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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危机的价值体验性的出场逻辑及内在的特质
生态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线，当代人在单向度追寻财富与发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生镜丧失和心灵生态失序的艰难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与生存安全”的时代境遇，充分彰显着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把金钱财富以外的东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层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生活的生态危机成为直接制约人类一切高层次自我实现的瓶颈，呼唤生态治理就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因为当代人已经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中深刻地体验到人之生态生存的艰难性“，生态人”的价值信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像巴赫的奏鸣曲：没着没落，漂浮如云，备受蹂躏，昏暗无光，尽管每个人一听这首奏鸣曲都马上觉得大受启发，其核心部分却是奥妙莫测的。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展目标和人文哲学形态的价值性异化体验方式，呈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和世界观，人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共生共荣的互生关系。理性确定性之世界观主导的发展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让人类成为世界的孤独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彻底性地遮蔽了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变得如此的严峻，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同人类精神心灵痼疾同步性出现，导致社会出现新的整体性状况：一边是现代性进步文化价值的真切体验，另一边是生态危机价值性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心灵生态从人文价值生命的本质处关注环境生态的治理，唤醒了人对自己和心灵存在的环境的特殊性珍视，生态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环境生态向心灵生态构建的公共性转换，着力培育心灵生态秩序，建立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进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在自然生态的根源处和心灵生态的失序处，找寻化解环境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是真正能够治本的治理之道。心灵生态治理之历史性彰显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发展是一个智力的活力的显著体现，只有在心灵生态的自治与共治之中才能展现时代的精神价值之维，心灵生态治理的逻辑有其自治性，此种自治性是一个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和文化价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灵生态有某种约定和选择的公共性逻辑，心灵生态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心灵失序、心灵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对于心灵生态的治理和实现人类的生态优化一样，没有心灵生态的治理人就不会有心灵的优化了吗？显然不是，但是，正是心灵生态治理的确立才使得心灵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态，或曰重塑了心灵生活和谐的新形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性质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要有治理的维度。治理在新的层面规定了心灵生态的质态。但是心灵生态在现实性的层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说有社会现实性的一面即环境生态的对照。这里所彰显的心灵生态的自治主要还不是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环境生态基础之上的人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断地对现实的环境生态的优化作出敏锐反映。同时心灵生态的自治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心灵生态治理的立场和能力，就没有现实维度的环境生态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看重价格表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精神和心灵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价值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所以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的本质就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转换意味着对生态治理不仅要从环境生态入手，同时要更加注重唤醒人的心灵生态，通过治理的逻辑确立心灵生态的优雅秩序。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建构之中，同时也处于精神生活的心灵生态秩序创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态治理维度中的心灵生态的培育就是对环境生态的构型和心灵秩序的再构型，进而推动社会存在在积极意义上确立一种生态生存的文化逻辑。此种文化逻辑的“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结合在一起。
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中正生成出各种新的可能性”，环境生态是一种通过制度规训建构、培育的生态方式。同时，环境生态作为新创制的社会空间也是对一种人与自然状况紧张秩序所塑造的文化价值的革新，在革新中当代人才能清晰地认知自己不合理性的“人与自然”之文化观念，对生态环境体验始终指向的是人自身心灵生态逻辑觉醒，在心灵生态逻辑的自我方式确立中人才能彻底地和原有的“观念价值冲突”决裂，不断化解和构建新型和谐之心灵生态秩序，此时，我们才能祈求生态治理合理性文化价值逻辑的生成。修复与创造是生态治理之文化逻辑的核心旨趣，现代性社会生态治理的实践本质就是围绕修复与创造展开的“环境生态创制、心灵生态建构、文化价值生态重塑、日常生活生态体验”之“共生实践”价值意义的创生。环境生态创制是面对生态危机化存在之制度性规训的治理，心灵生态建构是对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的体验性确证，文化价值生态是把一种深层的心灵生态治理逻辑上升为社会的公共价值生态，成为民众公共性认同的文化价值实践，日常生活生态体验则是个体在公共性的生态文化价值实践中自觉地体验和体悟到生态之真实境界，进而能不断地重塑和确证心灵生态建构的合理性。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体现了社会公共价值观念的本性逻辑和人自身生态之存在方式的发展逻辑。
作者：王轩 袁祖社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