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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琳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现代城市史研究表明，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蓬勃发展而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只不过是手工业劳动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被由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释放出来的，大大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发达生产力高速推动了的城市化。但是和人类城市化过程始终相伴随的，是逐步凸显的生态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生成以及人类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问题下的解决路径，对于我们解决在愈来愈快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生产活动特征变迁与城市生态问题初显
进入中世纪以来，罗马秩序体系的崩溃引发了欧洲民族迁移的浪潮。多次大规模民族迁移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而言，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大规模转移。与此同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由原有的几个高度罗马化的地区向全欧洲传播。这是取代罗马成为欧洲新主人的日耳曼诸民族由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变的开端。当农业传统开始影响这些新的民族，他们就终结了四处游荡的历史，逐渐开始习惯于对固定范围的土地的长期经济开发，导致了最初的聚落的产生，形成了最初的城市雏形。其原因和表现有：
一是以农耕为主要方式的生产相比渔猎生产具有更强的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人类不再全部依赖于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不仅可以长期居留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且在从前被视为不宜居住的地理环境如高山、密林等都被纳入了土地“殖民”范围。这就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率，使得游牧文明社会中因土地自然条件退化导致的粮食产量降低情况减少，因此，而进行的频繁人口迁徙也大大减少。反过来，稳定的农业产量又保证了人口的持续增长。
二是农耕生产比渔猎采集和游牧生产具有更高的粮食生产效率，同时也对劳动分工具有更高的要求。对同一块土地的持续的、长时间的深化开发比在更为广阔的土地上进行低组织化的渔猎和游牧生产能够获得更高的粮食产量。因此，日趋细化的劳动分工使得统治阶层行使职权的重心从发动以获取新土地为目的的征服战争上逐渐转移到组织、管理在现有土地中进行的生产劳动上，这就减少了战争导致的人口损耗。同时，统治阶层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不遗余力地集中人口以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增长的同时，在相对密度上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三是大规模农业生产产生的剩余产品使商业交换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商业的发展要求有稳定的商品供应和相对固定的交换场所。聚落之间通过经济往来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往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商业交换活动的日趋发达使得一些聚落逐渐不再依靠自身进行农业生产，而是通过商业交换取得自身存在，成长所必需的粮食供应，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城市雏形。在11、12世纪的欧洲，这样的改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如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所说：“在一个为商业和城市经济所改变了的时代，旧的领地制度必然消失。商品流通变得越来越快，必然有利于农业生产，打破在此以前束缚着它的桎梏，把它吸引向城市，使它现代化，同时使它获得解放。”〔1〕然而，这也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此开始了由主要根据自然条件自身的变化安排生产活动向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环境，以适应人类需要的转变。
但随着人自身主体力量在生产中能动作用发挥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对立已初步显现，并在农业文明城市化进程的初始阶段就已开始。表现在：
一是持续不断的农业减产造成饥荒频发。虽然有缺乏先进工具及肥料等客观原因所起的作用，但粗放式的农业生产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仍是主要原因。早在11世纪左右，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使得成片荒地被毫无计划地开垦，已有的耕地也多受到因不加节制的过度开发造成的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减产问题的困扰。“产量就不能够稳定在一定水平上，除非是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如果用中世纪的工具、种子和排水条件，稳定的低水平产量将非常可能比现代罗森斯坦试验的产量记录低很多；事实上，如此低的产量不会给耕种者带来任何回报。……在新的土地正在被变为耕地的条件下，这些土地最终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2〕
二是对地理环境的盲目改造使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规模的砍伐森林，垦荒造田使土地失去了原有的对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调节适应能力。“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区的法国区域，把土地开垦为农田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非常陡峭的斜坡也不断被开垦，瘠瘦和易于受侵蚀的土地被翻耕，以致永远破坏了土壤和植被。”〔3〕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行为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到了13、14世纪，恶劣的气候常会反复出现。由于失却了植被保护的土壤不能在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没有森林对气候的调节，荒芜的陆地上冬季严寒而漫长。“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4〕
三是粮食产量的严重不足极大影响了主要依靠外部粮食供应的城市的发展。在当时的城市中，大量人口处于营养不足状态，机体抵抗力下降，再加上中世纪城市对生活垃圾乃至人畜排泄物采取随处弃置的办法：当时的人们将自家后面的小巷和附近的沟渠当作倾倒污物的地方。为数不多的茅厕和粪坑通常离饮用水源不远，城市雨、污水和排泄物都在路边简单的露天的雨水道中流过，饮水极易受到污染。于是，极为恶劣的卫生状况，大量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口的聚集，终于导致了1347～1351年欧洲规模空前的鼠疫爆发，即黑死病。
二、城市化扩张带来的生态影响及反思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对立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的凸现，特别是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给欧洲城市化扩张敲响的警钟。一些地方开始反思并积极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试图与环境和平相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遭到巨大损失，一般是人口愈密集的地方死亡率愈高，城市比农村高，老年儿童比成年人高。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黑死病确实至少夺去了总人口的1／3的生命。此外，黑死病不仅直接急剧减少活着的人口数量，而且也影响了即将出生的一代人”。〔5〕尽管对于黑死病的传播从何处开始有多种说法，但其根源是无可置疑的：欧洲在10～13世纪对土地过度的开垦，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天灾、饥馑和疾病，才是14世纪中叶瘟疫大流行的根本原因。#p#分页标题#e#
以黑死病大流行为代表的一系列中世纪欧洲生态灾难，向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生态警告。事实已经证明，不是自然条件的局限，而是人类自身的非理性行为才是阻碍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到，在欧洲经历了黑死病的破坏之后，对自身文明的传统存续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在当时技术水平条件下尽可能地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生态的立法方面，制定法规限制畜牧和滥用森林，防止了人们对土地无度的自发的蚕食。如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镇周围最严格的控制形式是限制饲养牲畜（除非屠夫），有时禁止饲养任何牲畜，……大多数地区都禁止饲养山羊，以保护耕地、葡萄园和庄稼。在密集居住区主外，尤其在高地地带，法规禁止滥用树林和草地，禁止过度使用公共地，禁止放牧外来牲畜，禁止毫无控制地放牧或砍伐森林、出口木材，最后还禁止随意圈地开垦。”〔6〕在土地的耕作方面，实行土地的休耕和轮作，引进灌溉技术，通过这种方法保持了土壤肥力以代替无止境的垦荒。如在意大利，“从10世纪和11世纪开始，尤其是伦巴第平原的记录，显示人们越来越多地修建沟渠、排水沟和运河及综合排水系统。……从河流和溪流、运河和泉水，灌溉渠被分割得越来越细。”〔7〕这些手段和措施使农业生产得以复苏。与此同时，城市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如定期将垃圾运出城外焚烧，用酒和醋熏洗传染病人的病房等。人们也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和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以灭鼠来抑止鼠疫。一段时间以后，随着粮食产量增加，商业复苏，人口逐渐回升，多数城市恢复到了瘟疫之前的水平。
然而，生态体系由不平衡向平衡逐渐转变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反复的过程，旧生态下人类的处境仍很不稳定。可以看到，饥荒与灾害在14世纪到19世纪仍时有发生。据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援引的资料记载，在法国发生的重“14世纪为四次，15世纪为七次，16世纪为十三次，17世纪为十一次，18世纪为十六次”，然而“这张在18世纪列出的清单显然还值得商榷，但仅仅是因为它过于乐观，因为它忽略了几百次局部性饥荒，……同样的情形适用于欧洲任何国家。饥荒经常袭击德意志的城市和乡村。18世纪和19世纪虽说风调雨顺，饥荒仍接连不断”。〔8〕在疾病方面，且不论各个时期的流行病，只就欧洲鼠疫而言，有准确记载的疾病流行就持续到18世纪，“最后一场灾难是著名的1720年马赛鼠疫。但在东欧，谈到鼠疫仍然令人色变：莫斯科于1720年惨遭浩劫。……巴尔干国家在1828至1829年间以及在1841年曾遭到黑死病的袭击”。〔9〕总之，在旧生态体系下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试着与环境和平相处。即使是这样，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是处在由浅到深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而不可能穷尽它，一段时间的生态平衡总是脆弱的、短暂的，常常会因为偶然的错误被打破，随即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构恢复大体平衡。当然，这种重构也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评述的那样，“死亡和活着的机会大致相等，婴儿和妇女死亡率很高。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出现饥荒和凶猛的流行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生态体系”。〔10〕在旧生态体系下，始终解决不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生态问题。
三、城市化进程的生态问题解决路径和启示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意味着人们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使近代西方的城市化在工业化的带动下高速推进，往往在几年的时间里就能达到农耕时代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达到的水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生态问题的解决。相反，可以看到在工业文明时代，城市生态问题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面目出现，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了空前的威胁。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1〕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向人类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路径：
一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自然、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即人和自然、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系统关联之中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人类如果割裂这种整体性和关联性，就会造成生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运用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生态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分析和解决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人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应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程度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法和理性的思维达到并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大体平衡。
二是通过科技的进步实现工业品的循环利用以减少环境污染。马克思、恩格斯亦非常关注科学技术在减少环境污染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实现工业品的循环，从而更好地处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燃料，茜红燃料，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12〕而“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13〕因此，工艺的改进会改变对生产废弃物的处理，极大地减少废物的产生，间接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三是变革社会制度以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表明，在旧生态体系下，人类始终解决不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为了攫取大量的剩余价值，必然要加紧对自然界的掠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这一本质入手，向我们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即“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4〕这才是摆脱态生态困境的途径。他们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除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弊病，实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统一。马克思说：“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5〕#p#分页标题#e#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宏观上向人类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路径，但对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降低社会发展的环境及社会代价不在于否定发展、限制发展，而关键在于如何超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的狭隘视野，树立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全局性的发展战略思维，实现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转变。我们知道，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是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的，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发展中国家，广范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可跨越的步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无疑，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步入“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但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终究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加强社会事业建设的头一件大事，说明只有加速城市化进程，将大量人口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及城市生活，将大多数劳动者从小农生产方式和分散经济中解脱出来，并入现代化产业格局，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就当前的现实和我们面临的任务看来，发展和传播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科技，引导人们科学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已经是不容拖延的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