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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内容及特征
（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内容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吸收了生物学、生态学后形成的一套分析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与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理论。该理论在质疑和抛弃了不良社会行为的“个人归因”模式后，转而在更为系统、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寻找“病态”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助人方式。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H.Zastrow）与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作出了巨大贡献，二者都把人类行为的主体与包绕于其的社会环境划分为不同层次。扎斯特罗按照个人—周围群体—社会设置顺序，把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而布朗芬布伦纳则在此基础上，把宏观系统进一步分解为外部和宏观两个系统（这种说法是一种大约的区分）。根据他们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描述，结合莫拉莱斯（ArmandoT.Morales）与谢弗（BradfordW.Sheafor）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与我国隔代抚养留守儿童问题实际，为方便分析，文章把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个人系统。主要包括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系统及特点。家庭系统。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所处的“祖代—孙代”家庭形式以及家庭关系模式。实践操作系统。指除家庭成员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日常在生活实践中能够直接产生互动的同龄群体、班级、老师等社会因素。外部环境系统。指包绕于隔代留守家庭的社区、学校、教育或其他公共机构等可以为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服务的社会设置。文化系统。指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价值观、信仰以及其他社会认定的社会准则。历史系统。儿童价值的历史认识及变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主要是父母离开的生活事件特征以及他们对事件的认知。由内及外、由微观到宏观，是影响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心理因素的不同层次系统，当然每个层次都不会独立发生作用，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境中。即微观系统中的个人行为涵聚着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因素，是这些因素的个体表现方式，系统之间存在着开放式的互动关系。反而言之，对某一群体或个人的社会生态特征进行分析，也能够关照到这些特征最终会给群体或个人施加何种影响。查尔斯•扎斯特罗认为，了解每一系统的正常成长标识（Nor-malDevelopmentalMilestones）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标识就是个人成长状况的衡量标准，即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心理、生理、社会功能的行为方式。因此，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特征总是与正常的成长标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缺陷也会较多地导致群体或个人行为对社会期待的偏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厘清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预知他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可鉴材料，也可以在预防、矫正他们偏离社会行为时做到有迹可循。
（二）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特征
1.个人系统特征
当前研究成果大多数认为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但是笔者通过与两种儿童直接谈话与问卷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一般留守儿童以及非留守儿童在生活认知、言语表达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同年龄段儿童相比，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比较突出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个人自主能力较强，自尊水平较高。生活中的小事大多是自己做主，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对来自家庭、学校的压力事件表现得更有信心。生活能力上呈现性别差异与年龄上的两极分化，即女性生活能力相比男性稍弱，吃饭、洗衣等生活问题对祖父母依赖较大，初中儿童生活能力很强而小学儿童很弱。从学习能力上看，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学习自主性稍有欠缺，但学业成绩与普通儿童差异不大。
2.家庭系统特征
在家庭结构上，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空间直接与祖父母产生互动，而祖孙代际之间年龄差距过大，生活历程与信息接受程度大不相同，使得二者在互动中出现诸多困难。在笔者所调查的隔代留守家庭中，祖父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不足10%，绝大部分是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在与祖父母的互动中，生活上高度依赖而情感互动又极不充分。与父母亲生活距离的拉大，造成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相对匮乏，情感互动的形式多为电话沟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多来自于“言传”而非“身教”，较多的互动产生于父母对子女较为宽松的经济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扩展性家庭成员，比如叔伯、姑姨等在家庭系统中的作用相比普通家庭更加明显，在生产帮助、节日团聚以及日常探望中与隔代留守家庭的互动更加频繁。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一般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的家庭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父母对子代负有的抚养、监管、教育与情感功能，绝大部分都转嫁给了祖代，但除抚养功能尚可替代外，祖代对监管与教育功能的承担实属力所不逮，而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互动不是其他情感方式所能代替的。
3.实践操作系统
实践操作系统是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互动发生强度与频率最高的生态系统。同龄群体由于学习经历、心理发展水平相近，彼此间更加容易交流，因而具有其他人群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分析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同龄群体的关系，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能否主动适应并融入同龄群体；第二，同龄群体会不会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进行“标签化”，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不够。经过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对同龄群体的融入与其他类型儿童没有区别，同龄群体也没有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标签化”的倾向，接纳程度主要依赖于儿童的个性表现。但是，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在同伴关系中具有“自我标签化”倾向，即更容易接纳那些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小学阶段，这种特征更加明显。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儿童与班级的关系，班级不仅是学习组织，更具备自我管理的功能，有班干部、课代表、组长至普通学生的层级结构，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能不能具有在层级上端扮演角色的资格以及会不会受到这种层级结构的排斥，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师生关系是学习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在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与老师的双向关系中，老师不会对他们在情感与心理上具有排斥感，相反，都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格外的关照。调查中老师普遍认为，如果抛开个体，整体来看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在学习上还是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的，但老师将此归因为缺乏了父母对学习的监督而祖父母自身知识水平较低，无法对儿童在学习上提供帮助。在儿童对老师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的联系中，总体来看老师充当了学习“监督者”的角色，小学阶段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较多，容易形成“依赖型”与“亲密型”师生关系，而初中阶段，由于学业加重而儿童自主性增强，儿童对老师的情感互动明显减少。
4.外部环境系统
外部系统是延伸于实践操作系统之外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一般不会直接影响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但它们却会对儿童的家庭系统以及实践操作系统施加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正式设置中，社区是距离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最近的社会设置，但遗憾的是，农村社区基本没有对这些儿童额外照顾。在访问社区（村）干部时，他们解释的原因是隔代留守家庭数量较多，社区（村）收入较少且村里也没有人手对他们进行照顾，更为重要的是，上级政府既没有针对这种家庭的相关政策，也没有额外的财政投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但是，相应的具体配套政策与措施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出台，政府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关爱大多是通过团委、妇联等组织进行。比如山东中部某县，妇联对各级学校提出必须建立“留守儿童工作站”，工作站要配有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但是，几乎没有学生主动到工作站寻求帮助，原因可能是学生对心理问题的忽略和认识不足，有时感觉到心理上有问题也羞于表露。很大程度上，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关注成了一种仪式性活动，即每到六一儿童节期间，妇联或团委都会为留守儿童提供篮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以及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具。教育行政机关也有专门的文件要求学校对留守儿童包括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力所可行的照顾。应该看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基本上还处于提出问题阶段，解决问题的措施仍然处于“零敲碎打”状态，当前的关爱行动还不能为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且覆盖面较小。学校层面基本是在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妇联、团委等组织的政策框架内自主进行活动。在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很多学校都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大部分学校都是针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祖代进行关于儿童心理发展、安全防护等知识的培训。一些非正式组织已经开始对留守儿童开展社会工作，但是专门针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开展不够。相对来说，我国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从业人员匮乏。据《京华时报》的报道，截至2004年，我国拥有资质的儿童社会工作者仅486人，占社会工作者总数的0.3%。而美国2004年服务儿童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就有27万人，占社会工作者总数的48.6%。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主要来源于高校的志愿行动，很多高校将“关爱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作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题，尤其是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
5.文化系统
根据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关系的描述，家庭在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而家庭的结构在于“两人间的关系靠了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即父母与孩子构成了稳定的家庭三角，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延绵符合“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是婚姻与家庭的基本功能，这与西方单向的抚养模式大有区别。可见，在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一种绝对责任，但是祖父母对孙子女不是传统上的应有责任，何况我国一直就有“隔代亲”的俗话，因此，对孙子女的监护，（外）祖父母处于比较尴尬的角色，太严了会引起孙子女的强烈不满，太松了则很难对他们产生应有的约束力，由“含饴弄孙”到全面监管，无论是（外）祖父母还是孙子女，都难以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
6.历史系统
子女的价值认识在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前后截然不同。在这一制度实行之前，“多子多福”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在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致使在单个孩子身上，父母难以付出更多的精力与经济投资；但在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孩子对于父母的意义则急剧上升，孩子成了整个家庭的唯一重心，这造成了家庭不仅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也更注重孩子在成长中的安全，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隔代留守家庭中的祖代对孩子的心理、情感上的忽略。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自身来说，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也是对他们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最重大的生活事件莫过于父母的离开。不同年龄段儿童对父母离开的认知不同，对于低年龄段的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来说，很容易产生被父母“抛弃”的感觉，但是对于高年龄段的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虽然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但是由于能够理解父母外出打工对于个人以及家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父母外出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就显得不是非常强烈。当然，把历史系统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最高端，这是因为其他系统都受到历史系统的影响，无论是微观系统还是其他宏观社会系统，呈现的特征不仅仅是当前各种社会因素复杂交汇的结果，也是这些系统历史发展的必然。举例来说，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相比计划体制下有所松动，但是，户籍制度自身的发展也一直深受历史条件的制约。
二、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不难发现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历史系统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原有户籍制度使得他们的父母不断走进城市而又很难融入城市，但孩子价值的与时俱增造成（外）祖父母对儿童过多的保护甚至溺爱，这些又和传统价值中祖父母的角色相互叠加，致使祖父母与孙代角色的认知与承担之间产生矛盾。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党和政府对社会建设的忽略，当社会问题出现以后，针对社会问题的制度与实践措施都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压缩了非正式组织在帮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中的活动空间。至于微观系统，包括个人系统、家庭系统以至实践操作系统无不深受以上宏观系统的制约，但是微观系统毕竟是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可以直接面对的社会互动系统，除了受到系统的制约之外，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也会主动性、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反过来对微观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儿童可以策略性地与祖父母、老师以及同学进行社会互动，从而改变他们的监管、教养或相处方式。问题的分析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通过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在帮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历史与文化系统本身具有缓慢演进的特征，而且这种演进是建立在与其他层次社会系统不断互动的基础之上，因此历史与文化系统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能动性不足，通过改变历史与文化系统对儿童进行帮扶属于“远水不解近渴”。但是，个人历史系统虽然无法改变，仍然可以为帮助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提供可鉴之处，即在工作中要格外留意父母外出时儿童所处的年龄阶段，因为年龄阶段不同，生活事件对儿童心理的影响也不同。
2.外部环境系统对帮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起着巨大作用。首先，外部环境中的正式社会组织可以为帮扶提供政策性框架，甚至有组织可以做到亲力亲为，提供具体的帮扶行动计划，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次，要加强社区建设，将社区管理当做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发挥社区在民生问题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学校可以在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帮扶中大有可为。学校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之外，应加强留守儿童包括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发展的监控，并为培养健康的班级文化、同龄群体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3.实践操作系统中，应充分发挥老师的作用，注意与儿童尤其是低年龄阶段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建立“亲密型”的师生关系，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情感支持。个人与家庭系统的特点是祖代在监管中的力不从心，以及绝大多数隔代抚养留守儿童都处于自我概念形成并成熟时期，家庭中情感互动不足，因此，要对祖代进行儿童发展特点的一般知识教育。祖代与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父母经常性沟通，让他们及时了解儿童学习、生活状况，对儿童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作者：孙奎立 吴珊珊 程诗楠 单位：泰山医学院管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泰安市英雄山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