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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延
生态危机问题已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解读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略,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前沿问题。20世纪诞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基础,对当代生态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索,产生了较大范围的社会影响。本文的重点是探索马克思生态问题研究的思路(方法论)。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理论发展的进路及其现实意义。
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
按照学界普遍认同的看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学者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问题的反思受到启发,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问题,从而开启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当代生态问题的序幕。接着,绿党运动使生态问题从学术批判转向现实的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现象,给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潮以发展的机遇。而理论上的需求使人们重新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重构马克思的生态学成为当代生态问题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但这里产生了一个学说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也就是一门学说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时代,资源的有限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以及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等等问题还不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工业文明所展现的巨大生产力使人们仍然相信人自身和科学技术的无限能力。借助于它,人类可以处理自己生存中遭遇的一切困难。这样,马克思有没有自己的生态观,马克思的思想能否给当代生态问题研究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就成为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路必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无论是肯定的回答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会涉及对“生态学”这个概念的界定。
关于人的活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思想可以追索到古代社会。但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始于19世纪后半期。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创造了一个概念“Ecology(生态学)”。海克尔把这个词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生存的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关系的学说。随着科学对生态关系研究的深入,原本被看作仅仅属于自然界的生态问题便逐步凸显了其内在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人的意识等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样,生态学研究方法便从纯自然科学领域被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引入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甚至从学术领域转变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活动。生态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扩展,说明生态学有两种存在形态: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生态学。这就为我们回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经验前提。
反思生态学思考方式在学术和社会实践领域不断扩张的现实,人们发现,不同的学派或政治派别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这带来交流与沟通的困难。伯克特为了克服生态学概念由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所引起的这种混乱,提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应当符合四个原则: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相关整体论原则;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教育与实践相统一原则①。按照伯克特的看法,传统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片面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性,强调技术的价值,陷入自然决定社会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困境;而传统的社会科学则片面强调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夸大了社会形态对考察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同时他反对无差异性地批判现代文明,认为这种批评对生态建设是无益的。他还认为以差异性原则批判极权主义不应当拒斥整体论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生态学家把生态问题完全归咎于极权主义,归因于整体论原则(即坚守普遍性原则的观念)这样的学术思潮背景,那么,伯克特强调对整体论原则的尊重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伯克特关于社会生态学尺度的讨论,也包括福斯特的相关讨论,以充分的说服力向我们展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分析是当代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我们解析当代生态问题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伯克特的讨论从一个角度说明,从不同的视角提出问题,对一种学说的属性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对其价值也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按照自然科学意义的生态学尺度,马克思的学说自然不属于生态学范畴;按照传统社会科学的评价尺度,马克思的学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划入所谓的生态学领域。但是,站在伯克特的立场看,这样的批判尺度是不恰当的,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妨碍我们对当代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生态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在此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就是一种学说的价值评判尺度的方法论基础问题。本文认为,如果从文本自身研究思路,而不是从当代人的学术立场提出评价视角的话,那么,讨论社会科学学说的内涵和评价它的价值可以有四种尺度,这就是:历史的纬度,社会的纬度,文化的纬度,日常生活的(习俗的)纬度。所谓历史的纬度,不是指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指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趋势(或必然性)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展开讨论的学术角度。它关注的焦点是历史变革行动的合理性问题。在西方文化传统,历史纬度的反思可以追朔到古希腊。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好国家与坏国家特征的反思,更多地可以归属于本文所认为的社会的纬度,但对好国家的期待,可以说,已经暗含着用合理的社会制度取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们对未来美好国家的憧憬,表达了新时代思想家对社会形态演变必然性的最初探讨。自维科以后,西方近代哲学家往往以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方式探讨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启蒙学者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黑格尔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论证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成就。
这种纬度的思考,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所取得的成果为后世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往往最丰富。所谓社会的纬度,是指这样的分析态度:它在基本认同现存社会制度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或者在把社会制度历史评价问题悬置起来的基础上,探讨社会结构设置、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治理方略等问题。它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拒斥或不希望涉及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它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问题。这种批判对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剖析可能会很深刻,提出的治理措施也可能由于很实际而获取较好的成效,但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讨论中,特别在涉及基本制度根源性分析时,却显得软弱无力。#p#分页标题#e#
所谓文化的纬度,它重视对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内涵的精神实质的分析和探讨。它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精神状态或思想观念与社会行为方式的关联。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可以区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道德的等等。不同的行为方式是在不同的思想观念的制约下,或在不同的人生理念、价值观念、哲学世界观的支配下发生的。对这些内在于人的行为及其产物中的精神要素的分析,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一种社会制度,或者一种社会行为范式产生的思想(精神)背景、文化渊源与实质。通常讨论人的素养培育问题往往同这种思考相联系。所谓日常生活(习俗)的纬度,它着重分析普通人的人生状态,关注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它关注的焦点是个人的人生遭遇。历史的重大变革、社会组织结构、人的价值观念等等因素与个人的人生遭遇之间的关联问题往往被悬置,至多是以潜在的背景要素出场。这种分析纬度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比较多。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们的情感随作品主人公生活境遇的变迁而起伏,它的着眼点是领悟人生的艰难,启发人们更加热爱自己的人生。
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学说来讲,这四种考察纬度不是截然分割的,常常是融为一体的。但是,不同的学说会有不同的侧重。马克思的理论属于社会历史批判理论。它的着眼点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运动、社会政治活动、工人生存状态以及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联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揭示了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以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历史必然性。福克斯指出,“把社会变革与人类和自然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而马克思的思想对这样的理论建构起了“关键作用”,对现代科学和生态学的兴起是“不可或缺的”①。从历史批判的角度提出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才能更好地彰显马克思思想对当代生态学研究的基础性作用,理解或领悟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问题的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着眼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人类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必然性、可能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这样的历史批判视阈,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他从这样的分析视角提出生态问题,又通过生态问题分析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这种双向分析不仅使他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分析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而且使他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他的思想前辈和同时代人,甚至在基本理论分析方面也是后世一些学者所远不及的。
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讨论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一个是他对人类生态困境的表现、产生根源和解决路径等问题的解剖。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②。唯物史观反映了马克思对生态问题思考的方法论基础,而包括经济分析在内的经验性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科学思考。讨论生态问题必然涉及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五个重要原理值得我们关注:“物质”概念的新界定。19世纪以前西方哲学对人类社会现象的解释,或者从承认超自然力量出发展开分析,或者从纯自然力量推出人活动的理由。近代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了旧哲学以外在于人的力量解释人的局限性,提出应当从人自身出发解释人的行为的根据,说明社会变迁的缘由。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进步。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只注意到人的欲望、人的观念、人的精神追求对解释社会变迁的价值,而忽视对这些精神要素产生的根据作进一步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动力①。在他们学说中,物质概念不仅仅是指自然②,更重要的是包含着经济关系③与人的实践活动④等多重含义。这使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狭隘性。这既从逻辑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步性,同时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唯心主义的“真正反击”提供了思想资源⑤。
人类的历史活动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任意的人类活动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恩格斯多次指出,由于人类不了解、不尊重自然规律,人类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的每一次胜利,随后都导致了自然界冷酷无情的报复。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⑥因此我们应当学会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思考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拒绝“人类和自然”对立的观点,以及一切反自然的观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学会“支配和调节”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⑦。因此,从一般意义的劳动异化的角度、从人类由不自由到自由转化的角度揭示生态问题产生的缘由,是马克思生态批判的重要路径。人类社会运动像自然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原理。关于精神(即历史)的学说能不能成为实证意义上的科学,在黑格尔以前,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黑格尔用“理性主宰世界”和“理性的狡计”这两个术语提出并论证了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为关于社会的学说走向科学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⑧。马克思赞成黑格尔的观点,同时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他指出,人本质上是社会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承担者”,人类历史是人自己自觉活动的结果。但是人的活动既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受着他不得不接受的历史遗留给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因而,人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也像自然运动一样,存在人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性○10。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以人的生存本质上的社会性,人的生存对自然的依赖性,人的历史活动对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人创造历史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的历史活动的合规律性诸观点的统一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历史形态演变的必然性和发展趋势的原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传统在讨论历史发展或演变问题时,至多是从政体,或专制、民主与共和孰优孰劣这样的视域讨论国家制度的演变,讨论社会变革的原因。他们在讨论人类历史时,实际上并没有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社会事件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理论使西方历史哲学的讨论从“空间分析”真正转向了“时间分析”。在马克思看来,与人类劳动过程同时产生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方式概念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关系。正是作为生产方式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这样,政治制度、社会重大事件、意识形态等社会历史现象变化的真正原因就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改变,更根本的是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思还指出,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存在着本质差异性,由此生成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他认为,不同形态的社会形式对人的自由的实现、对人的解放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生成与存在价值”孰优孰劣的评价①。依据这样的思路,马克思提出五种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理论。许多人依据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展现自己的历史这个事实,批评马克思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理论。他们的批评实际上是误解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属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属于哲学的分析,他关于五种社会形态递进的理论是对超越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必然性的逻辑论证。马克思的理论判断奠基于对人类历史的经验分析,但它却不是对经验历史的描述。因此,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怎样实现自己的解放,怎样实现自己的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但这并不能改变“能够实现自由的社会形态必定优于阻碍自由实现的社会形态”这个理论判断。也即人们无法否认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必然性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正是依据这样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看作是人的观念(哲学世界观和科学认识)的改进问题,而且是对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②。#p#分页标题#e#
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效用的原理。相信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或努力解决自己遭遇的生存困境问题,这不仅是启蒙运动精神的精髓,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因此,马克思合乎逻辑地赞誉近代工业文明对改进人类自己生存状态的积极价值:“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恰恰应当归功于以机器采用、化学在生产中的使用、电报的应用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③。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表明人真正超越了动物,使人类史与自然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讨论没有人的印记的自然的存在已经失去它的现实性④。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却使科学技术成为自然界与人本身存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由于人对自然必然性认识的不深刻,或者对科学技术可能后果产生的盲目性,也会给自己的生存带来灾难⑤。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既是人类改变自己在自然面前弱小无助地位的伟大力量,也可能是使人类陷入自我死亡的恐惧力量。
因此,消除人自身活动的盲目性,消除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原理为他们对生态问题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使他们对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经验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的科学解剖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全球扩张的膨胀,使得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被资本控制的与科学技术合为一体的人的各种活动对人类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随着当代对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预见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已经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包括如下的内容:对同时代自然科学成果的批判性思考构成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福斯特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深入解析,反驳了现代生态学认为马克思只有社会问题批判没有自然问题批判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钻研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等科学论著,对他们取得的科学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也从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了批判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有力证据。比如,他们一方面认为李比希的研究成果是对马尔萨斯关于土壤生产能力假设的批驳;同时,他们也从李比希等人的研究中看到现代农业方式对土地等自然条件破坏的严重性。李比希等人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①。福斯特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同这些科学家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科学依据。
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全方位的批判,展现了马克思生态学理论论域的宽广与批判的深刻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基本立足点是历史尺度。他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工作条件的恶劣,生活状态的悲惨,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抨击了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对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盘剥与掠夺;特别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城乡对立的实质是对劳动者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的剥削。这种对立使劳动者“屈从”于资本主义生存方式,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其结果是,在少数人进入现代文明的同时,却割断了更多人与世界文明的联系②。福斯特从现代生态学视角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分析,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无限扩张欲望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的批判。福斯特的分析彰显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分析视阈的宽广性。马克思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全方位的批判,既批判了资本对自然的掠夺,也批判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生态问题批判的深刻性正在于他不限于对自然生态问题的思考,更侧重于对社会意义的生态问题的反思。
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产生根源的解剖。在马克思的视阈中,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生存方式问题,人遭遇的环境问题是包括自然、社会、观念等要素的综合性、整体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就一般意义讲,与人对自己行为的不自觉有关,与人对自然认识的不成熟有关。人类能够超越动物以其独特的方式在自然界中生存,是由于人能够认识和驾驭自然规律。但也正是人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对自己行为对自身的影响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象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分离现象,以及生态问题的出现,与人类的生存是并存的③。只是所有制关系的缘故,社会关系的原因,生态问题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由此,他们对克服生态困境的思考更深入地指向了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对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不应当低估,但是资本无限扩张以掠夺利润而导致的对生产的控制、剥夺,使得劳动者不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而且与劳动本身相分离。因此,现代条件下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态的恶化是由卑劣的不人道的生产方式和维护这种方式的社会制度造成的④。
对人类生态问题解决可能性和路径的分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生态环境问题既然与人的活动、与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自然应当从人自身去思考。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之所以高度评价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对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意义,之所以重视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对克服旧哲学和改变人的观念的意义⑤,就是认为只有尊重科学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加正确地认识自然和历史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这正是合理地改变世界的前提。其次,他们认为只有超越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变革才有可能妥善解决生态问题。马克思关于通过联合消除人与自然的异化、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的思想①,马克思在对资本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分析中所提出的消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实现社会所有制的思想②都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生态危机问题,社会关系的变革永远是首位的。最后,他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生态平衡的重要尺度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现代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应当不损害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马克思在批判资本对社会资源(特别是土地、城市卫生系统等)的破坏的时候,已经呼吁未来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克服资本对社会新陈代谢(生存的自然条件)造成的“断裂”问题,一定要保护“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一定要在土地的使用中,“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③。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生态问题的方法论与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对方法论的思考立足于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思;他们对生态问题的科学分析立足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这就使他们关于生态问题的考察实现了科学性与思辨性(逻辑性)的有机结合,也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p#分页标题#e#
三、几点思考
同19世纪相比,今天我们受到的生态危机伤害更严重,遭遇的生态问题更复杂,资本对生态的威胁更隐蔽。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在享受“幸福”、“便利”、“快捷”的同时遭受着生态危机的侵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土地肥力的衰减,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的损害,劳动者居住环境的恶劣等问题,而是诸如工业废水、化学污染、核污染、生物技术污染、电子污染、信息污染,以及武器贩运、贩毒吸毒、、公权力腐败……这些对人类自身存在威胁更大、问题更难解决的生态危机问题。当代生态学为分析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当代社会学家们从政治、经济、民族、艺术等领域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分析,使我们越来越紧迫地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返回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文本分析和大量史料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分析和批判的前瞻性,以及解决问题路径思考的深刻性。
马克思生态观为批判性地思考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核心性的解释纬度。当代生态问题思考由自然科学领域转向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路径使得实证的研究方式逐步成为生态问题研究的主流方式。这种思维走向的价值被20世纪主流哲学思维诉求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了。实证性的思维指向使得学者们更关心具体生态问题的解决。相应地社会、文化与习俗的批判也就被强化了。但当资本的无限扩张欲望是生态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社会历史秘密被人们再一次发现(或意识到)之后,马克思对生态问题分析的敏锐性、深刻性和前瞻性,以及其批判精神和探索纬度的基础性重新被人们所发现。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的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提供了核心的批判纬度。既然金钱的资本主义存在方式是历史的产物,那么这种方式给人类存在带来的危机也就只能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克服。这样,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诉求再一次被生态学社会主义者提出,这种思考方式的合理性同时也被更多的有良知的学者所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这个学术概念被学术界接受恰恰说明人们对马克思历史批判纬度的认可和接受。同时也说明,其他批判纬度的局限性被更多的人们所理解。马克思的生态观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资源。生态学社会批判的宗旨是思考和设计克服生态危机的路径与方案。而以什么原则为基点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实践方略的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对人的活动和科学技术的价值评价。正如福斯特在《社会生态学》一节的分析所发现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是生态问题研究中最根本的学理问题①。而马克思对“物质”概念的新解释表明精神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不仅仅是对自然的依赖,更是对人自身具有“物质”含义的活动的依赖。这种分析超越了机械论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奴隶的狭隘性,也驳斥了唯心主义只注重人的主观努力而忽视自然对人的制约性的不足,更拒斥了以任何超自然力量限制人的创造历史活动这种观念的局限性。当代生态学探讨的许多学理性问题,比如,我们依赖什么力量才能克服生态危机,不同动物存在的价值为什么不同,人能否自己拯救自己等等,实质上都与如何理解人的本性直接相关。正是在这里,许多哲学家发现并理解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当代解释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的整体性和彻底性。马克思在分析劳动的历史发展中,揭露了资本对劳动的盘剥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体生存的异化,以及劳动者生存境遇的非人道化。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对自然力的掠夺和盘剥,揭示了劳动者生存空间的恶化。马克思这样的批判走向展现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整体性。这正是“马克思生态学”能够成立的逻辑基础。当代生态学的发展之所以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批判中发现生态批判的前驱观念,自然是以这种整体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劳动在特定所有制关系中的特质,而且从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劳动对象化的本性所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含义的“人的异化”。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分析方法指出,劳动的本质特征是实现人的本性的对象化。而当人对自然的规律不理解,或对自身活动的后果缺乏自觉的前提下,人所创造的世界反过来就会压抑人的本性导致“人的物化”。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态问题的批判就不能仅以历史批判为满足,也就是说,从社会、文化与习俗,以及其他视阈批判生态危机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样,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彻底性就必然以他对其他批判视阈的宽容性、包容性展现出来。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