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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中，经济基础始终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程度如何取决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例如，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20333亿元人民币，经过5年的发展，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46619亿元人民币，年平均增加了25257亿元。这种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连续五年10%或以上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0.6%的状况，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样的结果直接促使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五年内连升两位居于第四位。10年前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却有较大的差距，分别相当于它们的13.9%、37.0%和71.8%;而仅仅4年之后，即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了这三个国家的20.0%、60.6%和90.7%。而国家财政收入在2010年时达到了8.3万亿元人民币。正因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如此成就，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也相应得到逐步建立和完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潮流中广大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继而整个国家与社会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又稳稳地向前迈出了一步。基于这种宏观经济发展背景，城乡居民对健康的认识与需求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当前“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内涵以及价值诉求的认可度迅速提升，人们身体健康所需要的体育教育也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得知，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建设为“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它们都诠释着一个真理，即我党对人的关怀，这不仅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思想，更为“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是因为，21世纪的世界格局出现了瞬息万变的态势，不仅政治领域出现多极化现象，经济与文化也出现全球化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此时，我国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如何审时度势，既顺应时展的趋势，又能抓住时展的机遇，这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又是对我国进行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秉承科学发展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更为我国政治全面建设与发展指引了方向并进而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究其原因有如下两点:其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目标，而这正是“健康第一”指导思想所要诉求的;其二，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改变。众所周知，在建国初期乃至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新业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生产已逐渐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尤其是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广大人民不仅关注物质文化需要在数量上的变化，而且更加关注变化的质量与内涵。这昭示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既要有数量上的扩张也要有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变化。这对“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当人民群众生活总体水平达到了小康的情况下，人们会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由此他们会提高消费品的质量要求，更加注重精神文化产品的内涵，更加追求其高质量、高品位等等，这些都对“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有鉴于此，“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我国政治民主发展道路前进，才能与时俱进，才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例如，有研究者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其认为文化生态环境是指一项制度所赖以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5］。而这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将会直接影响到“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文化对“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21世纪的到来，随着经济领域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日益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与日俱增的态势下，各国文化也随着经济之间的频繁交流进行着相互间的对话，这种交流与对话必然蕴含着世界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而都将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冲击与洗涤，并更加趋向与经济全球化相一致的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文化流动的盆地效应，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一定会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向发展中国家灌输其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且会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而出现越演越烈的趋势。当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遇到西方的文化时，它们会在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这对中国本土文化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外来压力。然而，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西方文化的涌进不仅不是洪水猛兽，反而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的”，而且“挑战越大，刺激越强”［6］。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发展中得到了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而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文化必然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提升本土文化内涵与地位，从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快、更好地向现代转型，进而迸发出具有现代气息的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这种被赋予时代内涵的新文化，在影响着“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价值取向选择的同时，也丰富了“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内涵。
作者：程文广 谭淼 单位：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经济管理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