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与技术革新生态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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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与技术革新生态化的关系

 

1生态文化与技术创新生态化:概念与内涵   1.1生态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从历史上看,生态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人类技术发展状况是直接相关的。1982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21世纪的全球性课题和人类的选择”大会上,罗马俱乐部创始人A•佩切伊曾指出,人类通过技术圈入侵、榨取生物圈的结果,破坏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即提高对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的挑战和责任以及对策略和手段的理解,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1]。国内学者余谋昌先生把这种“文化革命”所形成的文化称为生态文化[2],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狭义上讲,生态文化是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广义上讲,生态文化是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3]。一般意义上,生态文化是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其核心是倡导一种共生与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价值观对生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种‘方向盘’的作用”[4]。凡符合这一价值观要求的文化内容,都可称之为生态文化。生态文化要求重新审视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合理性,系统反思现有文化所具有的环境破坏性,及由此带来人们观念、制度、伦理、行为等各个层次的调整和改变。由此来讲,生态文化首先应是一种创新文化,要求以生态取向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取代现行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适应于当代环境问题的具体的生活样式。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及生态文明等一系列理念纳入政治舞台,生态文化也逐渐具备了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生态文化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使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为群体所共有,使一切符合这一理念的行为成为社会风尚,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凝聚起一切可能的力量,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乃至其他社会目标的实现。   1.2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概念和内涵   生态化是指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5]。它是一个涵括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整体性战略。其中,技术作为最物化的层面首先受到人们的关注。1962年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等现代技术。卡逊以翔实的事实深刻论证了化学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其后,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质疑和批判的目光指向了现代科学技术,并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技术创新体系割裂了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忽略了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效益的关联,而将技术创新的价值限定在狭隘的个体层面上,并因此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技术创新生态化作为技术发展的当代转向,也由此承载起人们对技术的新的期望。一般认为,“技术创新生态化是对传统技术创新理论的一种全新诠释和定向改变,它要求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全面引入生态学思想,考虑技术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和作用,既保证技术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要确保环境清洁和生态平衡,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又创造生态价值,最终目标是协调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终极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6]   当前,技术创新生态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今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日益严峻,自然灾害、社会风险迭出的情况下,只有将技术创新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树立新的生态价值导向,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也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进而有益于自己的长期发展。世界各国在反思传统的技术创新的固有缺陷和不足的基础上,纷纷提出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框架。1994年,美国政府《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技术》报告,提出绿色技术要有利于实现国家目标,绿色技术创新的核心是预防而非治理,并制定了促进绿色产品生产技术与出口的战略,以图加强同欧洲和日本在绿色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德国政府把绿色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门类,致力于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其成功范例之一是耗电少、辐射低、使用材料种类少且便于回收利用的“绿色电视”。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在1993年就制定出绿色技术创新计划,并被列入联邦重大科技计划[7]。生态化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各国争夺的一个制高点。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本质是以生态价值为核心,实现科技价值的生态重构,它将科学技术视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一复合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价值不仅在于人类需要的满足和人类福利的促进,而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并增进整个系统的平衡。推行技术创新生态化,既有助于技术创新中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进而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2生态文化与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比较   如上所述,生态文化和技术创新生态化都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并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理论此,但二者并不是同一的,而具有其内在的不同。   2.1生态文化与技术创新生态化具有不同的主体   生态文化以和谐共生为核心追求,但和谐与共生绝不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而需要双方乃至于多方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构建。从现实来看,现代生态文化的反思和构建主要源于人文学者,正是他们对人类文化及其时代问题的深刻洞察,成为生态意识觉醒的起点。但生态文化不是某一群体、某一领域的事业,而是一个社会整体活动的结果,生态文化也只有弥散在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等广阔的领域中,融入人们的生活工作中,成为他们自觉的选择,才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人文学者、环保组织、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都是生态文化当然的主体,通过他们各自的社会活动拓展和丰富着生态文化的内容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实现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生态化的主体。企业不但要具有生态化的经营思想,还要具备技术创新生态化实践的能力,并贯彻于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的各个环节中。但由于技术创新生态化价值关注的广泛性和公共性,作为具有利益驱动的经济实体,企业不可能独立成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主体,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环保组织乃至社会公众也都是应然的主体,并在其中承担着同样而不同一的责任。其中,政府通过政策性引导成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核心推动力,大学、科研机构等为其提供知识和能力支撑,社会公众则以其意愿和消费选择成为这一活动的压力和动力。#p#分页标题#e#   2.2生态文化与技术创新生态化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内容上看,生态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不但包括生态文学和艺术,还包括科学、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等,涵括人类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广泛领域。相对来讲,技术创新生态化首先是企业在特定条件约束下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生态化选择,是一种物质形态的生态文化实践,涉及面较为狭窄。从目标上看,生态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确立和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更多地强调精神层面自觉与自律,其目标指向人类整体,相比之下更具公益性和利他性。而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虽然具有较为广泛的价值关注,但企业自身具有明确的自利性。正是为了某种潜在的利益回报,企业才主动地投入资本,成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实践主体。从发展途径上看,生态文化遵循的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宣传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而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实现,不仅要依据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考虑技术开发的可能性,还要遵循市场需求,考虑技术开发的成果,进而通过生态价值观考察其有效性。总体上看,技术的发展状况与生态文化的价值选择决定技术创新生态化实现的状况和程度。从发展速度上看,文化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其形成较为缓慢,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涵括多重主体和多重利益的文化形态,其发展尤其受到多重约束,但其一旦形成,就会从价值规范、制度设计、生产方式等各层面对人产生较为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相对而言,技术创新生态化作为物质文化领域的一种变革,具有较为明确的发展路径,也更容易得到有效地推进,其发展速度也将快于一般意义的生态文化,但由于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其影响既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存在一定的限度。   3生态文化与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关联   3.1技术创新生态化是生态文化的基本要求   生态文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然要求我们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难困境。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化重新界定了生态与创新的关系。在生态文化的视域中,生态提供了创新的前提和归宿,创新具有其特定的生态意义。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通过创新探索新的发展形式,创造一种充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模式,是生态文化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实际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环境问题产生的背景不是过度工业化,而更多的是源于贫困和发展不足,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物质需求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能力较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既能引导经济发展又能保护环境不受破坏的生产方式还远未成熟。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约束更为严峻,而与这种资源禀赋相应,我国目前主要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作为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我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这种状况,使得我国政府和企业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状况下,往往做的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选择而非互利共赢。这种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生态文化建设必须是积极的,必须在满足人们合理需要的同时,化解民众对富足生活的普遍追求与人口、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之间的矛盾。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生态化是不可能做到的。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沟通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两大系统,涵盖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两大主题,它提供了把生态环境纳入产品成本、建立生态良好的经济体系的可行性路径,从而使得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可能。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广泛推行,可以切实改进传统的生产模式,建立新型的清洁生产模式并向各个产业区域中渗透,将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为社会提供生态产品,并由此推动社会消费的生态化,构建起与之相应的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为生态文化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的生态化及其扩展,既是生态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成为生态文化发展状态的指示器和量度指标。技术创新生态化一旦成功实施,就会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形成一种可以供人们选择的具有生态意蕴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作为一个有形的物质载体使其内蕴的生态文化直接传播开来。在国民经济的关键与核心领域实现技术创新生态化,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和国家运行的基本需要,就可以奠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框架,引导一种生态化的生存方式。   3.2生态文化是技术创新生态化实现的保证   首先,生态文化提供了技术创新生态化的价值观共识。“一种技术的改变将涉及到整个技术体系的基础。”[8]现实实践中,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许多污染和低效的落后技术还没有及时淘汰和升级,而即使是那些已经引进和开发了的先进的环保节能技术,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应用和推广。究其原因,在于技术使用是一种文化现象,受精神状态、价值观乃至个体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当前人们价值观念中生态关怀依然缺失的事实,导致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动机匮乏和动力不足。生态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追求的价值追求,既为各种清洁高效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土壤,也为各种形式的创新提供了价值观引导,并藉此架构一种与其相应的技术形态———生态技术。生态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将推进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和个人围绕环境问题展开有效互动,克服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惯性,创设生态技术创新尤其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生态创新的良好条件,从而促进生态创新的涌现,推进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进程。   其次,生态文化塑造了技术创新生态化运行的制度空间。技术创新生态化广泛的价值要求和利益关切决定了其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如果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安排,企业很可能由于不计环境成本而成为市场竞争中的胜者,进而产生逆向淘汰,消解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经济动力和利益牵引。因此,技术创新生态化需要市场机制的激励,更需要政府的规划与引导,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构建一个由社会各界参与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社会空间是技术创新生态化实现的基本条件。通过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的理念自上而下地固化到制度体系中,渗透到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利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绿化”其思维,建立健全环境法律规范,制定有利于生产、消费方式生态化发展的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及措施等,并通过制度的真正实践,使技术创新生态化以最适合具体国情的势态前进。#p#分页标题#e#   其三,生态文化形成了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实践平台。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链条,不但要求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而且要求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及其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广泛合作。生态合作的缺乏与绿色消费动力的不足,往往是导致技术创新失败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在高度的生态文化规制下,企业个体即使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选择与其他企业合作治污,自发参与清洁生产,因而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经营[9]。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化是企业生态行为的粘合剂,是企业开展生态合作、发展循环经济的平台和引导。生态文化融入企业,将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决策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的观念和行为,转变和创新环境观念,并通过观念上的创新激发企业自身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促成区域层次各种类型的生态合作活动,推动生态技术创新的实现。   4结语   在当今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态文化和技术创新生态化作为承载人类可持续发展理想的新理念而被广泛关注,但相对来讲,人们更多地关注二者的差异甚至将其对立起来,忽视物质与精神、技术与人文的统一性,割裂生态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或片面追求原生态的自然保护,或片面追逐经济增长,而对其内在关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辩证的分析,并由此导致低效的生态实践。我们认为,技术创新生态化与生态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其本质是物质领域的一种积极的生态文化实践。生态文化在社会各领域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会引起人们生产生活领域的实质性转变,解决技术创新生态化中存在的生态观念缺失、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技术创新生态化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生态文化实践,其成功实现也将为生态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依托。相比而言,技术层面的变革比文化层面的变革更容易,技术创新生态化的节奏和速度也将快于非物质领域生态文化的生成,为社会生态文化发展提供动力牵引和物质支持。正如尤金•哈格罗夫所讲,“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出那种既能控制自然,又能避免不可预见的副作用的技术能力,对自然的保护不应该建立在关于生态科学的有限性这一推测上,而应该更为积极地建立在我们的环境价值观上。”[10]严格地讲,并不存在百分之百安全的技术,技术创新的生态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期望的目标,存在着诸多风险甚至异化的可能性,必然需要生态文化的调适、规范和约束。就现实而言,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生态文化和技术创新生态化之间的一致性,又要把握其差异,并在这种深刻关联中把握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