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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昆燕 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能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一种以能值为测度单位的环境—经济系统综合核算方法[1]，不但可以定量分析生态经济系统的能量流动，而且可以把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能量转换为统一的标准———太阳能值，以太阳能值为统一尺度，将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有机联系起来，量化分析二者的互动演变关系，其研究成果对于调控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政策等都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能值(emergy)指一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2]。任何能量均始于太阳能，故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太阳能值作为衡量某一能值的标准。任何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的太阳能(solarenergy)之量，即为该能量的太阳能值[2]。低质能量通过相互作用和做功，转化为高质量的能量。每单位某种类别的能量(单位J)或物质(单位g)所含能值之量称为能值转换率。由于能量在流动和转化中不断消耗和损耗，所以在系统的能量转化链中，所处等级阶层越高，能量数量越少，但能质逐渐增高，能值转换率也越高。即能值转换率随着能量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能量系统中较高等级者具有较大的能值转换率，需要输入较大量的能量来维持，具有较高能质和较大控制能力，扮演中心功能作用[2]。能值分析首先要做的是应用Odum的能量符号绘制能量系统图；其次是编制能值分析表，从系统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选取主要项目，计算能值，剔除所占比重小于5%的项目；再次，选取主要的能值指标，对系统生态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客观分析系统现状，找出系统存在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
1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基本概况
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包括3个自治州及11个自治县，面积为10.02万km2、占贵州国土面积的56.88%，人口为1565.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44%。其中，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58.24%，高出全省近26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为1088.83亿元、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27.83%，产业结构为“321”型（第三产业比重最大，其次为第二产业，最后为第三产业），主要农作物为粮食、油料及烤烟，产量分别占全省的49.77%、35.19%、42.85%；主要工业产品为原煤和发电量，产量分别占全省的16.11%和19.00%。据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石漠化面积分别为4738.9、7766.7、1786.7km2，分别占国土面积的28.20%、29.65%、5.89%（表1）[3]。
通过《贵州统计年鉴》及相关社会、经济、环境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生态经济系统的主要能量输入、支出方式及能量交换过程和关系，列出主要的能量输入、输出项，计算各类资源能流量，并结合各种资源的能值转化率，将不同度量单位转换为统一的能值单位———能值，编制能值分析表。从表2可以看出，贵州民族自治地区2010年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总能值为2.48E+23sej，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为2.68E+22sej，所占比重为10.82%；可更新资源产品为1.56E+22sej，所占比重为6.30%，主要为粮食、油料及肉类；农业机械化及物资消耗为2.05E+23sej，所占比重为82.88%，主要为乡村从业人员的劳务输入及化肥施用能值输入；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投入、产出量分别为2.32E+23sej和1.56E+22sej，产投比为0.06。在总能值中，黔西南、黔东南、黔南三个自治州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合计为1.71E+23sej，占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总能的值68.95%；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可更新资源产品及农业机械化及物资消耗能值分别为2.04E+22sej、1.04E+22sej及1.40E+23sej，在自治州总能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1.93%、6.09%、81.97%；自治州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量分别为1.60E+23sej和1.04E+22sej，产投比为0.06。
道真、务川等11个民族自治县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合计为7.69E+22sej，占民族自治地区能值总量的31.05%；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可更新资源产品、农业机械化及物资消耗能值分别为6.42E+22sej、5.20E+21sej及6.53E+22sej，所占比重分别为8.34%、6.76%、84.90%；民族自治县系统能值投入、产出量分别为7.17E+22sej和6.42E+21sej，产投比为0.07。在能值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环境资源能值/总辅助能值、工业辅助能值/总辅助能值、可更新有机能值/总辅助能值、农产品能值/总辅助能值、单位从业人员能值生产率、环境负荷率、能值产出率、能值货币价值、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等9项评价指标构建能值分析指标体系（表3），分析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包括太阳光能、雨水化学能和地球旋转能，可更新资源产品指生产的各种农产能值，不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指土壤净损耗能值，工业辅助能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和化肥施用量能值，可更新有机能指乡村从业人员的劳务输入能值。从表3可以看出，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的能值结构中，可更新有机能值占绝对比重，化肥、农药等工业辅助能值所占比重不高，仅为2%左右，表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的形成，主要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劳务输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等工业辅助很少。一方面表明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发展极为落后，基本为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依靠大量劳动力的密集劳动形成为数不多的农产品能值；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产出微乎其微，使得整个农业生态系统提供的能值只能用于（甚至不足以）维持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生存，没有多余的能值用于土地改良、环境治理等系统反馈，使系统不能朝着良性高效运转的方向转化，出现石漠化、水土流失、贫困等生态经济问题。从表3还可以看出，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单位从业人员的能值生产率为1.71E+15sej，仅为2005年中国平均水平的5%（2005年中国单位劳动力人数的能值生产率为3.0E+16sej[6]）。表明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村人口的能值生产率极为低下。劳动力数量大，生产力低，土地贫瘠而量少，就产生了需求大而供给少的矛盾，这是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不能有效运转的原因，也是该地区一切生态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环境负载率为系统不可更新能源投入能值总量与可更新能源投入能值总量之比[2]。即不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与工业辅助能值之和，与可更新环境资源和可更新有机能能值之和之比。该指标能反映地区生态经济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如该指数过大，则表明经济活动强度较大，已对环境产生较大压力，若系统长期处于较高的环境负载率，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功能退化或丧失[8]。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环境负荷率虽然很小，为0.02左右，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的劳务输入能值这项可更新有机能过大，增加了分母的值而使总的环境负荷率显得小，但是其实这样的劳作方式已经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为系统能值产出率与环境负荷率之比。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之间的关系，ESI值在1~10之间表明经济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1]；ESI>10是经济不发达的象征，表明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ESI<1时，为消费型经济系统，系统的进口资源及劳务能值量（IMP）在总能值使用量中所占比重较大[9]。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为5.48，表明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具有潜力，但目前还处于一个低水平持续发展的运转状态。#p#分页标题#e#
3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现状分析
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光能、雨水化学能等可更新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很低，农业产品能值的积累主要依靠大量乡村从业人员的劳务输入，以及化肥等农业机械动力的使用。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使得乡村劳动力被大量束缚在为数不多的耕地上，而所创造的价值又远低于维系和发展自身所需能值，因而系统很难有多余的能值进行结构功能的调节与优化，导致系统顺向演化速度很慢，甚至出现系统的逆向演化，产生一系列如石漠化、水土流失、土地退化、贫困等生态经济问题。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值的转换效率太低，农业产投比远低于1（为0.06左右）。表明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系统中，在低质能量向高质能量转换的过程中，存在着能量转换链过长、能量损耗过大、能值转换率低等问题。这反映出在贵州喀斯特环境下，农业发展条件艰苦，同样生产1kg农作物需要经过的生产环节和投入的劳动与物资较其他地区较大，如何减少农业生产的能量转换链，降低生产过程中无谓的能量损耗，提高能值转换率，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但是要真正实现系统富有活力和持续的发展，还需要改变现在系统低速低效运转的现状，实现系统结构、功能等自组织能力的本质提升，才能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富有活力和持续的发展。而系统自组织能力的提升，很大部分取决于系统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即农村劳动力，只有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知识和技能等综合素质，才能使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对系统进行有意识的良性反馈，使生态经济系统实现最有效的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