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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耀军 黄林东 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金融部门资产质量的改善程度是衡量中国金融改革进展的重要标尺。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不仅取决于金融部门自身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也取决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在经济转轨进程中的特定阶段，金融运行外部环境对金融资产质量的优劣尤其具有决定性的的影响。在2001~2002年，不良贷款增量的80%应归咎于政府的行政干预，而余下20%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不当（刘煜辉等，2008）。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为形象描述这种复杂性，周小川（2004）首次引入金融生态这一概念。此后，金融生态一词业已成为中国金融研究文献中的一个关键词。本文对有关中国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加深我们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理解，并为后续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金融生态的内涵
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种观点，即金融生态环境观与金融生态系统观。周小川（2004）认为，作为一种拟生比喻，金融生态环境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其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萧安富等（2005）把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拓展至宏微观两种层面，并指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法律与司法制度属于宏观层面环境；特定区域内的市场和企业特征，以及金融交易中的特定规则安排属于微观层面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区分为硬环境与软环境，其中前者是指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构成的正式制度，后者是指由社会习俗、习惯行为、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徐诺金，2005）。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包括一般性制度与基础性制度，其中后者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它包括三方面：市场主体公平交易平台、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及对市场主体的利益保护和补偿机制（易宪容等，2006）。金融生态环境观强调，作为金融主体运行的外部空间，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行为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但李扬等（2005）指出，金融体系的运行不仅涉及其赖以活动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基本环境要素，还涉及这种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于此看来，从金融生态环境观过渡到金融生态系统观属于一个自然的理论认识升华过程。
按照金融生态系统观，金融生态是金融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各种金融组织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其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王爱俭（2005)认为，金融主体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其中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是金融生态的核心所在。刘朝明等（2008）指出，金融生态系统同时也具有开放性、闭路循环性、根植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金融生态系统观强调由市场机制所形成的系统内在调节功能。例如，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可以自发调节金融主体的数量、规模、种类、经营管理方式等，这使得金融主体最大限度地适应外部环境，从而金融生态系统最终自动趋于平衡（徐诺金，2007)。但金融生态系统也存在着内在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需要多种非市场力量的介入(如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度环境、信用环境、法律与监管环境等)以形成外在调节机制，从而维持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然而，过度强势的外在调节机制也将破坏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调节机制，这反而将降低金融效率，导致金融生态系统产生更为严重的失衡。因此，金融生态的内在调节机制和外在调节机制应相互补充（韩廷春等，2010）。
二、金融生态测评
金融生态概念要真正进入主流金融学语境之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工作皆需深入展开，而对金融生态进行测评是所有定量分析工作的基础。金融生态测评以李扬等（2005）的工作最具代表性。在他们的研究中，金融生态环境被分解为9个维度26个指标，涵盖了一个地区的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等多种因素。通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这种非结构化评估方法，该项研究再从众多指标中提炼出一个代表性指标，以形成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
从指标体系设计和测评方法两方面着手，后续很多研究对李扬等学者的工作进行了拓展。在指标体系设计上，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设计了一个包含90项定量指标和37项定性指标的庞大指标体系；人民银行西安分行（2009）选取了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治环境、行政环境、中介服务环境和金融运行状况等六个大类指标；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中心（2009）选择了法制环境、经济环境、信用环境、金融运行四个大类指标。对这些指标体系的一个概述见赵国忻（2011）。在测评方法上，后续研究除遵循李扬等学者采用DEA方法之外，还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赋权法等常用统计方法。例如，汪祖杰等（2006）将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分解为领域层、3个子系统准则层和10个准则。然后他们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形成了准则层综合评价指标；在准则层综合评价指标基础上，他们再基于坎蒂雷赋权法形成了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和整个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在胡滨（2009）的研究中，金融生态环境首先被分解为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基于因子分析法，众多指标再被加权，而加权之和就构成了一个可用来评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标。贺朝晖（2011）对常用的一些评价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近年来一些研究采用了比较复杂的金融生态测评方法。例如，张瑞怀（2006）和苗丽娜（2007）分别将神经网络方法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应用于对金融生态的测评；伍昱铭等（2009）将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引入了县域金融生态评估之中；曾胜等（2009）采用了空间系统分析和结构分析方法。评估方法的运用极大地影响着金融生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些评估方法思路清晰、计算简便，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例如，使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则样本数据的变动将使得这些研究的综合评价结果不具有纵向可比性。一些评估方法比较复杂，但方法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可靠，因此我们对复杂方法的采用也应该持审慎的态度。#p#分页标题#e#
三、金融生态环境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微观经济主体既包括非金融主体也包括金融主体。非金融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等非金融部门。在中国这样的银行中介主导型国家里，金融主体主要是指银行部门。由于金融生态概念引入的背景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成为早期研究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地方政府不当的行政干预导致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阻碍了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刘煜辉等（2008）认为，在1994年以前，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国有银行经营；在1994~1998年间，地方政府利用大股东地位，将地方性银行机构变成自己的“提款机”，为地方政府选定的项目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提供贷款支持；在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垂直化管理改革之后，为吸纳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张辖区经济，地方政府开始以各种“政策优惠”为诱饵争夺国有银行资源。但从前文讨论中我们知道，政府干预仅仅构成了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方面，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从整体上把握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深入讨论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机理。在此方面韩廷春等（2008）进行了一个开拓性的研究。该研究从经济基础、制度变迁、生活水准、教育水平与金融监管等五个方面就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机理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展示。
早期文献通常利用案例分析法来阐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影响。例如，以张家界地区为例，周志平等（2005）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将社会目标、政策目标强加到金融中介的经营活动中，这使得金融资源投向当地一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自贡地区为例，萧安富等（2005）发现，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地方金融资源的浪费，而全国性经营的金融机构有动力将当地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其他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从而造成当地资金外流；以伊春地区为例，周逢民等（2006）发现，政府对企业和银行的行政干预恶化了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导致不断增加不良贷款及资金外流。得益于金融生态环境测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后续研究多采用计量经济手段来捕捉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效应。例如，韩廷春等（2008）把金融生态环境分解为经济基础、制度变迁、金融监管、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五个方面，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检验了在1978~2005年期间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组成成分的变化对金融主体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地影响金融主体的发展，但在不同阶段，影响金融主体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因素是各不相同的。仅仅基于汇总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识别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影响的微观机理，但识别微观机理所需的有关金融主体的微观数据通常又难以获取。因此，目前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如何从微观上影响金融主体的实证文献还极其稀少。不过，得益于上市公司数据获取的便利性，识别金融生态环境对非金融主体的微观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工作正陆续展开。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工作也为金融生态环境影响金融主体的微观机制提供了间接的经验证据。例如，利用2001~2004年上市公司数据，谢德仁等（2009）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公司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对于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融资性负债具有较好的治理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够成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积极信号。该研究结果暗示，作为债权人的金融中介，其贷前审查、贷后监督功能的发挥受到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利用2007~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常璟等（2010）考察了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其长期债务融资比例显著下降。该研究于是推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强化了企业外部治理机制。该研究结果也暗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使得商业银行把授信于国有企业的长期贷款转换为短期贷款以控制风险。与上述两个研究相似的工作也可参见管考磊（2010）和孙刚（2010）。
总的来看，已有文献皆认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会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预期；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及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改善。
四、金融生态环境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
既然金融生态环境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预期，金融生态环境必定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很大的作用。对金融生态环境如何改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属于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的前沿领域，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在此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韩大海等（2007）建立了一个金融资源配置效用模型来阐释金融生态环境产生宏观经济效应的渠道。在该模型中，金融生态距离指数和金融生态协调指数是衡量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正指标。研究发现，两个指数的表现对区域能够获取的金融资源配置量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模型中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区域两指数得分越高，则区域获取的金融资源配置总量就越多，从而越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在李延凯等（2011）的理论模型中，金融生态环境的三个因素（即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信用）被依次引入模型；模型中的投资者与企业家在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下进行行为选择的最优化，而金融生态环境主要通过影响投资者和企业家的预期收益矩阵来影响行为选择，进而影响资金的投向。模型推导结果表明，资金投向的变化对资金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而资金配置效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上述两个研究中，尽管金融生态环境的变化皆具有宏观经济效应，但效应产生的中间渠道却各不相同：在前一个研究中，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在后一个研究中，资金配置效率渠道是金融生态环境产生宏观经济效应的关键渠道。
在经验意义上，金融生态环境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呢？目前看来尚无定论。一些经验文献支持资金配置效率渠道。例如，万良勇等（2009）基于河北担保圈的案例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降低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黎和贵（2007）把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分解为法治环境、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发现这些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因素与区域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正相关；吴江（2010）基于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法发现，重庆市各区县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正相关；孙刚（2011）利用2003~2006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与金融生态环境欠发达地区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发达地区其企业的股价波动同步性程度更高。股价波动同步性正向反映了股价对非企业特质信息的吸收效率。于是该研究认为，发达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高股价对市场和行业信息反应程度，从而强化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韩廷春等（2009）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资本积累渠道。在该项研究中，经济增长的来源被分解为资本边际生产率、储蓄率与储蓄投资率三个指标，金融生态环境被分解为制度环境、信用环境与法制环境三个指标。通过对经济增长来源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进行一对一的Granger因果检验，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主要通过提高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对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p#分页标题#e#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一些实证文献要么没有对资金配置效率这个关键指标进行恰当的度量，要么未清楚交待这个指标的测算方法，从而使得我们无法评价这些经验证据的有效性。例如，黎和贵（2007）把存贷比例作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指标，但大量中国金融发展实证文献认为，存贷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政府干预银行信贷的程度（姚耀军等，2011）；吴江（2010）把产出增量与信贷增量之比作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指标。由于未剔除其他要素增量对产出增量的贡献，因此这个指标将大大高估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在韩廷春等（2009）的研究中，作者对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并未作出交待。总的来看，在经验意义上，金融生态环境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还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探索的问题。
五、未来展望
从金融生态视角来研究中国金融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其研究进展不仅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将大大丰富金融学的研究内容。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金融生态系统质量测评及测评方法改进。尽管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目前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金融生态环境仅仅是金融生态系统的局。如何比较准确地测度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质量是下一步测评工作的重点。
第二，理论的模型化。金融问题的社会科学属性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生物生态系统理论模型来阐述金融生态问题。在借用生态学知识基础上，未来的理论研究应充分利用主流的经济金融学研究方法，对金融生态理论问题进行模型化处理。我们认为，由于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一般均衡建模思想在有关的理论模型化工作中将大有用武之地。
第三，经济计量方法改进。无论是识别金融生态环境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还是识别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对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者都需要严肃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否则经验证据趋于无效。目前来看，已有经验文献所采用的经济计量手段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甚为忽视，因此未来的经验研究工作亟待在此方面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