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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对生态旅游业的支撑作用
生态旅游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生态旅游的内涵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1]。生态旅游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重新审视自我行为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2]。而国家公园是当今国际社会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不仅能有效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经营和管理模式是世界上公认的解决开发与保护的最好的一种方式[3]。国家公园最重要的是其生态保护功能以及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环境教育的功能[3]。一方面，国家公园不同于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强调的是绝对保护，生态旅游活动在自然保护区内是不允许开展的；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难以包含“荒野”这个现代人极为重视的概念，开展的旅游活动称不上是真正的生态旅游，更谈不上培养国家意识。只有国家公园能够两者兼得，自然和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不是属于哪一个地方，而是属于全国人民，一方面通过国家公园能够保护自然使其永世长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家公园让国民欣赏壮丽的河山并在其中休闲娱乐[4]。因此，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和功能决定了国家公园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国际上也都是以国家公园来支撑生态旅游发展的，通过国家公园的发展，一方面给生态旅游提供了发展的场所，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公园的教育功能，能使更多的人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态旅游，最终使生态旅游从小众走向大众，在保护中发展旅游，在旅游中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近些年来，生态旅游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期，云南省又是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的重点省份，已一跃成为世界上生态旅游爱好者追逐的天堂，而云南省生态旅游业是靠国家公园来支撑发展的。地处东南亚的东盟也是世界著名生态旅游胜地，东盟的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依附在自然风光上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生态旅客前往，使东盟国家成为世界著名的生态旅游中心之一，由国家公园支撑起来的生态旅游产业在整个旅游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与东盟在基于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产业上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又在不少地方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互补和共振作用强，两地在国家公园层次上开展生态旅游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
双方基于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业合作的基础
云南和东盟各国之间具有水陆相连的地理区位优势。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连，边界线长达4060公里，水路与柬埔寨、泰国相接，具有形成生态旅游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区位条件。云南与东盟国家“山脉同缘，江河同源”，具有地缘优势、亲缘优势、人缘优势、史缘优势和文缘优势[5]，这是双方开拓生态旅游市场无与伦比的优势。云南历来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有出境公路20多条。有4条国际河流流经或发源于云南，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是世界流经国家最多的少数国际河流之一，成为东盟与中国天然连结的纽带，在云南境内长1247公里，顺流而下，可抵达泰国；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生态旅游区。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近，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正式文化交流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祖籍云南的郑和其事迹至今仍在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中广为流传，已成为东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云南与东盟水陆相连，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和睦相处，语言相通，民俗相近，社会文化相互融汇，形成较强的社会文化纽带，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也为云南-东盟之间发展生态旅游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条件[6]。地理区位上能使双方生态旅游者往来便捷，减小交通成本；文化上的认同能很好的促进相互理解，减少意识形态上的不必要的麻烦。基于地理区位上和文化相互认同上的优势，使双方国家公园具有良好的地缘和文化上的合作基础。
中国与东盟的国家公园从资源本底上来说同西方国家公园有较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人地对立，他们的国家公园建设之初都是将原有土著居民迁出，国家公园内较少存在人文资源，生态旅游注重的是纯粹的自然[7]。所以他们的国家公园在管理上要考虑的因素少，管理起来比较方便。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基于东方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思想，国家公园在建立之前，内部就早已存在众多的自然和人文相结合的景观，人文社区多，利益相关主体也多，这给中国和东盟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也说明了东盟和我国的国家公园照搬西方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管理模式是走不通的，必须要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途径。我国发展国家公园是摸着石头过河，普达措国家公园自开业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客观上刺激了很多地方政府发展国家公园的兴趣，但同时也导致了商业化氛围越来越严重，如今中国的国家公园发展已走上了一个“十字路口”。而东盟国家的很多国家公园也面临发展与保护的双重矛盾，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双方存在合作探讨的必要。
双方合作的领域
中国与东盟国家公园应该怎么发展，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具体负责在学术层面定期地召开双方专家共同探讨国家公园内生态旅游开发的具体模式，可以设立“中国-东盟旅游学院”。同时设立学院研究基金，以资助双方专家进行具体的研究。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国家公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国际上通行的有国家垂直管理模式、地方自治管理和综合管理三种模式），才能更好地支撑生态旅游的发展；需要研究应该以何种方式才能更好的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让国家公园内的人文社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发展；需要研究国家公园的解说系统及其教育功能；需要研究公众参与国家公园管理的方式；需要研究国家公园的保护机制以及国家公园内生态旅游本土化的问题等方面。一旦形成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将会对双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双方具有合作开发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的地理区位和生态旅游资源方面的基础。通过整合双方各具特色的国家公园旅游资源，联合推出相关的旅游线路，打造统一的生态旅游品牌，统一营销，对欧美和亚太地区生态旅游者来说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例如，我们可以将东盟的一些海景类国家公园同云南众多的山地类国家公园进行整合，共同打造山海大国家公园，强强联合，还可将东盟偏文化类国家公园同我国的高山草甸类国家公园联合起来。总之，通过双方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可以推出众多的不同类型的极具吸引力的生态旅游产品。#p#分页标题#e#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环境意识的提高，中国出现了群体庞大的大众生态旅游者（我们把生态旅游者划分为大众生态旅游者、专业生态旅游者、社区体验生态旅游者、生态休闲旅游者四类），而东盟国家最近几年飞速发展的经济也带动了生态旅游消费群体，两者地理位置相近，来往交通便捷。只要双方国家公园到对方加大宣传力度，政府给与一定的支持，双方互相成为对方的生态旅游海外客源市场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现在中国大陆游客对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理解还仅限于东盟国家的观光旅游和文化旅游产品，而对于东盟众多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知之甚少，这需要对方的国家公园到中国来宣传，打开中国巨大的生态旅游市场。由于中国的国家公园刚起步，因此仅靠现有的条件还不足以吸引东盟国家的生态旅游者，这需要中国的国家公园积极同国内知名旅游品牌绑定在一起，以加大东盟的生态旅游者对我国国家公园的关注。（1）各个国家要建立各自通往各个国家公园的立体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要根据各个国家的资源特点来建设，可以以高速公路为主体，配合航空、铁路、水路等各种交通形式。具体到云南，要以航空为主体，高速公路、铁路为辅的立体交通网络，鉴于云南已修建西双版纳、香格里拉、丽江、普洱、腾冲等机场，现在要做的是尽快开通省内机场之间的航线。打造云南省国家公园2小时交通圈。（2）要尽快打通云南省省内机场至东盟十国重要国家公园依托城市的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要以航空为主体，如果条件许可，可尽快升级云南省内机场为国际机场，开通相互之间的航线，精简通关繁琐程序，使云南省各重要国家公园依托城市能方便、快捷地到达东盟重要的生态旅游城市，打造云南-东盟重要生态旅游城市5小时交通圈。（3）尽快开通云南-东盟重要生态旅游城市与欧美等西方重要城市之间的航空线，增加航班，使欧美等高端生态游客能快捷地到达云南-东盟重要生态旅游区。
云南和东盟之间自古以来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和滇越铁路就是连接双方的最重要的遗产廊道。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形成的一条辐射滇、藏、川西南边疆地区及缅甸、南亚国家的民间贸易通道，沿途留下了大量的线性文化景观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世界认识云南边疆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现在的茶马古道已形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8]。滇越铁路从中国昆明至越南海防，全长854公里，沿途景观优美，也是历史上连接云南与东盟的贸易大通道，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人对滇越铁路有着深厚的感情，滇越铁路虽然在国内知名度不高，在法国却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而双方的一些国家公园本身就是这些遗产廊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双方国家公园可以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廊道在资源保护、市场开发、旅游线路组合、解说系统等各个方面通力合作，开展文化遗产旅游，吸引欧美等第三国高端生态文化旅游者。
鉴于目前双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人才交流甚少的情况，双方应加大人才交流合作力度，取长补短，通过不同层次管理人才的交流，使双方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经营的观念和理念得以碰撞，更新，营销和管理经验进一步得到充实。在人才培养上，依托设立的中国-东盟旅游学院专门负责培养双方急需的生态旅游人才。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很多院校都设有生态旅游类专业，特别是双方的很多林业院校，都具有培养生态旅游人才的良好基础，双方可积极开展师资交流、互派留学生以及生态旅游实训基地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联合培养适合中国-东盟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能力，双方可以互派专家到对方社区进行相关的培训，特别是语言培训，以减小社区居民在接待对方生态旅游者时的障碍。根据无国界旅游的需要，我们应有针对性地讨论和研究对互免签证、互通车辆、自由换汇、关税、信息、安全等方面问题的具体实施和解决办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抓紧出台针对这些亟需领域的旅游法律法规，实现双方互免签证区的全面旅游对接，从而为及早消除对中国与东盟各国公民自由出行的限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9]。构建双方生态旅游信息共享网络，旅游信息共享不仅仅是双方生态旅游资源信息和管理信息的共享，还应该包括构建双方酒店、旅行社、交通网络预订的电子商务信息发展平台。构建双方旅游危机应急处理系统。生态旅游是一项危险性较高的活动，一旦某一方国家公园发生较大的危机，可以通过应急处理系统，迅速调派出相关专家和专业设备进行处理，使国家公园的损失能够降到最小。
构建平等互利的合作保障机制
（1）组建“中国-东盟旅游学院”的学术交流机制。在中国-东盟10+1的框架下，可由双方在昆明共同组建“中国-东盟旅游学院”。依托这个平台，定期召开双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研讨会，以方便探讨解决国家公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学术问题，特别是双方的生态旅游合作理论研究，尽快形成可操作性方案报双方政府批准。（2）政府层面的双边法律、政策机制。首先，可由双方政府牵头，制定并签署《中国-东盟旅游服务贸易协定》及《中国-东盟支持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为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夯实法律基础；并成立中国-东盟旅游委员会。这个法律的框架将会为双方在国家公园层次上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法律保障。其次，双方政府旅游部分要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持，具体到云南，国家旅游局可以考虑在云南成立中国-东盟国际生态旅游区建设领导小组，由国际司牵头具体推进及协调工作，特别是以西双版纳和腾冲县等地作为国际生态旅游合作区建设的先行试点，加快出台旅游要素、服务体系保障等方面的配套规划和优惠政策。第三，双方要在相关的政府会议上形成提案，并做好舆论准备，争取双方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以及争取双方政府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第四，双方政府旅游智库机构要积极研究针对性、前瞻性的生态旅游监管及调控政策，加强全球推广，形成面向国际的“储备性政策”。（3）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人才定期的交流机制。对于企业层面的交流，最初可以由双方政府来制订相应的交流计划，定期召开双方企业交流会；待双方企业达成一定的交流默契之后，政府的穿针引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时可由双方企业自己来制定相应的交流机制，时间设定可以根据需要来灵活设定，形式也要不拘一格，可以是座谈会，可以是参观访问，甚至也可以是互派管理人员到对方国家公园任职。（本文作者：喻江平 单位：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