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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飞
一随着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们普遍担忧和共同关注的焦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主流意识支配下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并从多维视角探索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由生态危机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型态———生态文化（或环境文化），就是指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态。生态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杠杆和动力，它包含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观念、理念等,比如生态哲学、生态审美、生态思维等，是建设可持续社会的文化基因。生态文化旨在使人类树立牢固的环保理念,并通过文化的内在力量规范人们的生产、建设、消费等行为,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从而建立一种遵循自然法则的环境伦理,对现存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方式、资源稀缺等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从观念上破解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两难选择,引导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①说到底，生态文化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其核心思想是就是一种能启迪人们的环境意识和觉悟，感染和净化人们的心灵，塑造人们的环境素养和品格，培育和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的社会氛围和风尚的优秀文化。
人格，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既是一种悠久的历史现象，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人格涵义非常广泛，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其实，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具体的人格都是现实的，人格的形成与塑造，与特定的生产条件、社会环境、发展状态和文化教育等因素密切相关。它既反映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主体的内在特质、价值取向，还通过外显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表现出来。在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发展程度的变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新的人格与新的社会时代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人格也经历了一个嬗变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所要塑造的生态人格，是对农耕文明时代依附型人格和工业文明时代物化的单向度人格进行反思,符合生态文明时展需求的一种新型人格。生态人格的塑造需要世人必须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和珍爱之心”，②并“由此引导主体自觉追求生态觉悟，树立生态道德观，倡导一种新的生存与价值体验方式，建立一种“绿色文明”的世界观，谋求并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荣、互利互惠的协调发展”。③在我们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生态人格的塑造必须从生态文化的三重维度：生态哲学、生态审美、生态思维的培养来实现。
二环境危机的实质不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文化诉求和价值取向问题。哲学是文化之源，生态文化（或环境文化）建基于哲学取向，环境危机根源于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的任务就是人们在自然———技术———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人类生存基础的反思，从而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发，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无疑，古今中外的生态哲学思想，为我们反思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塑造新的生态人格与践行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有益启示。“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合一’，这种关系也许不在于它仅仅强调的是一种道德观、宇宙观，而在于它开启了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是一种对生命真谛的把握。”④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体”。其实，这种万物交融、并育不害的思想，正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所提倡敬畏天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智慧价值之所在。“‘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古代思想家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要求遵循这一境界就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当然这一境界的拥有，必须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在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要有宽广的胸怀与视野，在不破坏自然，善待自然的同时使之自由发展”。①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蕴涵“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不仅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生态文化风貌，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平等的宇宙观，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表现了热爱生命、泛爱众物的普遍“道德关怀”，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一体的现代生态观，为生态人格塑造进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西方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中，同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智慧价值。从远古开始，历经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初期，大部分的人们相信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宇宙万物与人一样，具有意识、意志、愿望和情感，都有精灵或神灵寄于其中。这些精灵和神灵掌握着神奇的力量，控制着世界的一切变化，如果人类违背和冒犯它们，它们就会降下灾祸。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祭祀礼仪，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和尊重，表达他们对神灵保护的期盼”，②这是自然附魅的观点。
“万物是活的”，这是早期西方人看待宇宙的基本眼界。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③受自然万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学构思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始终把人与自然万物看作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在这种生态文化的自然观中，没有主客二分的观念，强调人类借神力来弥补自身力量的缺乏，对自然之母爱恨交织，畏惧难辨。这种自然观对人类实践认知能力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一方面人们乞求大自然神灵的庇护和保佑；另一方面，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逐渐从孕育它的自然母体中凸现出来，逐渐意识到是自己是大自然唯一有理智的存在物。阿那克西关尼和赫拉克里特还分别指出世界转化形成的原则和内在动力。其特征是天人同构、万物一体，人来自始基，人与始基、自然同构，根据人的境遇和状况，安全可以断定始基、自然的状况。”④这种统一不仅表现为它们同为一母即始基所生，来源于同一个地方，而且表现为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人能够自觉地与自然和睦相处，把自然视为自己的朋友。当然，这种“附魅”的认识，反映了人对自然无奈的依附性，但是这种依附性也有“准积极”的作用，今天的依附是为了明天力量的壮大。无疑，西方传统生态哲学中强调自然万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学构思，为我们今天塑造生态人格，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p#分页标题#e#
三随着牛顿力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向各个学科领域的渗透，对自然进行机械、还原的分析处理成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同时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张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西方中世纪人既崇仰上帝的至善，又敬畏上帝的全智全能，但决不敢觊觎上帝的全智全能。“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已不再崇仰上帝的至善，却日益滋长起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
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人类主体意识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开端；弗•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提供了理论上具；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存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黑格尔的“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对人的理性的弘扬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理性成了“上帝”，在自然面前可以无所不能。至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中，孕育发展了现代科技。在现代科技的武装之下，现代人日益认为人就是宇宙的主宰，人就是上帝。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只是客体。主体可通过认识客体而操纵与征服客体。在这样的思维框架内，人们无法体认人对自然的责任，无法体认人类亦应该做对自然有益的事情，无法界定“自然或自然物的利益”这样的概念，主体、客体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主体是高级的，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则是低级的，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这种思维意味着对主体的高度赞扬和对客体的极度贬抑，意味着自然界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只是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操作、处理、统治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这是一种祛魅的生态文化与审美观。
人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而在祛魅的生态文化与自然观中，人要么是像霍尔巴赫、拉美特利所说那样是一架机械的机器，包括人的精神活动都遵循机械运动规律；要么像笛卡儿、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精神实体。将人当作机器的哲学家，把人以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机器，可以利用机械力学的知识对自然进行机械的操作，而把人看成纯粹的精神实体的康德、黑格尔则把人看成自然的立法者，人们对自然也失去了敬畏感。“可以说，‘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实际上已不再有什么‘终极关怀’，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促使人与自然完全外在化、物质化、俗世化，自然变成了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操作对象，自然内在的神秘性消失殆尽，人对自然不再具有发自内心的敬畏，有的只是统治、征服和占有的欲望，他们不可能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美德传统，更不可能如中国哲人那样去追求天地境界，他们只追求‘凡人的幸福’。他们认为，工业的扩张和商业的繁荣最能保证‘凡人的幸福’。”①随着人类对自然的“祛魅”，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力量也不断增强，人类借理性和科学技术之翼疯狂地向自然进军。这种向大自然的进军的方式虽然取得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人的异化。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人类生存的家园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人的异化让人的生存意义丧失，仅仅满足于当下的物质消费和享受，变成单向度的人格，而不再具有对大自然进化神秘性的敬畏，不再具有关爱呵护万物和生存家园的道德、情感，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断裂。其实，对于现代西方人而言，获取知识是为了获取力量，掌握“有效的工作程序”以便“无限地奴役生物”和“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在现代西方人看来，自然和自然物都只是没有主体性的客体，它们只具有工具价值，即仅在它们可为人所利用的意义上有价值。它们本身不可能是价值主体。这种价值思维是与现代生态学的建构格格不入的，更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大障碍。实践证明：如果不破除这一障碍，现代生态学便难以立足，要唤起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由此塑造一种健康的生态人格———“绿色文明”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便无从谈起。
实际上，大自然内在的奥秘是永存的，自然的神秘性和自主性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完全祛除自然之“魅”。这一切已迫使人们反思自然的地位、观念和价值。西方的技术人文主义者对技术进行的人文批判和生态批判为自然的返魅提供了现实维度。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业社会，由于技术的极权主义迫使自然受到“压抑的统治”，自然解放的实质就在于重新发现和释放自然的本性，其途径就是技术走出极权，实现技术的人道化。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已经成为“遮蔽”自然的上具，人迷失于技术的“构架”就再也无法展现自然丰富的内涵，连自己也无家可归。他主张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沉思和体悟中寻求拯救力量，回归“诗意的”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技术人文主义者揭露了技术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生存状况的异化，因此必须消解技术的“霸权”地位，这就表达出自然的伦理学期盼，对现代的人与自然关系批判性反思的结果，他们对人类的生存问题表现出极深刻的忧虑和极大的关注，具有深层的生态审美与人文关怀精神。与此同时，为了摆脱科学对世界的祛魅所带来的危机，有利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大卫•格里芬为首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怀特海的“过程论”的基础上对祛魅的自然观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批判，认为自然的基本单位是由创造性的事件构成，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返魅的自然观。它扬弃了机械自然观的机械性、可分性以及各部分关系的外在性，同时也是对古代自然观中的整体性、神性、有机性和目的性的一种扬弃。自然之“返魅”既是自然客观存在的神秘性和自主性使然，也是人们为了拯救自然之“沉沦”的使命。它是在后现代哲学家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扭转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的僵化思维模式，抑制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增加人对自然进化和神秘性的敬畏，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找回人们失落的精神家园，重建了一个美好的栖息地。它既不是回到古代对自然顶礼膜拜的“附魅”时代，也不是对自然之“祛魅”的完全遗弃，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性重建，更是人们更加主动掌握自己命运、塑造一种健康生态人格的必要表现。#p#分页标题#e#
活跃于19世纪中期与晚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已有所分析与预见：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强调人作为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决定了人不应以自然界的征服者、统治者自居，而要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员，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这个有机体中能动地发挥巨大作用的部分。二是人不仅作用于自然界，也要受到自然界的作用。人是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脱离自然界的人，同脱离人的自然界一样，都是空洞的抽象，现实、事物、感性都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人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人对自然界的不恰当的行为会引起自然界的无情报复。人与自然界的互动行为，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②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实践观包含着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审美观的理论指导与重要资源，对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与生态人格的重新定位以深刻启示：就是引导主体自觉追求生态觉悟，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强化生态环境意识，提高爱护、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
事实证明，“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崭新形态的审美观念，它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是与人类生存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对自然的滥伐与破坏，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其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突破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时也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力主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普遍共生”。①由于生态审美观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因此同生态哲学、生态人格的塑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只有通过逐步把握对象世界与自身活动的各种规律和规律系统，使自身的生态活动与对象世界的运动，形成符合生态审美规律的耦合并进，更自觉地维护生态美和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才能使大自然中的真与美成为人类精神生态的永恒，才能使生态审美要素真、善、美、益、宜在有机结合中全面升华，人类家园才会实现真与美结合，进而实现与其他价值要素的统一与和谐。
四“就社会内部来说，生态思维就表现为任何一个个体的存在依赖于其它个体和群体的存在，同样，群体或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每一个个体的发展。个人和社会这种依存共生关系，并以此作为问题处理的方法，就是一种生态思维。”②生态思维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统一性、丰富多样性和开放循性，它倡导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济，开启了一种新的整体论思维方式。今天，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或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正把全人类的力量整合起来，但这种整体力量正通过工业扩张，以更强的力度破坏着地球的生态环境。“现代性所张扬的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虽因“冷战”的结束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了抑制，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非但未得到抑制，反而得到了加强。而这种加强了的扩张性和宰制性又随时可以再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当地球资源、能源、淡水都严重短缺，适于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趋紧张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又会一触即发。人类若仍还一味张扬自己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就可能自毁于生态灾难之中。”③早在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就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卡逊指出，一条是舒适的路，即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所坚持的经济无限增长、最后引起生态危机的灾难之路；而她所说的另一条路，则是唯一可选择的保住地球环境的生态文明之路。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的最后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卡逊与汤因比以其远见卓识，从当代生态哲学的“生态圈”的理论高度，再一次提出了人类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给人类以深刻的警示。直面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今天人类之深陷生态危机与人类不再对任何存在心存敬畏———与现代人类生态人格的缺失密切相关。人类若想从生态危机中走出来，想安全地在地球上自然地生活着，就必须对原本该对之心存敬畏的自然心存敬畏，就应当培养生态思维，否则，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所激励的生活潮流的巨大惯性会把人类抛进毁灭的深渊。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唤起人类的“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即对人类自身之有限性的体认，从而才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需要强调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脱不了与现代生态危机的干系，就因为它缺失生态人格。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提倡敬畏天命，从而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西方中世纪人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而培养德性、惜守道德规范，从而抑制贪欲；现代西方人释放了自己的贪欲。
贪欲的理性化释放带来了现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也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成就与危机并存的今天，成就常常掩盖了危机，所以人们不知道，必须抑制贪欲，才能真正地走出危机。出现了生态危机，生态人格也便应运而生。个体往往仅当迫于舆论和社会的压力，才循规蹈矩，有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的敬畏者会更严格地遵循特定的规范。①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②这说明了人类的认识、生存实践与自然的形成、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古代由于生产实践水平的落后对人们视野的限制以及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决定了人们对自然附魅的认识，人在自然面前既小心翼翼，又无限敬畏，人与自然处于感性和谐阶段；近现代由于商业经济的推动和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数理实验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及过分张扬，这一切决定了神性的自然逐渐隐退，自然的祛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自然失去了往日神性的光辉，沉沦为支离破碎的物料，人类变成了神性的无畏的上帝，人与自然关系出现断裂；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的异化所造成的生存危机，物理学、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发展所提供的最新成果，以及有责任感的人文主义学者对人类行为的批判性反思，自然之“魅”又重新出现。可以说，“自然之“返魅”是对自然之“祛魅”的辩证扬弃，是对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主客二分的僵化思维模式进行的批判，是对主体性过分张扬的纠偏，是对古代自然神性的理性回归，是西方经过理性反思之后的一种更成熟的选择”。③可见，生态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地认识自然、感受自然、理解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在农业社会，生态人格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在工业社会，生态人格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意识。人类发展史上的这两种生态人格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格。#p#分页标题#e#
生态危机呼唤生态思维，呼唤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格。“作为生态文明中孕生的一种根本不同于本体思维的新的思维方式，生态思维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二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一种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定向，把对局部的思考纳入到对整体的思考之中，遵循着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认知模式，强调世界是以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方式存在的。”④因此，从生态思维审视，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必须能动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同时，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性存在应该珍惜养育着人类的自然界，自觉地承担起修复、治理、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的责任。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更需要有主体道德的参与，需要从价值上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识，形成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格。从现实理论发展的表面角度来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一种价值实现方式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的社会效用在于：“以求真为特质的科技知识型为基础的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需要以求善的道德价值———生态人格，为其提供正当性的价值辩护，失却价值合理性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具备达到生态文明社会的美境界的。生态文明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亦或是政治文明的理性表达的方式上，都体现着生态人格的价值内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注重整体的协调发展，以实现共赢，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权利与自由，也有保护自然的义务与责任：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继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不能急功近利，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暂时发展，从而以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良知’与‘生态良知’，”①使人们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契合了人民大众对真、善、美的追求。
“生态人格的塑造作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保持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之一，必然要求人们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要求把这些关系置于道德和理性的思考之中，科学理性地把握这些关系，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渗透于科学精神，使科学朝着生态化、人文化方向发展，养成生态化的绿色生存方式，提高人们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和生态道德素质，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奠定基础。”②当然，今天我们重塑生态人格并不是引导人们抛弃科学技术，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追求科学，树立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弘扬人文精神，把求真与求善结合起来，达到自然之美，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因此，真正意义的生态人格蕴涵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一种生态思维的锻炼。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当前，人们往往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忽视人文知识的积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的提高，这就容易造就“单向度的人”，从而必然对人、社会及自然缺乏一种人性化的科学认识。人文精神则强化了人对真善美及其内在和谐性的自觉追求，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这是一种生态审美的提升，更是一种生命境界的升华。无疑必将为我国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先导和文化力量。结语生态人格不仅仅是道德观念范畴，更是实践范畴，是知行统一的道德人格样态。生态人格塑造的目的就是要培育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培育以对自然世界进行审美直观为特点的诗性智慧，培育具有生命整体精神的栖居意识，由此还给人类一颗懂得敬畏和热爱的心灵，一个有情感和有灵性的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使我们的社会进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