义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对于它具体的定义各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综合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生态学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把自然生态系统定为研究对象，强调森林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维持能力；经济学和法学的视角则侧重于，如何维护公益林的建设和管理，强调政策和制度的安排。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益林补偿政策可以从3个方面来论述：（1）对于公益林生态补偿分为狭义和广义的认知，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大体上属于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狭义理解，也就说对生态功能进行的补偿。（2）该政策属于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干预行为，而其他群体则位于较为弱势的平台。（3）该政策更加重视经济学的补偿，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森林资源的有效配置。

2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及理论依据

2.1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的迫切性、生态建设特殊性和环境资源外部性共同决定了公益林补偿的重要性。公益林的外部经济性使受益人难以确定，并且建设公益林的回报率较低，对群众的吸引力不够，所以，建设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1）从公益林的外部经济性和公共商品性来说，生产实践对于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需求迫切。（2）从环境保护的急切性来说，公益林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要求。（3）从公益林建设的特殊性来说，公益林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实践公益林体系的必要保证。（4）建立公益林补偿政策成为贫困生态区进入良性循环的一个必要条件。

2.2公益林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森林外部问题的前提就是解决森林的效益问题，但是因为森林的外部性问题具有扩散外延的特性，其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难以进行具体的确认。故生态效益的精确性和公认度都不高，很难为森林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理论上的支持。由于森林生态效益具有流动性、受益范围广泛性、无形性等特性，又因为收益常常会隐藏自身的需求，所以森林的经营主体和受益者们很难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易。故通常来说，科斯途径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潜力，缺乏实际操作性。

1生态补偿原则

1.1供求原则

生态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着供求关系，所以要建立交易市场。

1.2污染破坏者和受益者分担补偿原则

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在理论上主要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者或破坏者。生态环境保护的受益者应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补偿，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抑制环境污染破坏行为，又可以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鼓励保护生态环境行为。

1.3价值转移原则

生态产品的价值包括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价值转移的含义：经济资本和生态产品经济价值之间的转移；直接利用价值和间接利用价值之间的转移；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转移（曾广权等，2006）。

论文数量与影响力分析

1论文数量变化分析

的数量直接体现了学者对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关注程度。从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将近10年的时间公开发表的有效论文为227篇，平均每年227篇，论文数量较多，表明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学者很重视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研究。2002—2007年以及2009年每年数量都低于平均值，2008年、2010年和2011年数量都高于平均值，表明从2008年开始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根据数量，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02—2003年，是论文初产期，2年共12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53％，平均每年6篇，数量偏少，与这一阶段土地整理项目较少有关。第2阶段为2004—2007年，是论文数量上升期，每年16～20篇，本阶段的论文总数占全部论文数量的313％，是前一阶段的59倍，论文数量明显增加。第3阶段为2008—2011年，是论文高产期，共144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634％。2008年数量猛增至58篇，是近10年中数量最多的一年（图1），2008年之后的3年，论文数量略有下降，但每年都不少于20篇。2008年以后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支持土地整理项目密切相关，土地整理项目带动了绩效评价研究。

2论文来源期刊

论文来源期刊可以反映土地整理绩效评价在专业期刊中的地位及专业期刊对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的贡献。根据检索结果，227篇论文分别来源于农业、土地、环境、经济等领域的73种期刊，包括《农业工程学报》、《中国土地科学》、《安徽农业科学》、《地理学报》、《资源与产业》、《经济地理》、《水土保持通报》、《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等（表1），表明很多专业期刊都重视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研究成果的发表。近10年来《农业工程学报》刊用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数量的176％。由于土地整理项目属于农业工程项目，而且《农业工程学报》为美国工程索引（EI）收录的期刊，影响力大，质量高，颇受学者的青睐，故论文数量多。《安徽农业科学》虽然影响力不如《农业工程学报》，但为旬刊，期刊发行量大，发表周期较快，因此论文数量也较多，达到37篇，占论文总量的163％。《中国土地科学》刊用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的论文数量也较多，为15篇。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主要集中在上述3种期刊，其论文数量占总论文数量的405％。

3论文影响力分析

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是反映论文影响力的2个指标。下载频次反映了论文受其他学者的关注程度，而被引频次则反映了论文受其他学者的认可程度，是衡量论文影响力的主要指标。由论文检索结果可知，227篇论文共被下载61208次，被引用2767次。各期刊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的下载频次和引用频次不同，表2、表3分别列出了下载频次和引用频次最高的10种期刊。无论是下载频次还是被引频次，《农业工程学报》都遥遥领先于其他期刊，位居第1位，属于第1等级。这表明《农业工程学报》刊用的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质量高，影响力大。《资源科学》、《中国土地科学》、《自然资源学报》、《经济地理》、《安徽农业科学》的论文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也很高，属于第2等级；《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中国土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软科学》的论文被引频次为50～100，属于第3等级；其他期刊属于第4等级。虽然有73种期刊刊用土地整理绩效评价论文，但被引频次高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农业工程学报》等10种期刊。

林资源是陆地森林生态系统内一切被人类所认识可利用的资源总称，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国外对森林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早，从18世纪或者更早，人们就开始关注森林资源，并对林木资源的价值计量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随着资源与环境之间矛盾问题的出现以及日益尖锐化，森林资源的生态和环境价值受到了日趋广泛的关注，其计量问题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问题。   1森林资源综合效益评价   国际上对于森林蓄积的测量，也就是森林经济效益的计量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从18世纪开始，以德国为首的林学家，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蓄积量，也就是木材的经济价值。随着森林资源的危困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不仅认识到森林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木材和多种林副产品，而且注意到森林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及环境价值。所以人们逐渐认识到再也不能无偿的索取它，而是更应该认识森林的生态规律，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多种生态效益。20世纪60年代以来，森林的环境价值体系及其评估，以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计量。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该课题的研究。国际上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以Constanza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学派，他在1997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价值”的文章。他认为生态功能价值可以通过全部价值来计算，提出可以用市场价值法计算;另一学派是以Pearce为代表的环境经济学学派(1998)。他认为很难用全部价值来计算生态功能。他提出用假想市场法来计算生态功能价值。印度学者提出，一株50年生的树木每年对人类的贡献高达十几万美元，其中产生的氧气价值是3.12万美元，防止大气污染的价值是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增加肥力价值是3.13万美元，涵养水源等价值是3.12万美元，这充分说明森林的生态效益远远大于木材的经济效益。美国马里兰大学Costanza等1997年提出的计量方法，把森林生态效益分为概念模糊的17种，其计量值相当大(全球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至少33万亿美元)。   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张嘉宾、翟中齐、宋宗水等人就开始了对森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初步探讨，但大多局限于零星的思考，缺乏系统的认知。1994年，国内著名学者周晓峰评价了黑龙江省的森林生态价值，他用的方法就是假想市场法。侯元兆等于1995年第一次对林地、林木及森林的三种生态效益(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进行了核算，并出版了专著《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郎奎建、李长胜等2000年在《东北林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林业生态工程10种森林效益计量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对10种森林效益进行了定义和初步计量，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森林生态效益计量比较权威的文章，以后国内许多学者都将此论文作为主要的参考文献。郎奎建2003年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核算的市场逼近理论和技术研究进行了完善。   多年以来，我们主要重视了木材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更大的森林生态效益。要推动和加快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进程，其先决条件就是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计量要科学化。上述问题得到国内外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极大的关注。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大辐度调减(与国内外学者相比)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量，该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计量应大大小于国家GDP值。因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还存在一个人们支付意愿的法则。   2对《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一书的评价   就在人们对森林资源的综合效益开始进行重视之际，李长胜等所著的《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文专门论述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的专著到目前为止还仅此一本，有许多新颖之处。该书论述了自然资源及其价值，可更新资源的科学利用，生物资源与生物估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湿地的价值与功能，湿地的退化与恢复。该书对森林资源价值的评价占了较大篇幅。其比较全面系统地用广义线性模型(包括似乎不相关模型)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资源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小气候、净化大气、抑制风沙、减少水旱灾、森林游憩、保护野生生物、消除噪声等生态效益进行了货币化计量，特别是将复杂的森林碳汇计量用一种简单的森林蓄积量换算因子法是比较实用的。目前，在国内森林碳汇交易刚刚起步，即使在国际上森林碳汇的计量也不十分精确的形势下，能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计量，而且可操作性较强，这是此方面在学术上的一个进步。   3结语   今后对森林资源综合效益进行评价势在必行。特别在东北林区进行此工作，意义在于:①使人们重新认识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价值，不再是过去仅仅盯着木材蓄积的经济价值，而它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大得多，应该真正科学地综合评价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全部价值。②对东北地区进一步深化天然林保护工程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黑龙江省、吉林省早日建成生态环境示范省有重要的理论意义。③在大、小兴安岭全面进行禁止主伐的情况下，推动和加快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进程，为科学计算生态效益补偿金提供科学依据。《可更新资源:经济理论与评价》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借鉴。

作者：张冠坤 侯黎明 朱宁 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近年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已成为公众社会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对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仍存在争议：杜群(2005)是国内第一个给生态补偿以明确定义的学者,他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李文华,李芬(2006)综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指出：生态效益补偿是用经济手段激励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维护和保育,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生态效益的外部性的补偿,并保持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结合以上各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生态效益补偿是指相关部门对使用自然资源或者破坏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人和单位进行费用征收,并将这些费用用于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主体进行的税费、补贴等形式的补偿,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各主体间利益的目的。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理论的探索。关巍、郝雪冰(2009)指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指国家为保护森林、充分发挥森林在环境保护中的生态效益而建立的,通过国家投资、向森林生态效益受益人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用等途径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森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的一种法律制度。瑞士的凯恩林在《关于森林效益补偿》一文中提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森林效益的补偿是有限的,要与社会达成协议”。荷兰的Ottitsch等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财政应区别林业的具体活动,采用相应的政策工具”。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主体应包括为维护森林生态系统正常运转而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补偿的资金应由使用森林生态服务和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的集体或者个人提供,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应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改变,应当是一个变量,此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将生物多样性包括在内,并执行与林木不同的补偿标准。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发展。自1986年以来,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方面的文件、政策、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全国各地设立了试点,进行了尝试。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央相关部门对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健全越来越重视,资金投入也逐年增多,因此,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各位林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就提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并对制度建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关建议。李文华等(2006)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对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生态效益补偿概念界定不清楚；标准过低；补偿范围不全；补偿标准单一,而且没有结合动态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市场化手段；管理机制不健全；法规制度相对落后；森林经营主体的参与度不够等。韩德梁(2009)在分析了我国生态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部门色彩强烈；缺乏长期有效的政策支持；政策制定缺乏广泛参与；生态补偿标准过低；资金使用未完全体现生态补偿；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张琪然等(2010)在对北京市平谷区的林农进行调研后,总结出森林生态补偿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资金缺乏；生态效益的量化标准不统一；产权不明晰；没有体现分类补偿的规则。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界定不清楚；2)补偿标准单一、补偿标准低而且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没能同步变化；3)缺乏市场化手段；4)补偿执行力度不够,即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不统一；5)生态补偿投入不足。显然,以上专家学者发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生态补偿投入不足,究其原因就是资金缺乏,单方面依靠财政补贴,不仅会面临补偿不足或者缺乏补偿,而且会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新的筹资方式提供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资金来源。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综述徐邦凡(2000)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分为两种：固定性(或称长期性)资金筹集和临时性(或称一次性)资金筹集。他认为,对于生态林维护成本等经常性支出,应采取固定性筹资；对新建生态林及固定性筹资不足以支付生态林维护成本的部分,可实行临时性筹资。临时性筹资的渠道主要有中央或地方政府预算拨款,发行政府债券,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贷款。陈晓倩,陈建成(2002)认为生态林业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有效克服“市场失灵”,解决生态林业生产资金补偿的融资机制。除了传统在公共财政框架下,通过财政支出安排生态林业发展资金需要的思路外,论文主要探讨了森林生态环境效益服务市场在内的森林“公共产品”资金的市场循环途径,如碳补偿贸易和生物多样性交易。[4]王聪(2004)在分析国内BOT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BOT的方式融资模式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论证了BOT融资模式引入我国生态建设的可能性,提出了生态建设引入BOT的具体实施过程,最后介绍了应用BOT模式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益处。梁靓(2007)将生态林业的融资渠道总结为两种：政府财政渠道和市场筹资渠道。其中政府财政融资方式有发行国债和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市场筹资渠道包括碳补偿贸易和生物多样性交易两种方式。综上,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之前的学者提出的资金筹集方式主要有市场化筹资方式和政府筹资两种。政府筹资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征税、向国内外金融组织借款等；市场化筹资方式主要有发行生态彩票、BOT融资、吸收社会捐赠等。其中社会捐赠由于公众环保意识较差,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发行政府债券容易造成财政赤字。由于我国之前有成功发行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经验,发行生态彩票将是一种最值得尝试的筹资方式。此外,由于今年生态旅游发展的较为迅速,因此,可以尝试利用对生态旅游项目进行生态税的征收来筹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国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筹集方式美国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资金主要有四个来源：意识政府提供的退耕计划的补偿金；二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市场,通过森林旅游、游憩、狩猎等产业带来的旅游收入；三是多种非林木产品提供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四是发行生态彩票ecolotto。德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有两种：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基金,其主体是州际财政平衡基金；生态税。日本实行以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税制优惠等为核心的私有林经济扶持政策；而且通过社会集资的方式设立了“绿色羽毛基金”；此外,征收水源税(森林环境税)也是日本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一种资金筹集方式,水源税的税金全额存入“森林环境保全基金”,由专门委员会进行管理。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森林基金和生态服务支付方。巴西主要运用生态增值税和合法储存量的可贸易权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由上可见,国外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税收、基金和财政补贴,美国最先运用生态彩票进行筹资,具有代表性,值得我国借鉴。#p#分页标题#e#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与品味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笔者居住的周边环境与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就对城市规划的设计与应用提出了考验。园林景观设计是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环节，当前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还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探析。

【关键词】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现状；发展趋势

引言

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中的园林景观建设，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能够设计出优质的园林景观建筑，园林景观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对改善城市生存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还存在规划认识不科学、设计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下文就具体来分析存在的问题。

1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现状存在的问题

园林规划属于一门工艺艺术，在规划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性与规律性，比如，需要遵循生物学当中种类的多样性原则，注重客观规律，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目前对城市的建设大部分都是考虑眼前的利益，并没有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认识，对环境与资源还是考虑不周全，导致植物与树木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科学性与质量。而且我国城市景观规划的水平较低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过分追求建筑的形式美，城市规划设计缺乏科学的依据，有待改进与完善。此外，我国对城市景观规划这个行业一直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城市景观的管理处于比较松懈的状态，在教育方面，很多高校并没开设有关城市景观规划的课程，这直接地导致学校没有为社会充分输出城市景观规划这方面的人才，在现阶相关从业人员都是按照传统的设计理念进行工作，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热情与缺乏足够的创新精神，加之城市景观的理论与技术都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导致我国的城市景观规划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此外，我国园林景观设计师素养有待提高，在景观设计过程中，往往重理论，忽视一些客观条件，并且设计理念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对自然因素综合考虑，从而使园林景观设计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

2创新开展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路径

作者：郭超 郑浙东 单位：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

植物群落结构调查(1)调查方法：依据临安市居住区的空间分布，选取3个居住小区作为调查对象，分别是春天小区、林水山居、筑境小区。在每个居住区选取植物分布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的10m×10m样地各3个。在每个样方的4角各设置1个5m×5m灌木层(含乔木更新层)样方，并在灌木层4角各设置1m×1m的草本层小样方。(2)调查内容：对乔木树种(胸径≥4cm)进行每木检尺，实测胸径、树高、冠幅，统计每样方中乔木树种的株数。详细记录灌木(包括胸径<4cm的小乔木或幼苗)的种类，测量并记录其地径、株高、冠幅。再记录群落的地被、草本(包括蕨类植物)和层间植物的种类、平均高度、数量。主要使用的仪器与用具有记录本、铅笔、尺子、胸径尺等。

生态效益研究调查(1)空气负离子监测仪器：测定空气负离子的仪器为DLY-G型大气负离子测量仪。该仪器是测量大气离子的专用仪器，数据稳定，测量准确，灵敏度高，使用方便。检测范围为10～11999×109个离子.cm-3，离子浓度误差及迁移率≤±10%，工作温度0～40℃，空气相对湿度≤90%。(2)监测方法与内容：使用(DLY-G)型大气浓度测试仪进行测定，测定时，选择静稳天气，采样高度为距离地表1.5m，与成人呼吸高度基本一致。在同一测点测量相互垂直4个方向的空气正离子和负离子浓度，每次采气3min，待仪器显示的数值稳定后瞬时读取5组正、负离子峰值数，同时调查记录测点周围的环境及天气状况，包括温度、湿度、风速、海拔和经纬度等几项与人体健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指标进行测定。主要采用的仪器与用具有记录本、铅笔、光照仪、风速仪、GPS、正负离子检测仪等。

数据处理与分析(1)重要值：某一种物种在群落中的重要值用IV来表示，是衡量物种在群落中地位和作用的有效综合指标，可以反映群落演变的方向。乔木种重要值=(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100/3灌木重要值=(相对盖度+相对多度+相对高度)×100/3其中，相对多度=某种植物种群的个体总数/同一生活型植物个体总数；相对频度=某个种的频度/所有种的频度总和；相对显著度=某个种所有个体胸面积之和/所有种个体胸面积总和；相对盖度=某个物种盖度/所有分盖度之和；相对高度=某个种个体个数之和/所有种个体高度之和[1-3]。(2)居住区园林植物群落多样性：群落多样性测度指标是度量一个群落或一个地区群落多样性的重要依据，合理地选择群落多样性测度指标才能有效地表征一个群落多样性的状况[4]。对城市园林植物群落而言，丰富的群落多样性能使其相对于环境变化有更好的适应调整能力。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测度方法较多，本研究筛选了一些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富度，即物种的数目，如果研究样地面积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确定的或可控制的，则物种丰富度会提供很有用的信息。在植物多样性研究上，用单位面积的物种数目，即物种密度来测度物种的丰富程度，一般用每1m2的物种数目表示[5,6]。Simpson指数又称优势度指数，是对多样性的反面即集中性的度量。其集中性高，即多样性程度低。树种多样性(D)用来表示物种的集中性。D值越大，表示树种多样性越高。公式为：式中：S为所有物种数；Ni为第i个物种的个体数；N为群落中各层次所有物种的个体数；pi=Ni／N是一个个体属于第i类的概率。(3)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与标准：高含量空气负离子水平是人们在森林和城市绿地中感到格外清新的重要原因，所以，把空气负离子水平作为衡量空气清洁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可为城市功能分区提供科学依据[7]。在进行空气负离子评价时，国际上常采用单极系数和空气质量评价指数作为空气质量的评价指标。空气单极系数q：q=n+/n-；式中：n+为空气正离子数，n-为空气负离子数。空气质量评价指数CI：CI=n-/(1000×q)；式中：n-为空气负离子数，q为单极系数。单极系数越小，表示负离子浓度比正离子浓度高得越多，对人体越有利[8]。CI指标把空气负离子作为评价指数，同时又考虑正负离子的构成。目前国内外通行的空气清洁度等级标准(见附表)[9]。由此可见，负离子的测定对于该试验及论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负离子的测定结果与分析也是一些景观评价和生态效益研究的依据。在研究各因子对负离子的影响时，遵循单一差异原则，即考察某一因子对空气负离子影响时，要求其他环境因子基本相同，如考察绿地类型的影响时，选择同一地点或临近的绿地，并在相同时段进行测定。

结果与分析

1居住区群落内的植物组成对每个小区中的3个样地的植物群落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共有乔木28种，其中落叶与常绿之比为2.1∶1，灌木共18种，草本共11种。3个群落内栽培共57种(含品种)，分34科50属，裸子植物1科4属4种、被子植物33科46属(双子叶植物31科41属48种，单子叶植物2科5属5种)。

2居住区植物群落的层次结构特征调查的人工群落的外貌一般为夹杂部分落叶阔叶成分的常绿阔叶林。春季林冠内镶嵌着嫩绿色的落叶树种，如白玉兰、日本晚樱等，秋天一些色叶树种形成黄色或红色的斑块，如银杏、西川朴等。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结构比较分明。

作者：刘德良 单位：嘉应学院

城市林业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ErikJorgensen(1965)[1]提出,但城市林业学术思想及其科研、教育等却在美国得以发扬光大,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林业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及日本等也于20世纪70、80年代分别接受了北美城市林业的思想,并凭借与美国的强势关系以及强大的经济基础,城市林业的科学研究等也达到了近于美国的水平[2-8]。回顾城市林业从学术观点到全面实施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分析、研究欧洲各国、美、日等城市林业先进国家成功的奥秘,可以清楚的看到,美、欧洲各国、日特别是美国城市林业之所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一是城市林业及系统管理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环境运动”及其痛定思痛的反思中,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研究者、民众的大力支持,也正因为获得了官方、民众的大力支持,使得城市林业在高起点上得以顺利地发展;二是大力加强城市林业科学研究,通过各级政府与行业及专业协会等的广泛参与,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现代城市林业科学研究与管理人才、提高城市林业科技水平是城市林业发展成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7-8]。当今中国城市正处于深刻的(形态结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社会变更时期,林业正处于“破坏与建设相持”的历史新阶段,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前瞻性地开展国内外城市林业科学研究的对比分析,汲取他们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对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的城市化建设浪潮中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城市绿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创造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7]。

1国内外城市林业科学研究的比较分析

1.1研究规范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范畴、任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于城市林业这样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目前其研究的规范性还有待于提高,如对于城市林业的概念,ErikJor-gensen(1965)[1]最早提出“城市林业并非仅指城市树木的管理,而是指对受城市居民影响和利用的整个地区所有树木的管理,这个地区包括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水域和供游憩的地区,也包括行政上划为城市范围的地区”;美国林业工作者协会城市森林组为城市林业下的定义为“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专门分支,是一门研究潜在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福利学的城市科学。目标是城市树木的栽培和管理,任务是综合设计城市树木和有关植物以及培训市民,其范围包括城市水域、野生动物栖息地、户外娱乐场所、园林设计、地面污水再循环、树木管理和木质纤维生产等”[9];而欧洲目前对城市林业的理解尚不尽完全相同,普遍是指管理位于城市内部或周边的树木和森林资源的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目的是为了能让城市的树木资源更多地给社会提供环境、艺术、经济、福利等方面的服务[10]。此外,我国学者王木林(1995)、吴泽民(1996)、彭镇华(1999)、李吉跃(2001)等对城市林业都表达了各自的理解[6-7,11]。又如目前全世界对于城市森林范围还停留在各自表述阶段,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的GreyGW和DenekeTJ及我国台湾高清教授认为,城市绿地和风景林及城市周边的水源涵养林都应划入城市森林的范围,瑞典规定距市中心30km以内的林地为城市森林。美国和有些欧洲国家以乘坐陆地交通工具去旅游当天能返回城区的半径范围为城市森林规划建设的范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王成、王木林等强调要考虑行政区划和实现城乡一体化[6,11-12]。鉴于目前城市林业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畴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研究规范与标准,各个国家也只是根据各自历史文化传统或游憩的需要等制订自己的标准与规范,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城市林业,在中国城市森林分会的组织下,组织有关机构如: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研究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等单位展开对诸如城市林业、范畴等一些基础性的概念,结合中国的实际制订一个权威而统一的标准(中国版),这对于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及城市林业学科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13]。

1.2研究系统性

由于技术和认识上的滞后,传统的绿地规划一般只是在城市规划总图上根据现有用地完成“城市绿地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硬指标,而进一步的实际问题则较少深入考虑。城市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如何解决现有城市的环境问题?怎样才能创造出理想的城市人居环境?一个城市究竟需要多少绿量?量化的依据是什么[14]?城市森林的结构和分布如何?形态和布局如何与城市的形态有机结合?建成区的绿地如何与郊区的城市森林、城市农田、水域湿地等协调发展?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凡此种种,由于错把手段当目的,只求满足建设部门有关城市绿地规划的硬性指标,致使我国城市森林总体质量不高,生态、社会及经济综合效益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对环境压力的承受力也十分有限[15]。从目前国内外对城市林业研究的总体情况上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林业的产生和历史渊源;城市森林的功能效应;影响城市森林建设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城市森林的调查和评估;城市森林的经营和管理;城市树木的价值体系;城市林业法规和管理体制[16]。如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的系统评价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到城市林业的众多方面,如城市森林的本底调查、群落结构、空间分布格局、制订效益评价标准和规范等,目前国内大多受研究手段的限制,只能以有限的野外观测数据为基础进行单因子或有限几个因子展开研究,研究结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倘若借助于3S技术等现代新技术进行系统性分析,如美国林业(一个非盈利的民间保护组织,www.americanforests.org)开发并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CITYgreen对包括亚特兰大、新奥尔良、休斯顿、华盛顿特区和圣安东尼奥州20多个城市在内的生态分析,这些分析将城市森林改善空气质量、碳储存和吸收、能量利用、防洪控制等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价值[4-5,17-20],其研究结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以大大改观,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仅见于北京、天津、广州、上海、沈阳等少数城市的航空遥感综合调查研究。此外,众多中国城市林业研究工作者,往往只注重于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研究,如有的城市研究工作者只注重城市森林的结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热岛效应的研究或侧重于污染气体的治理方面,由此可见,各地区的研究虽各有优势,但都比较分散,即各地区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未将城市森林各方面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不能为生产管理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研究的系统性还有待于加强[13]。#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