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环境功能退化及其干扰体，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生态环境退化充分表现在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过度开发造成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下降。当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就会产生生态失调和生态环境整体功能的退化，严重的还会造成生态灾难。东江源区是国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是珠江流域和香港地区生产生活用水的源头地区，具有水源涵养的特殊功能，目前正面临着人口增加、强烈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等多重压力，因此，必须加强该地区生态修复和生态功能的抢救性保护，协调当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确保流域地区生态安全。本文将以此为例，分析造成其生态功能退化的成因、干扰体，并提出对策建议，这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一、生态环境功能退化及其干扰体 生态退化是生态系统运动的一种形式，它是由生态基质、内在的动能因素和外在干扰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生态系统内在的物质与能量匹配结构的脆弱性或不稳定性以及外在干扰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①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而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很多，干扰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干扰打破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使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并形成障碍，造成破坏性波动或恶性循环。干扰的强度和频度决定生态系统退化程度。 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两大驱动力。从自然的角度来讲，区域地质地貌，气候和水文等的异常变化是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和退化的自然成因，包括大气干扰、地质干扰和生物干扰等。（见表1）从人的角度看，人为的干扰主要是指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形成的干扰体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施加的各种影响，包括有毒化学物释放与污染、森林砍伐、植被过度利用、露天开采等人为活动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属社会性的压力。人口增长、农业活动、工业与城市化活动等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不确定的。（见表2）人为干扰因素因区域不同而异，并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及生产手段和方式有关，人为干扰往往叠加在自然干扰之上，共同加速生态环境的退化，而一些生态脆弱区的人为干扰因素往往对生态退化起着加速和主导的作用。② 不合理的人类开发与建设活动对流域、区域生态系统破坏严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土地和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也日益加大，人为的开发活动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因素。一是经济粗放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单位GDP能耗、物耗，单位GDP的废水、废弃物排放量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外来因素的冲击。经济贸易往来的加强，客观上增加了我国生态环境遭受外来因素影响的风险，增加了外来有害物种入侵风险。三是生态保护基础薄弱。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不能对生态环境现状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些生态产业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缺乏国家的政策支持。生态保护投入严重不足，41％的自然保护区未建立管理机构，①广大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四是管理体制不健全。生态保护管理与执法监督体系不健全，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不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不顺，环保部门难以发挥统一监管作用，生态保护能力建设落后。 二、东江源区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及其面临的问题 东江源区是以水源涵养为主导功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包括赣州市的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东江发源于江西寻乌县的桠髻钵山，在江西境内三县集水区总面积3524km2。源区干流长度和流域面积分别占干流总长562km的24.6%和全流域面积27040km2的10%。东江源区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它包括社会经济子系统、自然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源区系统内的人类活动以及生物等和非生命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发挥整体功能的有机体。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源区内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通过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有机组合，形成某种生物群落，在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能量交换、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构成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源区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及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下的集合便构成源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所需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对源区环境系统施加影响，产生正、负效应。 源区生态脆弱带，又是相对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寻乌、安远分别为国家贫困县，定南则是省级贫困县，这三县正面临着人口增加、强烈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等多重压力，使得部分区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威胁区域和东江流域的生态安全。由于历史欠账和经济发展，多重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使江西东江源区存在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扩大。 （一）矿山粗放开采，生态修复任务繁重 东江源区稀土、钨、铁等矿藏丰富，采矿业经济效益明显，已成为源区县的支柱产业之一。源区县内矿产开采工艺落后，规模小，数量大，且相对集中在水量充足、交通便利的河流两侧。据相关资料表明，2009年度江源区共有矿山153个，从业人员6163余人，年产矿684万吨。（见表3）目前，有矿山214个，采矿迹地5376hm2，废弃矿区面积1755hm2。作为一个例子，寻乌县的矿场，近几年每年以11km2的速度增加。目前，三县急需复垦的矿区46.21km2，废石堆放2.04亿吨，尾沙排放累计4.15亿吨。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因开采矿山就遗留了大量的矿渣未作处理；近十几年的稀土矿山开采，进一步造成大量尾砂流入，导致河床淤塞。寻乌县斗晏水库1998年河床最低处海拔为165m，2008年就抬升到了188m，年均增长2.3m。据2007年遥感数据显示，源区三县矿场总面积是2115.2km2。（见图1） 稀土矿的大面积开采不仅消耗大量水资源，而且大量的废水、尾砂直接排入河流中，造成土壤酸化、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生态灾害。同时，由于本区为酸性红壤土，加之矿山开采中大量使用草酸液，使得土壤、水体酸度增大，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植被的恢复，矿山废弃地难以自然恢复，沙漠化严重。#p#分页标题#e# （二）森林的生态功能较低，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经济功能最好的森林是原始林和天然化经营的人工林。人工林必须天然化经营，其生态经济功能才会最优。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靠自身演替达到生态经济功能最优，过程极其缓慢，江西东江源区内天然次生林没有得到很好的经营，加上盗伐林木、毁林种果、发展桉树人工林，农村生产、生活用柴消耗，和木材加工业的发展等，就造成森林面积虽然很大，但生态经济功能差，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效益低的后果。由于东江源区丰富的森林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经营，源区三县天然林资源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明显下降，使得资源优势既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发挥应有的生态效益，这与国家的天然林相关补偿偏低直接相关。 森林生态功能低，使源区水土流失加重，流失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增加10倍以上。2007年，东江源区三县水土流失总面积85370hm2，其中：轻度流失面积32088hm2，占37.59％；中度流失面积25411hm2，占29.77％；重度流失面积27871hm2，占32.64％。（见图2）同时，水土流失又是面源污染物传输的载体，是造成水质恶化的重要原因。 （三）农业面源污染加大，土地承载力超限 污染物主要来自农药、化肥、农膜、禽畜粪便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农村面源污染急剧增加。 2009年，三县果园面积合计5.28万hm2（79.25万亩），农药施用量达年56.7kg/hm2，化肥施用量（折纯）达754.3kg/hm2。农用化肥（折纯）总用量39831吨，农药（折纯）总用量2995吨，地膜总用量444吨，三县人均化肥使用量50.03kg，农药使用量3.47kg、地膜使用量0.63kg。根据资料显示，源区三县2006、2009年使用的化肥、农药、地膜趋势虽然有递减的趋势，但用量还是过大。（见表4） 脐橙、柑桔类果树，易发锈壁虱、红蜘蛛、螨类、柑桔夜蛾、黄龙病、溃疡病等危害，果农必须从春萌到清园，每隔10～15天打一次农药，一个生产季节要打15～20次。源区三县虽然极力推广生物防治技术等，但山地果园难以推广，长此下去，农药残留必然随着雨水淋溶到水体中。但是，不让农民发展果园也是困难的，这是由于东江源区果业收入占农民年收入的60％以上。 同时，农地承载超限。源区农村人口多，耕地不足，土地生产力低，按人均每年拥有粮食400kg计，源区已超载10余万人，甚至有可能达到16万人。（见图3） （四）江河径流减少，水质出现恶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消费方式改变，工业“三废”、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加重了源区县的环境污染。据斗晏电站资料显示，2009年与1990年相比，汇入东江的年平均径流量减少了6%，同时水质变差。马蹄河上游和寻乌水中游大肠杆菌群超标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赣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结果，东江4个出境断面中，斗晏电站水质长年为Ⅲ-Ⅴ类，定南城下水体接纳的废水，除生活污水外，还有选矿废水和化工废水，氨氮超标严重，出现劣Ⅴ类水质。源区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速度快，2009年源区内生活污水排放超过污水排放总量的50%，较2000年增加50%左右。 无序的小水电建设影响着水资源涵养，源区各县小水电站超过了200个，且势头不减。小水电无序开发造成下泄水量减少、流速减缓，水体自净能力下降。这些小水电在建设中往往没有很好地采取环保措施，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床抬高。 源区三县属落后贫困地区，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十分强烈。属于中、下游的广东的经济越是发展，上游跟进的冲动越大。同时，紧邻的粤港和闽台经济区一些高污染、高耗水和高能耗的传统企业也有向该地转移的趋势，源区水污染呈加重趋势。据监测显示，20世纪80年代，寻乌水PH值、挥发酸等17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Ⅰ类水标准，而近几年只达Ⅱ类水标准，部分河段为Ⅲ类，甚至Ⅲ类以外。①据江西省水利厅近年的公报，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寻乌水斗晏断面水质为Ⅳ类水，属轻度污染，主要受到寻乌县石排河段工矿企业排污、斗晏水库库区养鱼投料等影响；定南水长滩断面属于Ⅴ类水，属重度污染，主要受到上游来水、养殖企业排污等影响。（见表5） 三、东江源区生态保护的努力和代价 江西省、赣州市及源区三县政府非常重视东江源区的保护，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源区发展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为中下游着想的保护措施，不惜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 （一）设立领导机构，加大政策支持 2002年，江西省政府向国家申报将东江源区作为特殊生态功能保护区。 2003年，江西省人大通过了《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是我国首个省级环境保护的立法，探索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路子。 2004年，江西省政府成立了“江西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领导小组”，由副省长主抓，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与实施。 江西省制定了《江西省东江源头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实施九大生态工程，包括生态林建设、水土保持、矿山生态恢复、生态农业、防洪和饮水、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生态旅游工程、生态移民等，总预算14.2亿元，第一期投入3.9亿元。规划提出到2010年，源区水质总体达到国家Ⅱ类水标准；森林覆盖率达到85%（其中源头核心区域森林覆盖率达到95%以上）；综合治理流失面积9.7万hm2，重点治理小流域33条；逐步关停工艺落后、规模小、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矿山，逐步实现绿色矿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沼气池普及率达到35%，基本控制农业面源污染；迁移3.3万名农民；全面建设和提高东江源区监管体系；建立统一的环境监管机构。#p#分页标题#e# 2004年5月，江西省政府批转赣州市政府作出《赣州市加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施方案》，并提出具体措施。同年7月，泛珠三角9+2第一次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东江源生态共享及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了江西与广东、香港环境保护合作。 2006年，江西省、赣州市环保局按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对《江西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进行修编，并通过了总局的评审。 2008年，东江源地区被环境保护部批准确定为首批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试点，为水源涵养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补偿试点。 2009年，江西省政府下发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加强“五河一湖”和东江源头环境保护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切实保护好“五河一湖”及东江源头生态环境，确保源头地表水水质达到Ⅱ类以上，生态环境保持优良。 （二）实施森林保护，发展替代能源从2001年开始，东江源区建设了珠江防护林工程0.5万hm2，退耕还林0.97万hm2；启动了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管护项目，实施面积8.3万hm2；建立了8个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达37.147万hm2。目前，东江源区森林覆盖率达79.03%，形成东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 源区三县已全面禁伐天然林，每年采伐量已从21万m3下降到不足3万m3，由此导致大批林业职工下岗，每年减少财政收入3200万元，减少税费4000多万元，林业职工收入减少3.6亿元，合计损失4.32亿元/年。 源区创造了“‘猪—沼—果’121”新模式，即户建1口8～10m3沼气池，人均年出栏2头猪、种1亩脐橙。该模式不仅可以消除畜禽养殖污染，解决农村燃料问题，遏制乱砍滥伐，而且可以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截至2009年底，源区农户用沼气池达6.5万户，占总农户的39.1%。（见表6～7） （三）限制粗放开发，调整产业结构 东江源区的传统支柱产业是农业、木材业和矿业。为了保护好源区生态环境，三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了产量曾占中国出口量1/5的香菇生产业，禁止源头居民上山放养香菇、木耳、砍柴烧炭，禁止在源区兴办木材加工业，先后关闭了20余家小造纸厂、300余个稀土矿。同时，提倡发展生态农业、果业、农产品加工和旅游等绿色产业。以前，东江源区的稀土矿都是采用简单的开山挖土方式，造成大面积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2000年以后，赣州市大力整顿稀土开采，关闭工艺落后的稀土矿点，推广采矿新工艺，严格矿山准入条件。 为了保持水土，源区内果园禁止机械作业，推广行间种草和间作，管理成本增加，果品收入减少。仅果业开发面积减少、管理成本增加及减少果业收入三项，源区三县每年合计减少收入273.6亿元。由于禁止使用高效农药，农作物减产15％以上，每年减少收入6380万元。以上两项合计年损失274.24亿元。 源区三县政府一方面禁止在寻乌河、安远河、定南河捕鱼，同时每年出资200万元回放鱼苗。因渔民下岗，三县每年减少渔业收入640万元。 因关停矿山，源区三县每年减少财政收入2.9亿元；因关闭污染企业，三县每年减少财政收入2亿元，减少就业1万多个，减少农民收入1.5亿元。三县先后关闭150多家轻度污染企业，婉拒各类外资企业40家，减少直接投资11.4亿元。 东江源国家生态功能区作为限制开发区，源区限止捕鱼、限止果业开发、限止矿山开采、生态移民、实施天然林禁伐等项合计，年损失300多亿元。① （四）缓解生态压力，进行移民搬迁 三县将源区山林全部划为生态公益林，成立森林巡逻大队，加大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防止破坏和非法采伐行为。为了保护或者修复东江源地区特殊的生态、缓解生态压力而进行的人口迁移，计划逐步迁出3万山民，并有计划地对搬迁移民进行技能培训。截至2007年，已搬迁居民21204人，仅移民一项政府每年就要补给3.0亿元，而农民直接经济损失3.2亿元，合计6.2亿元。 （五）加大财政投入，修复生态环境 源区三县2002年～2009年8年间在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环境修复与环保投入达2.34亿元，环保投入逐年增加，2009年投入713.3万元。这个数字对于经济欠发达、财力拮据的三个贫困县是很不容易的。江西省政府为了调动保护源区的积极性，决定从2008年起，以地表水达到Ⅱ级以上标准为考核目标，每年省财政给予5000万元的奖金。2008年，江西省政府优先安排0.45亿元资金，建设源区三县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处理场。江西省、市、县各级政府、企业和农民，为保护东江源区生态环境，每年合计经济代价约为315亿元。② 四、东江源区生态功能保护和增强的对策 （一）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工程 目前，要在国内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按自然法则、社会经济原则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如矿山修复上建造拦砂坝，适地适树，种草栽树，土壤分析，配方施肥，严禁放牧伐薪，用生态系统的方式改善废弃矿山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提高乔、灌、草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 （二）建立起责任、监督、补偿三方面有机结合的机制 “通过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立起责任、监督、补偿三方面有机结合的机制，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③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尽快完善和审定东江源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为东江源生态保护工作建立一个框架明确国家、地方负责；建议环保、水利、中科院农业等部门督促地方政府巩固工业污染治理成果，增加水质监测网点，改善东江源区信息管理手段；加强和完善珠江流域“9+2”合作机制，推进流域的生态合作，推进东江源区的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建立生态服务产业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作为“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东江源区的发展需要得到国家、流域的生态补偿，更主要的是建立一个靠自己的生态资源立命的生态服务产业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东江源区属于限制开发区，这个地区的基本产业就应当是生态服务业，基本产品就应当是优质的空气、水源等生态产品。应把提供生态产品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任务。① （四）加强生态经济一体化设计与生态产业群的构建 生态经济恢复与重建就是要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一定的生物、生态以及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人为改变或切断生态经济系统退化的主导因子或过程，调整、配置和优化系统内部及其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过程和时空秩序，使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态潜力尽快恢复到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持续协调发展。要注重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下大力气调整农业结构，着力发展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积极发展畜牧业；合理开发和保护矿产资源，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改组和改造步伐；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生态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建立生态型产业群体系，加快保护区经济的生态化进程。 （五）将生态城镇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区建设相结合 乡镇是地方经济的空间集聚体，是城乡经济社会联系的纽带和区域经济的主导，生态型乡镇体现了生态与经济相互协调，是生态、生产、生活一体化的综合体。生态型乡镇建设应该以人居环境的改善为目标，以生态型产业和生态景观的设计为核心内容，以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原则，使乡镇生态示范建成区布局合理、公共设施完善、环境状况良好、环境保护社会氛围浓厚。通过城镇生态化发展，加快保护区域的整体生态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六）实施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工程 生态经济恢复与重建实质上是一个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协调重建过程，是结构优化和功能增强的过程。②要根据保护自然特征和环境演化阶段，寻求促进保护区生态保护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技术途径，提高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以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及生态安全的综合设计为切人点，确定全区域土地利用与产业的优化结构和布局，建立保护区生态———经济重建范型，以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经济工程的综合实施为重建途径，进行生态经济恢复与重建。在面临环境退化和经济、社会落后双重难题的背景下，实现生态平衡和生产力提高的“双赢”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