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城乡生态发展措施，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崔永 周红果 单位：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
一个时期以来,价值论研究领域都借用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即主要在“效益”、“效率”或对人“有用”的意义上理解价值范畴,这其实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其中难免隐含着某些错失或价值误导。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从负面的意义上日益凸显着环境价值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人的生活与活动的一切领域中,诸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精神文化领域、道德审美领域等,都普遍存在着不同的价值生成过程,从不同侧面体现着人生价值追求;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人的活动与自然选择所共同生成的环境价值,同时具有属人性和自在性,体现着人文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价值并存,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城乡发展的失衡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环境价值的内涵
环境价值既包括自然界自行生成的自在价值形态,又包括人与自然共同作用所生成的自为价值形态,是合“人的尺度”的社会过程与合“物的尺度”的自然过程彼此契合的统一,是人生价值与自然价值相互渗透、共同生成的结果。阳光、大气、土壤、江河湖海、自然景观、动植物物种等等,共同构成环境价值的现实形式。环境价值的生成具有双重的能动中介:人的活动与自然选择。人的活动又同时具有“为我性”和“对象性”特征,前者体现为受“人的尺度”驱动的合目的性,后者体现为兼顾“物的尺度”的合自然性。“合目的性”与“合自然性”的彼此契合,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价值的本质要求。由于自然选择的主体是自然界对象主体,所以,环境价值对于它们说来,则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应然生成过程。
环境价值是供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体可资利用的生命之源,如同人的呼吸需要空气、饥渴需要进食饮水、住行需要居室和交通手段一样,动植物也需要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热量、能源和其他适宜的生存条件。在实物层面上,环境价值可以具体化为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大气资源、太阳能资源等,总括为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和恒定资源三大类。在此基础上,人们就可以利用一定的计量方法计算环境价值的损耗成本、保护成本、恢复成本,以及保护生态、改善环境所生成的近期的和远期的收益(绿色收入)。环境价值依据不同的条件对于GDP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和相反的因子,人们一方面需要时刻注意从GDP中减去因人的活动而导致的自然资源或环境价值的损耗,另一方面,又要在GDP中计入由于环境价值的生成而促使GDP增值的收益。在这里,环境价值的损耗和收益,都同时包括近期的和后续的两类变量。环境价值生成的基本依托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而生成和变化的人化自然。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是人性和人的实践的异化,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关键在于拯救和提升人的本性,矫正现代人从事现代化活动中反生态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
工业文明以来,由于资本法则与人文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恶化,以“有用”和“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学价值观,尽管在重视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方面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随着近现代历史的演进,它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加剧了两大失误:一是对全面追求真善美的人文价值的冲击,二是对环境价值的排斥与损耗。这样一来,物的尺度、环境价值、全面的人文价值和广义的系统价值便同时被排斥于经济学价值观的视野以外。迄今为止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从而决定了环境价值的不同类型。
(一)人与自然的原初同一。原始文明时期,自然环境大多是未经人类活动影响和改造的原初自然,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动物一样,现成地利用自然物,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神秘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与人相对立。这时,人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狭隘的单向关系:人类主要是通过本能的生理代谢活动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环境不仅不受人类的支配或驾驭,反而主宰和支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活动样态。
(二)人与自然的初步对立。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时代过渡到了以农耕、畜牧为主的农业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从被动地依赖自然发展到主动地改变自然,并逐步扩大改造自然的范围和深度,人造环境越来越多地呈现在现实生活之中。人们凭借不断发展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只是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耕种和放牧,而是在他们所到之处砍伐森林、烧毁野草、种植庄稼,人为地改变了自然地貌,人工自然环境接踵出现。到了农业文明后期,大自然开始“报复”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出现冲突与不和谐状态。
(三)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之农业文明时期有了极大的提高,人对于自然的强势达到了无度膨胀的程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人类已经能够广泛涉足太空、海洋和地壳深处,到处去征服自然和改造环境,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人类一方面似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却由于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严重的环境危机不断出现,人类到处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出现了“异化”,人类反而越来越不自由。(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环境生产和清洁能源将逐步得以推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人类看重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开始善待自然,重视环境价值,主张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把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经济活动的当下效益与后续效益统一起来,把未来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内在需求”也纳入到价值论域,从而使人类有可能拥有更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这种生态文明将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
二、环境价值与其他价值形态的关系
如果以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为基本视点,那么,一切具体的价值形态都是系统价值的要素。由于不同价值形态的生成主体的诉求差异,具体价值形态之间始终并存着对立与统一关系:如果不同的价值形态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统一性或相容性,系统价值就呈现正值的或递增的生成趋势;反之,如果不同的价值形态之间具有负相关的对立性或相斥性,系统价值就呈现负值的或递减的生成趋势。#p#分页标题#e#
(一)环境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关系
环境价值受人的活动和目的的制约,具有人文价值的属性和特质。一方面,环境价值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依托,具有属人性或为人性,体现着“人的尺度”;另一方面,环境价值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具有受人的诉求驱动的人为性,是对于人的素质与能力的发展状况的确证。然而,环境价值的生成并不单是由人为所致,它同时还受人以外的自然物的影响和制约,体现着“物的尺度”或自然物的“价值诉求”。因此,环境价值本身是“双重尺度”的统一,是“为我性”与“对象性”、人为性与自在性的交会与契合。人类参与环境价值创生的过程,同时受制于“为我性”与“对象性”、人为性与自在性的双重规定。如果用“为我性”排斥“对象性”、用人为性排斥自在性、用“人的尺度”排斥“物的尺度”,就会犯“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的错误;反之,如果用“对象性”排斥“为我性”、用自在性排斥人为性、用“物的尺度”排斥“人的尺度”,就会犯“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性的错误。因此,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过程中,必须自觉走出“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只计个别成本而不计社会成本”、“只顾经济效益而不计环境成本”的误区。
(二)环境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关系
正如环境价值是人文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样,环境价值也同样是自然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自然界的所有物种生命体的存在,除了其他的条件需求之外,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犹如鱼的喜水、鸟的喜木、植被需要阳光雨水,缺乏必要的环境空间和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一切生物都难以存活。所以,环境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选择法则本身的应然生成过程和直接产物。从环境价值的生成过程和特质说来,它更接近于自然的“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特性,或者说,环境价值以自然价值为客观依托和物质基础。然而,环境价值的创生过程,是现实人的活动与自然物的活动彼此会合统一的过程,它是人的自觉活动与自然物的自发活动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从成因和源头的意义上又可以把自然价值视为环境价值的一部分。环境价值与自然价值相互渗透、彼此包容。一方面,离开了自然价值,环境价值就失去了基础和客观标志,从而也就无所谓环境价值;另一方面,离开了环境价值,任何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就难以生成和实现。在人文价值和自然价值之间,环境价值实际上起着中介的作用:人通过环境价值而逐步认识到自然价值对人类自身的重要性,自然物通过环境价值而得到人的关注、保护和帮助。总之,经过环境价值的中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望日益得到修复,达到人与万物的共生和谐境界。
(三)环境价值与系统价值的关系
从包含关系说来,系统价值高于环境价值,环境价值是系统价值的要素。从环境价值的具体内容说来,环境价值影响和决定系统价值的性质和质量,它与系统价值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环境价值的子因素主要包括耕地、水源、矿藏、森林、草场以及环境污染状况等重要的环境指标及其在近期和远期可能生成的实际价值。自然生物的生存需求与本能选择,尽管对于环境价值的生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只按照自身尺度进行的活动是盲目的,其中常常伴之以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相对于自然生物来说,人类则是具有自觉意识并从事对象性活动的自为主体。因此,如何对待自然生物和环境价值,是判别人类生态环境素质的重要标志:对于环境价值的关切程度,体现着人类生态素质和审美情趣的精神境界;对于环境价值和生态系统价值的责任心和道德意志,是人的价值观趋于全面性程度的重要标志。深生态学立足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主张从不同价值形态出发来共同维护系统价值,并以系统价值催生多样化的具体价值形态互补并茂,从而克服了浅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人类利益至上”的狭隘性,把人类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以广博的胸怀关注系统价值和环境价值。深生态学所达到的合理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分析和汲取。但是,深生态学也隐含有理论的局限性,它从“自我的直觉与经验”出发,在认知层面弱化人的“自为主体”的本质规定,甚至抛开人的理性自觉的优胜地位,完全从纯“自然主义”的角度来阐述“自然价值”,具有抽象的、过于理想化的认识倾向,难免陷入“生物中心主义”的万物平等论误区。环境价值的“为人性”和“为自然性”的复合规定,并不妨碍它作为系统价值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具有认知理性和伦理德性的人类需要更加自觉地发挥其自身的生态智慧、价值自省和广义的生命情怀,不仅要出于当代人类需要和后代人类需要的考虑,而且要出于自然需要和系统价值需要的考虑珍惜和创生环境价值,节约资源,热爱自然,真正把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满足自然的需要、自然生态系统的需要有机统一起来。
三、尊重环境价值:新时期城乡建设的基准
基于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态危机和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都必须遵循生态化原则,尊重环境价值,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兼顾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防止用城市建设吃掉农村建设、为图一时的经济效益而赌上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
(一)我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中的偏差与误区
1.城乡空间的再分配误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空间内,城市与农村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社会功能上,城市与农村具有互补性;在空间的分布格局中,城市与农村又具有相斥性,即城市的过分拓展意味着农村的相应缩小,反之亦然。当前,世界范围内流行着一个判定社会进步与否的公认标准,那就是城市化率的高低,即高城市化率的社会被视为发达社会,低城市化率的社会被视为欠发达或落后社会。由此派生的统计标准便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率,或农业从业人口与非农业从业人口的比率。例如,美国的农业从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以下,被认为是发达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中国至今仍有近9亿人口在农村,被认为是欠发达社会。这种评价标准的中国式推延,便衍生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城市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推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城市过分膨胀和农村日益紧缩的趋势。不仅原有城市纷纷扩大地盘,而且又新建了一大批城市。国家统计局2009年9月17日的报告显示,我国城市数量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7.3%提高到45.68%。其中,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从1949年的10个,发展到2008年的122个。中国土地的商业化、资本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出问题。资本增值不可能是无穷尽的,而土地资源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永恒资源,是足以保证人的归宿感的温馨家园。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1]。如果一味地把永恒的土地资源转换为一次性的资金或资本,甚至把资本这一“生产工具”无限夸大为目的,那就不仅会导致人的价值观迷失,而且也切断了环境价值之根,破坏了生态环境。#p#分页标题#e#
2.城乡之间的双向污染误区。一个时期以来,工业大生产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引发了双向污染链:城市工业生产的化肥、农药、防腐剂、面粉增白剂、饲料添加剂等化工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机制输送到农村,农村则反过来把严重污染的非绿色、不安全的粮食、蔬菜、水果、肉制品、乳制品输送到城市。城市人群的生活排泄物,特别是人粪便不是返还给农用耕地,而是排入江河湖海,污染水源和自然环境;农村也不再以施用农家有机肥料为主,而是普遍施用化肥、农药来获取低质量的高产,其结果是产量提高了,质量下降了。一方面是土地的高产,一方面是土壤结构的破坏、土地肥力的退化、自然物种的减少;生态环境的全面污染破坏,致使食品安全大打折扣,“富裕中的贫困”和“隐性饥饿”现象普遍滋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3.城市“贵族化”误区。长期以来,“消灭城乡差别”、用“城市化”一元同质社会结构取代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同的理想目标。其实,消灭“城乡差别”、倡导农村城镇化道路,尽管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城乡经济交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完全消灭“城乡差别”,用城市化一元同质社会结构取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既脱离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会使中国丢失传统农业保护物种多样性的传统,又违背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经济互补、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原则。事实上,无论城乡差别的内涵发生怎样的变化,城乡差别的形式将会永远存在,取代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将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多元异质社会结构。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建大城、盖高楼、反生态的“贵族化”倾向,针对许多城市采取不切实际的“外延式”发展的严重弊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说:“要根据多数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应该是开放式、公平、平等的。应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公共服务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城市求大求洋的结果,“会使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众的谋生空间更加狭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摆下无数高楼大厦,却难摆下一些菜摊”[2]。
(二)生态化城市建设要点
1.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需要以“内涵式”发展模式取代“外延式”发展模式,即不以扩大城市地盘、大拆大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逐步优化和完善城市的内部功能为主要目标。
2.建设低碳城市,注重环境建设。要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布局城市建筑群、道路、绿地和水面的建设,实施立体绿化(地面绿化、阳台绿化、房顶绿化)工程,切实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保护城市的空气清新、水源洁净、环境舒适,全面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3.改善和强化城市与农村的生态链对接。要不断增强城市居民的生态意识,节能减排,逐步做好城市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加工重复利用;尽快改造现有城市的地下管道设施,实行分类排放,集中回收城市居民的粪便排泄物,为农业输送有机肥料,使人们取之于土地的能源再返还土地。
4.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科学规划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比例。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并非城市越多越大就越好,也并非城市人口越多就越好。中国的庞大人群既不可能集聚于大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成为城市居民,任何城市对于人口的承载力总是有限的。
5.发展生态科技,降低工业污染。生态灾难的酿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科技的误用、滥用和盲目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由于产业活动的兴旺发达、城市化的进展,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受到污染和破坏”,“公害问题也是这样,新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3]。推进城市生态化建设需要大力发展环保科技,矫正现代科学技术的反生态应用。
6.倡导生态生存方式。市政管理及舆论媒体要引领城市居民的绿色生活和生态消费,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诸领域都要同时体现低碳生态原则,防止沉迷于对金钱、财富的占有“越多越好”的误区。
(三)生态化农村建设要点
1.守住土地资源。中国的农村建设首先需要保证耕地资源,尽力避免现有耕地资源不再流失,不能贪图一次性资金而丧失掉永久性的土地资源,为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争取更多的空间。
2.以有机农业取代无机农业。要认真实施农业发展的生态化战略,依靠农村现有的环境资源和生态优势,积极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保护农家庭院经济;要克服对于化肥、农药的依赖心理,用农家有机肥料取代化肥,用天然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取代大量施用农药;要注重改良土壤,培养土壤肥力,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农产品的绿色、环保、安全。
3.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中国的传统农业主要依靠手工工具从事生产活动,属于“低投入,低产出”的落后农业;中国的现代农业虽然改进了技术,改善了生产手段,提高了效率,但是,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工产品,用无机农业取代有机农业,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现代农业则倡导在继承传统农业有机生态的基础上,用扬弃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科技的办法继续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为人类提供绿色、安全、健康的食品和愉悦的服务。
4.建设生态宜居型农村。应当按照农村的地貌和其他自然条件,根据农民的经济实力,逐步改善和提高农民的居住环境,依据当地的山势走向、水域走向、风势走向、交通走向等地理特点,建设安全、舒适、生态宜居的农家院舍,实现农村居住生态化。
5.发展集约化的开放农业。中国传统农业的突出弊端是自给自足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商务农业经济开始超越传统农业,实行城乡开放交换和经济互补;生态农业将以产业化、特色化、绿色环保为品牌,进一步实行集约化管理,深化开放,更好地与外域经济交流互补。
6.造就“农村精英”。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农村精英和技术人才,要依靠“农村精英”带动农民的生态生产和生态生活,保证农村留有适量的农业劳动力。1958年“”时期,大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曾经大伤农业元气;如今,在进城务工热潮的遮蔽下,需要接受历史教训,尽快扭转农业劳动力过度匮乏的被动局面。著名后现代农学家、澳大利亚国家级工程“绿色澳洲项目”主任大卫•弗罗伊登博格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在于,要从自己过去和当前的那些高度污染能源和侵蚀土地的非持续性做法中吸取教训。挑战还在于,应创造一种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其中有数百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农民参加。而不应该是由少数人依靠矿物燃料、肥力枯竭的土地和大量的资金来经营一种‘务农商业’。”[4]这些分析和建议十分中肯,贴近中国实际。#p#分页标题#e#
后现代农业是后工业时代的农业形态,笔者曾经参照有关研究成果,对后现代农业形态的前景作出如下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型”农村建设和后现代农业选择,是对西式现代无机农业进行反思和超越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两型”农村建设必然是高于西式农村建设的后现代文明形式;后现代农业是扬弃工业化农业的生态农业。按照农村经济社会和农业生产同步推进的发展战略,我们将会逐步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后现代新农村,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生态化潮流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和“后现代农业”之路[5]244-245。在中国,只有走后现代农业道路,才可能实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的生态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