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文化建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当前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不仅在于改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本身，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应树立正确对待自然的观念。要彻底摆脱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也是和谐文化建设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作为和谐文化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的生态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础内核和价值观指导。为此，建设生态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和引领，以良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取向，以谋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目的，把生态价值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各个方面，在全社会倡导并实现绿色生产、低碳生活、健康消费，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自然观 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在一切问题的首位，认为它是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及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界两个方面。这种关系，既影响着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影响着除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化，成为自然界演化发展中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界和谐的历史观，反对自然与历史的对立，主张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人类要在自身的实践中，持续调整自身和自然的关系，改变自身对自然野蛮掠夺的行为方式，在环境危机中，人应当承担完全的责任。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有外在关系也有内在关系。“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123。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无法摆脱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法摆脱对自然的内外依存关系。“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1］167。可见，人类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因此，必须确立有机整体生态文化价值观，克服西方社会长期在生态文化上秉持的“主客二分”和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错误观点。 其次，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同时，在与自然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形式连接的过程中，又始终渗透着一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有人才能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2］18。而这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67。恩格斯也同样认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305 如果人过分相信对自然的支配，必然导致自然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305。可见，作为具有理性和认知能力的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遵从自然秩序、自然规律。 再次，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矛盾运动的外在体现和形式属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必须以人与人关系的制度性基础存在为前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确立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以实践为出发点，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对人的优先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统一，人和自然协调一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3］35。 因此，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也直接影响着人同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并不一定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但是，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却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了极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造成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生产的目的是利润，为了获得利润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资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是资本的本质。这种无休止扩张的结果，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必然会带来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由于“‘资本对不变资本的节约’这一规律，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往往得不及时有效的治理。而且，由于山川、大气、河流的公共性质，资本会让社会来承担因排污所带来的污染损失，这就是资本经济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8］254。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来，影响人类发展的生态危机来源于自然的异化。而自然的异化，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人在社会中的异化。要克服自然的异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克服使其产生异化的社会异化。“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变革”［2］30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建设生态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p#分页标题#e# 二、体现科学发展与和谐理念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面，也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首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均反对“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观，反对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孤立的过程，在理论上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中所蕴涵的人与人的代际关系，从生态文化的视角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种新契合，其重要性在于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考量，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人类要尊重善待自然，对自然尽人的道德责任，从道德角度思考问题并进行社会实践，进而确认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肯定了生态文化观念对人类发展的基本价值。其次，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均突显了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与人的解放思想是统一的。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294。这里所说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是指每个人的能力全面提高、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需要不断满足、人的社会关系丰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生态环境，使人类的发展始终与自然承载力相适应，追求经济增长和自然的和谐。再次，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均明确提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又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生态规律，以维持“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整体效益，只有三者的和谐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其中，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用是前提，经济系统的发展是保障，社会系统的有序是目的。正是在这一综合系统中，人与环境的价值关系才能得到真正的回归。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还要建设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文明，通过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永续发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基础和依托。 三、坚持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特色 建设生态文化，必须坚持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存在时代局限性，但其中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仍值得借鉴和思考。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强调天、地、人为一体，天道与人道、自然界与人的一致性，追求天、地、人整体的和谐，主张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统一，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这种万物和谐、彼此相联的整体和合观，与西方哲学中心物二分、主客对立的二分法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就其基本问题探究之执着，涉及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世界其他各国同类思想史所无法比拟的，以致其众多思想至今仍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5］42。 首先，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和合观。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自然环境与人、天道与人道、神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中又以自然与人为的关系最为重要。老子用道来概括天地万物、宇宙的总根源，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妙合而成的。老子还把天、地、人等宇宙万物连贯为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及后来的道家学者，皆一致肯定了万物和谐性、依存性，指出宇宙、天地、万物和人类共同生存，万物与人休戚相关。庄子则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第二十六章:“今夫天，斯昭昭之明也，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淹，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龟、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易经》从乾(天)、坤(地)两卦出发，强调了人类和所有生命的生存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佛家认为无论是无生物、生物、还是人，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之法的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人类如果随意破坏环境，毁灭生命，就会扰乱“生命之法”所形成的生命现象的秩序，而对所有生命造成危害，人类也会得到因果报应。池田大作认为:“佛教就是把自然的包罗万象和一切众生普遍存在的生命之法，作为自己根本的宗教。换句话说，佛教的第一宗旨是要做到跟宇宙和生命中存在的‘法’相一致，并从中指出人和自然走向融合、协调的道路。”［6］382中国古代哲学这些“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和合观，反映了人类早期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朴素思想。 其次，坚持尊重自然、节用裕民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旨在于探讨天地与人类的关系，探讨天地万物共存共荣的普遍规律。如上所言，道家哲学关于人是自然界即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应当效法自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万物平等和尊重、热爱自然的道德情感。《庄子•秋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儒家哲学也强调天地自然的地位和价值，如《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之生命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人应当像天那样对待生命，对待一切事物。《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语•雍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些观点既有美学上的情感体验，又有伦理学上的自然关怀。把自然界的天、地、山、水和乐、礼、仁、智这种德性联系起来，体现了人对天地自然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与热爱。正是因为天地自然“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特质，我国古代人们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时，主张要“适时”而“有节”。炎帝“神农之禁”规定:“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理，以成万物。”大禹“禹禁”中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六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长。”公元前11世纪，西周《伐崇令》:“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用法令形式来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管仲从管理治国的高度来强调环境保护，如《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人，左足断，右足人，右足断。”可见他对资源保护的重视。荀子的论述则包含了内容更为广泛的自然环境保护方面的“节用裕民”、“节流开源”思想。《荀子•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承认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对自然要怀有尊重和爱护的情感，适度适时地开发和利用。#p#分页标题#e# 再次，坚持参赞化育、仁民爱物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肯定人是天地一物，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较高的价值，人在天地之间占有主导地位，这一认识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老子虽然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在人类活动中尽可能地少一些人为的因素，但也十分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如《老子》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荀子从人与无机物及其他有机物的异同，来论证人的价值，如《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蒙培元认为，“荀子和其他思想家一样，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提倡人的主体性。但这绝不是人类中心论。他所说的‘义’，是一个价值理性范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7］28。人之所以为“贵”，并不是居于万物之上，对万物实行暴力，而是关爱万物，养育万物，完成“参赞化育”之功，“贵”固然体现了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在于自觉地进行理性反思，将自己的人心仁性推之于万物。《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将人的道德情感推之于万物，实现普遍的生命关怀。这种生命关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性的真正实现。参赞化育、关爱生命既是一种伟大的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性。 四、坚持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色 建设生态文化，必须坚持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色。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手机和互联网迅速普及，当今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日益明显，各种生态文化思潮相互碰撞，使得人们的生态思想观念已呈现多元化。 首先，吸收包容当前西方各种生态伦理文化的合理内核。当前西方生态观包括人类中心论、动物福利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整体论以及建立在这些理论之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生物区域论和基于东西方宗教传统之上的各种观点，各自代表了生态伦理学流行的不同理论倾向。 对自然价值和人对自然责任的研究是决定自然是否具有获得道德关怀资格的依据，而这两者又是建立人对自然道德规范的前提。站在不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得到的结果必然不同，由此制定的道德行为规范也必然不同。生态伦理学内部不同的流派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产生的。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者不承认自然界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因而不认同人对自然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动物解放论者和动物权利论者认为是否有感受能力是判断内在价值的根据，而这种能力只有人和某些动物具有，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道德关怀的资格;生物中心主义者则认为一切有生命之物皆有内在价值，都具有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而生态中心主义者则要求承认一切自然存在都有内在价值，他们主张道德关怀的资格应该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一些持盖娅假说的哲学家甚至提出了地球乃至宇宙的权利高于生活于其上的生命的权利的主张。因此，各流派在建构道德规范上存在差异就不足为奇了。此外，道德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使得它的建构并不完全取决于价值观和伦理观，还需要与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形态相适应。尽管如此，各种学说在道德行为规范的建构中仍然具有共同性，而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道德境界层次上。在不同的生态价值观和伦理观下面，可以存在某些共同的环境道德行为规范。可见，环境伦理不同的理论观点都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个方面提出的，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同质性。这种合理性和同质性构成了各流派沟通与融合的前提。目前各流派在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前提下，正力图实现与其他流派的沟通与整合，寻求多元共存的可能性。 其次，以马克思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基石整合创新生态伦理文化。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正是人通过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存在物的实践关系，人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人的一种独特的本质，决定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独特方式，通过自然界表现和确证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就是通过自然环境所显现出来的人的伦理。张德昭据此认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确立方式，当人把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确立为与人平等的时候，就会形成对自然界的伦理态度，形成与自然界之间的伦理关系。”［8］ 当然，由于实践的历史性和具体性，通过自然环境所确证的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生态伦理文化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生成、变化。因此，要解决和消除环境主义的理论困境，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实践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主体地位，坚持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基础应该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把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结合起来，把人置于区域共同体内，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通过揭示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协调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规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保证人类利益的繁荣和昌盛。目前人类发展与环境仍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中，人类应当把道德的重心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方面，内在价值既不为人类所独有，也不为其他生物和自然界所独有，它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结构之中。毕竟，人类具有主观能动作用，在这一整体结构中占据特殊地位，人“应当对自然界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成为自然界的道德人和环境管理者，为保障人类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能世世代代在一个生态平衡、资源丰富的地球上生存发展而发挥特殊的作用”［9］。 在这种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既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自然物为中心，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协同进化的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基础之上，既秉持以人为本，又坚持协调、可持续的生态关爱和生态文化目标。总之，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大力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从思想意识上实现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从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重物轻人的发展理念，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转变，树立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要在全社会倡导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荣，以虐待自然(物)、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耻，培养人们对待环境的正确的道德观念，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文化氛围，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发展的文化体系，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使生态保护成为公众的价值取向，养成对待环境的良好道德习惯，形成科学、合理、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把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公众的自觉行动，使生态伦理文化由理念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