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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爱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由此引发的自然生态灾害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明确列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因而“生态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开始受到众多领域里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国世居着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下，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生态文化，这些独特的民族生态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关系，有利于寻求解决现阶段生态环境问题之路。笔者通过对近10年国内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实反映学界的研究现状，并为进一步研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研究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一词是随着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1］(7～8)。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多个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袁国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认识，也包括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的经验性感知，当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各民族在谋取物质生活资料时由客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主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文化类型和模式”［2］。廖国强、关磊在比较“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区别与联系中，指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具体内涵，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态观的基础上”，“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内涵丰富、各具特色，许多学者都展开了对不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廖国强、何明、袁国友系统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领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态文化以及朴素而深邃的生态伦理观［1］(19～144)。郭家骥对云南少数民族藏、纳西、白、彝、傈僳、普米、独龙、傣等民族的传统生态保护文化进行了阐述［4］。王永莉探讨了西南地区彝族、藏族、苗族、壮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及特征［5］。一些学者还展开了对某一个特定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内容的详细深入研究。如刘荣昆从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饰、饮食、傣寨、文学、音乐舞蹈等七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傣族的生态文化［6］(8～31);葛根高娃详细解读了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7］(14～176);杨红阐述了摩梭人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观［8］(60～96);王紫萱系统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态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态文化［10］(79～461);等等。学术界普遍按照文化学的分类标准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划归为三类: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观念文化，许多学者都选取了微观研究范式，具体阐述这三者中某一个维度的内容。
1．传统物质生态文化研究。物质生态文化意指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物质生产手段和消费方式等。崔献勇、海鹰分析了与维吾尔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剖析了维吾尔族的生态物质文化具有适应性、实用性、稳定性等特征［11］;廖国强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刀耕火种农业中蕴含的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12］;戴嘉艳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的农耕村落为个案，分析了达斡尔族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文化［13］;梅军、肖金香分析了黔东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就地取材的节能手段、可持续开发的建筑构造四个方面所体现的科学性及合理性［14］。
2．传统制度生态文化研究。制度生态文化意指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社会机制、社会规约和社会制度，主要包括蕴藏着生态思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族规家法、古代法等。刘雁翎认为，贵州苗族环境习惯法为保护苗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起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基础作用［15］;康耀坤认为，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与西部环境资源保护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16］;白兴发阐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传统习惯法规范与生态保护的关系［17］;奇格、阿拉腾、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讨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3．传统观念生态文化研究。观念生态文化意指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各种思想情感和价值体系，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生态观及民族传统文化，如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民间艺术、谚语格言中的生态意识等。董淮平认为，佤族传统生态观的本质属性是将自然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它表现为对于动植物的亲情、对于大自然的感恩意识以及利用资源的责任体系三个层次［20］;王立平、韩广富揭示了体现在蒙古族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风尚习俗中的生态文化观［21］;梁正海从民族学的视野深入解读了土家族生产型、宗教型、规约型、隐喻型四种类型传统生态知识的特定内涵［22］;张慧平运用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原理和理论，系统研究了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态意识［23］。
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成与少数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经济状况、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王立平、韩广富认为，蒙古族生态文化是从古代蒙古族所从事的游牧和狩猎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蒙古族生态文化思想观念形成的最初信仰基础是萨满教［21］。权小勇认为，侗族生态文化形成的原因有三:“其一，侗族属农耕民族，传统的农耕生产决定了侗族生态文化的形成;其二，自然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侗族生态文化的保持;其三，受汉族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24］张晓东认为，在藏族生态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苯教的信仰;二是生态环境的制约［25］。王紫萱探讨了古代蒙古族生态文化生成的原因:特定的生存环境是物质基础，萨满教、藏传佛教是其精神因素，习俗禁忌的约束、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是制度保障，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客观环境的物质需求是其现实基础［9］。宝贵贞在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形成的主要来源［26］。冰梅以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动物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剖析了蒙古族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中动物这个核心环节的生物学属性及其衍生出的精神内涵，追溯了动物在草原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及作用［27］。#p#分页标题#e#
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评估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薛达元所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揭示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持续利用方面的特别价值［28］(6～16);黄绍文、何作庆揭示了哈尼族传统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对哈尼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积极影响［29］。
2．生态保护的价值。刘舜青和赖力以贵州施秉县屯上高坡苗寨的山林管理为个案，探讨了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和经验在山林管理和保护中的重要作用［30］;黄柏权指出，西南地区民间生态知识对西南地区森林的保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具有启示意义［31］;杨红探讨了凉山彝族生态文化对于保护凉山彝区的生态环境及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32］。
3．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廖国强认为，少数民族物质生态文化可以为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精神生态文化可以为塑造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内源调节机制”提供借鉴［33］;刘荣昆探讨了傣族传统生态文化对傣族地区及傣族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34］。4．维护生态安全的价值。杨庭硕所著《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为依据，证明各民族文化中确实蕴含了较之于现代科技并不逊色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地方性知识在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上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35］(85～91);罗康隆以贵州麻山为例，探讨了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36］;梁正海、柏贵喜以湘西龙山县苏竹村为个案，探讨了村落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地区性生态平衡和区域性生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37］。
四、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变迁及创新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异。吴丽娟阐述了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工业文明下所面临的体系危机和变迁压力，并从生产方式位移———生态环境变异———生态文化变迁的三维转换模式出发，剖析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出了能推动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有效变迁的对策与建议［38］;薛熙明、叶文以滇西北三个民族社区为案例，对当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的生态文化变迁形态进行了比较性解读［39］;李学术探讨了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政策失误、市场经济条件下劣性文化的冲击、经济开发缺乏生态制衡机制、生计变迁的影响、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朴素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更替的影响［40］。一些学者还专门研究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某一具体层面的变迁，如刘雁翎研究了贵州侗族环境习惯法的历史演变［41］，乌云巴图研究了蒙古族生态观念的变迁［42］，等等。虽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确性的要求，必须实现向现代科学自然生态观的转换。袁国友认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维持的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脆弱平衡，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要确立中国少数民族科学的现代生态文化观，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现展和转换中的制度化建设，在物质层面上使少数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实现由传统的粗放型和数量型向现代的集约型和效益型的转变［2］。闵文义认为，民族地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43］。刘亚萍、金建湘和程胜龙探讨了壮族森林生态文化在发展当地旅游业中的传承与创新［44］。冉红芳阐述了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生态文化的当代调适［45］。王景迁、于静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的传统生态文化向现代生态文化转换的三条主要途径:建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与自然观，转变生态理念，完善生态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46］。田红以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砂田农耕体制的扩大利用为例，提出了有关本土生态知识推广与共享理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创新:砂田耕作体制本身的创新;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而提出的创新;推动传统砂田耕作体制与科技接轨，实现砂田的升级换代［47］。
五、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保护研究
基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价值，学者们开始不断探讨有效保护与传承这些珍贵遗产的具体措施。
1．传统策略必不可少。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必须要加强立法保护、政府保护及编写乡土教材等。崔献勇认为，要保护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的生态文化必须与保护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澄清认识，更新观念，采取政府保护、立法保护、分类别保护、教育保护等多种保护手段［48］。王孔敬探讨了西南苗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传承的必要性和对策:必须实现传承方式多样化，健全传统生态文化管理机构和保护队伍，健全相关法律和法规，等等［49］。王希辉以石柱土家族黄连种植为例，阐述了少数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的策略:如唤起社会关注、培养人才、编写乡土教材、成立生态村等等［50］。
2．在开发利用中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应该在旅游业、农业、林业等行业中得到大量利用。林庆认为，发展弘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必须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等［51］。王明东认为，要实现独龙族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展生态农业、开发得天独厚的经济林果资源和牧场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等［52］。
3．保护文化生境。安颖认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形成的生境和自然基础，各种文化生境的差异性孕育了生态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因此，有效保护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保护与恢复其文化生境，只有这样，才能整体地和永久地保存生态文化的生命力［53］。
六、简要评述与展望
从前人研究成果来看，近10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在成果数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视角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研究成果涉及生态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林学、环境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们运用多学科多角度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与田野实证研究并重，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也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许多问题都有待向纵深推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p#分页标题#e#
1．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理论总结少。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成果在面上和量上都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大都以论文形式问世，专著较少，系统深入研究不够。研究成果大多是对不同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表层研究，没有深入挖掘其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没有把握不同民族的特殊生态认知与利用体系。具体研究中深层次分析不足，如部分学者虽然探讨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策略，但由于没有在具体的调研点作细致深入的微观考察，部分对策难免过于空泛，缺乏可操作性。
2．研究方法有待改进。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虽然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但跨学科研究深度不够。具体研究中多以单一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缺乏，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不能有效结合，微观社区的参与观察成果不多。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涉及民族学、植物学、动物学、环境学、生态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只有逐步加大综合研究力度，灵活运用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方法，才能使研究全面而系统化地推进。
3．研究内容不够全面，许多领域有待开辟。我国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都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生态智慧，但目前学术界对55个少数民族的关注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对部分民族如苗族、傣族、蒙古族的重视相对较多，而对部分散居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在许多领域也有待拓展，如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机制探讨，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应用，历史古籍中生态文化的考证整理，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之间传统生态文化的比较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