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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鹏颐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协同效应原本为一种物理化学现象，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分相加或调配在一起，所产生的作用大于各种组分单独应用时作用的总和。经济协同效应是指企业兼并后的总体效益要大于两个独立企业效益的算术和。协同学认为:开放系统通过内部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可形成有序结构，使分散甚至相互抵触的成分转变成有序的整体合力，并形成整体功能，而这种整体功能所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是在子系统层次中不具备的。其中心思想主要是用系统论的方法，以全局视角，对系统内各层次、各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适时调整，使其间关系和谐，从而产生整体增效。生态经济系统包括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衡关系。经济系统以利润作为衡量行为是否理性的唯一标准，所以经济效益主要涉及目前和局部利益;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关系到宏观与长远利益。经济价值标准与生态价值标准之间存在明显冲突。随着经济系统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与环境的不平衡关系也日益激化。生态经济建设正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协同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并通过生态链引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循环型社会，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可见，协同效应是生态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经济建设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经济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取得新的进展;同时生态经济学研究也不断发展，由定性分析开始向定量分析转化，由规范分析转化为实证分析，由均衡分析转化为边际分析。然而我国生态经济建设和研究尚属起始阶段，协同效应应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方面表现为不协同现象。本文基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现状，从理论方法和实践运行两个方面，提出强化生态经济系统协同效应的看法。
一、生态经济系统中两个子系统间的协同
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与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的协同，表现为生态系统不断地向经济系统输入物质和能量，而又消化和处理经济系统产生的各种产物，它既构成了经济系统的基础，又制约着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经济系统的运行通过各种方式反馈作用于生态系统。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复杂过程。其关键技术在于调控系统内各组分间紧密配合，高度组织化，和谐有序，协同运行。
历史上只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效益，造成系统运行不协同，已给我们惨痛的教训;反之，只考虑生态效益而忽略经济效益又会造成另一种不协同。于是许多学者致力于两个系统的协同效应研究。一种想法打算应用定量方法探究其最佳协同点，这就得从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起步。经济效益评估已有常规的方法，于是计算生态效益的创新方法成为研究的热点。Costanza曾尝试评估全球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结果得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33万亿美元，而当年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万亿美元，生态价值远超经济价值，这一成果显示评估生态效益的重要性。由于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多面性，因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也具有多价值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的评价方法。但归纳起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两类:一是替代市场技术，它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评价方法分多种，其中有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二是模拟市场技术，又称假设市场技术，它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其评价方法只有一种，即条件价值法。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现行的许多评估的方法都不甚成熟，亟待科技创新，寻求一个大众公认的、可信的生态效益评估方法。只有评估生态效益找到合适的方法，探究生态经济系统内各要素的定量协同关系才可能起步。再者要探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最佳协同点。尽管生态经济系统内组分十分复杂，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又是多变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研究难度很大，然而探求一种能够客观、真实、准确并易操作的协同定量评价方法还是成为研究的热点。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两点:设计测定系统协同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建立反映协同程度的协调度函数。但是从众多可选的指标中，选择能很好表现系统运行状态的指标是较难把握的难题，许多学者基于区域自然和社会的特征，充分考虑资料的可获得性、研究尺度的大小、研究范围的大小、研究精度等要求，对众多的指标进行测算、比较、分析和论证，力图找出影响系统协同运行的主导因子，试图建立相对全面、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现在已有很多研究报导，想法各异，尚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成熟意见。同样情况，协调度函数的研究，也有十多种思路，出现许多争议。总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性测度尚在探索中，应作为前沿技术，依靠科技创新的支撑，继续深入研究，才可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笔者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以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环境安全为准则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福建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这一方法可以将许多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进行逐步分析比较，解决了大系统中多层次、多目标的决策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的提高，主要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在发挥作用，而资源、环境等生态因素处于滞后状态。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动作用，却因资源、环境等生态因素的滞后，导致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增长缓慢。为此提出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3R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对传统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模式进行根本变革，以求得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协同状态。据此，可以认为发展农业生态经济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践行生态建设与富农增收协同发展的方针。
二、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出版的生态经济学论著，只注重把生态环境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却没有把知识经济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生态经济同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的关系，揭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生态经济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场攻坚战。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可以有效地把握经济增长的量与度，处理好经济适度增长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内涵融入生态系统之中，有利于两大系统结构的内在性调整，并促使其发生质变。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可以促进资源加工利用长链化与精细化，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和产品品质，大幅度地节约自然资源，降低资金投入与劳动成本，实现自然资源的有序供给。我国工农业的资源消耗都很大，按2000年汇率计算，我国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0．43倍。仅仅将我国的能耗降低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我国现有的能源使用就可以使我国的GDP水平再增长一倍。我国粮食产后总损失率在15%以上，大大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5%标准，仅此一项损失就相当于近20年来我国年均净进口粮食的近6倍。通过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突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技术瓶颈，构建节约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建立以节水节地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可以改变高消耗资源为节约利用资源，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高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p#分页标题#e#
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可以产生新资源、新能源、新材料和替代资源，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核能的发展，替代了大量的煤炭、石油等传统石化能源;光导纤维的广泛使用，使得导电金属在通讯产业的资源作用大为降低;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的发展，部分取代了结构性材料中金属所占有的比例;电动汽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世界石油资源短缺的压力;应用新技术勘探矿产资源，使矿产资源储量不断增加。1945年末世界石油仅有剩余探明储量79．5亿吨，而到1998年世界新增加石油探明储量已达到2479亿吨，是1945年末剩余储量的31倍。由1939年到1976年，也由于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许多矿产储量不断增大，世界已探明的钴矿砂由81万吨增加到450万吨;铜矿砂由1亿吨增至3．7亿吨;铝矿砂由2600万吨增加到1．25亿吨;锑矿砂由89万吨增到163万吨。自然资源相对意义上是有限的，一旦与知识资源引发协同效应，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无限的。
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通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掘资源的内在价值，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促进了资源的永续利用。如工业生产中的“三废”和农作物秸秆、牲畜粪便等的利用，大大地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益。然而目前我国“三废”利用率低，钢渣、粉煤灰、煤矸石等综合利用率分别只有84%、48%、和38%，国外最好水平是100%;估计我国每年有300亿元的宝贵资源作为“三废”抛弃。传统种植模式只停留在单一粮食作物生产上，人类只能利用粮食作物中20%的籽实，而75%的其他有机物如秸秆、糠秕等绝大部分白白浪费掉。若充分利用我国粮食作物秸秆，通过微生物发酵或氨化处理成饲料，则可相当于生产2亿吨饲料粮。如果对这些农业废弃物能再作技术处理，提取其更有用成分，那就能大大提高其价值，如水稻和小麦秸秆中获得生物纤维能用于加工木材和一些纤维材料的替代品。据估算，全球每年所产农业废弃物中的生物纤维总量约200亿吨，远多于全球每年1．5亿吨化工合成多聚物的生产量;我国每年可产农作物秸秆约6亿吨，蔗渣和蔗梢约2000万吨，油料秸秆约3000万吨，将其用于加工纤维材料有很大潜力空间。这些说明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既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又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笔者诊断分析了福建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耗水系数、禽畜粪便资源化率、化肥使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农膜使用强度等列入主要障碍因素。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中浪费用水、滥施化肥以及废物再利用不力。采取知识资源与生态经济系统协同的手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据此笔者提出福建农业要尽快建立节水、节肥、废物资源化等技术体系，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走上一条农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同发展的道路。
当今知识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柱，信息化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新特征，信息技术可促使知识资源与生产系统更快地产生协同效应。运用信息技术，如宏观管理和决策支持技术;产业数字化技术;遥感图象处理和解析、空间定位和空间数据管理等改造传统产业，使产业生产、管理、决策和市场实现信息化，更快引发知识资源与生产系统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竞争力。福建的农业信息服务业尚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许多信息组织不健全服务不规范，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由于产前中介服务，尤其是信息服务不及时、不准确，农民一开始进入市场就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分散经营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仍很突出，导致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乏力。这就需要加快组建农业综合信息网络体系，针对诸多农户的需求，在较短的时期内以最快捷的市场信息服务于农户，从根本上防止农产品滞销，达到农户增产增收的目的。
三、生态经济过程中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协同
市场经济在生态经济运行中的主要任务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解决生态资源的合理布局及有效配置，从而取得最佳的生态经济效益。应该把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作为企业竞争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市场的运行实现资源与环境外部成本的逐渐内部化。这种市场运行主要是通过价值决定、供求导向、竞争调节相互关联的机制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务必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联系在一起，在资源产品的市场获益的基础上，重视资金、科技投入节约型经营，建起低耗高效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施行清洁生产，发展“绿色产品”，向节约型经济转变，使企业发展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高质量、无污染的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达到最佳的生态经济效益，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政府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把社会和企业在消耗生态环境质量中的不等价交换，通过市场机制，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责任与义务。但在生态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有其局限性及短期行为等消极的因素。因此，需要将宏观调控机制引入生态经济建设之中，与市场经济机制协同运行，产生协同效应，以克服市场经济机制在生态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消极因素。为此，要多渠道地把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协同起来。首先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务使经济建设不仅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而且严格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把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协同在整体发展目标之中。其次制定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协同运行的各种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技术体系，如建立新的资源价值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生态环境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再如建立生态环境资源税制，变自然资源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实现自然资源市场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建立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保育和生态补偿机制，反映资源稀缺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制定财政、税收、信贷等生态优惠政策，使之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对于保证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仍然不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生态经济实践过程中微层次间的协同
当前在实践生态经济协同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创新构建循环机制，实现“资源—产品—资源”的闭环流程，消除以“资源—产品—废弃物”为主体的开环流程所造成的的负面影响，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出的废弃物不高于环境的容量或自净能力，达到经济和生态相容。其发展层次应从微观、中观到宏观，从小尺度的循环提升为大尺度循环，即从微观企业(农户)内的循环提升为园区(乡镇)的循环，从农业内的循环提升为三次产业间的循环，从园区内的循环提升为区域的循环。当前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中微层次的协同运行，中微观层次是指微观企业(农户)、园区(乡镇)和县域三个层次。微观企业生态经济过程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在本企业内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对余热、余压、余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充分循环利用，实现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零排放。农户生产生态经济过程是以生态学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物质循环原理，组织以共生互利和物质循环为特征的农业生产体系。例如在果园中套种牧草达到提高地力、水土保持的目的，又以牧草喂牛、牛粪种蘑菇和制造沼气，以沼渣作为果园肥料，组成果—草—牧—沼—菌—肥复合经营，形成物质多级循环和能量多级流动的生产过程，既提高生产能力，又增加生态效益，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相得益彰。#p#分页标题#e#
微观企业(农户)是生产的基础，没有基础的支持，生态建设难以成功。但是微观企业(农户)式的经济很难达到规模，生态环境建设受到很大局限。产业园区层次的生态经济过程是以园区内产业之间循环链建设为重点，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传递方式，以生产要素为基本纽带，把上下游共生关系的企业组织在一个园区内，即一个产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弃物作为另一个产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形成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的企业布局，达到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的目的。在广西推行的甘蔗制糖的循环体系是用制糖过程产生的废糖蜜作原料生产酒精，蔗渣制浆造纸，两者的废液制造的复合肥用于甘蔗生产;这样园区是由蔗田系统、制糖系统、酒精系统、造纸系统、复合肥系统连接而成的循环经济生态产业链，这已从农业内的循环提升为三次产业间的循环。园区在一定空间内具有优化利用资源的能力，在生态经济过程中又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其仍受空间与规模的限制，生态经济协同能力仍较脆弱，若再进一步提升，则要进入区域经济循环。区域经济循环层次，以县域为例。县域是具有一定规模生态经济过程中微观层次相结合的自然群体，它拥有一定的财力和资源足以调控生态经济系统，又可发挥经济规模和分散危机等功能。该层次生态经济过程是以县域为单元，应用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寻求协同结合点，建立起生态经济社会体制。它以绿色生产与消费为目标，以生态设计为主要手段，以结构调整、协同发展为主要途径，提高人口素质，减少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调整环境、资源结构，把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生态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上述中、微观的三个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平台。在推进生态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各不同层次相互配合和衔接，协同运行，渐进式推进，才能获得最佳效果。以壮大县域生态经济为例，县级政权作为调控主体，制定整体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实施途径，整合资源优势，推进企业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效益，使其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战场;进一步引导产业集聚，以特色资源聚集项目，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打造独具特色的新型产业园区或示范乡镇，从而形成县级政权—产业园区(乡镇)—微观企业(农户)梯次分明的协同体系，这是壮大县域生态经济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