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淮河水生态环境的改变，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水生态环境主要指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以水为核心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形成的有机统一体。历史时期，淮河流域①水生态环境因自然地理因素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共同作用而发生过多次重大变迁，每一次重大变迁都深刻地影响着淮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关于淮河流域环境变迁的研究，前此学界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②，但多以某一个时期为主，或过于集中在黄河夺淮对淮域环境变迁的影响，而系统梳理整个历史时期淮域水生态环境变迁的成果则比较少。鉴于此，笔者以水生态环境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淮域水生态环境历史变迁的系统研究，以冀对当今淮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所启示。 一、南宋以前淮河独流入海时期流域水生态环境 远古时期，淮河干流的洪泽湖以西河段与现代相似。古无洪泽湖，淮河干流经盱眙后折向东北，经淮阴向东，在今江苏涟水云梯关入海。当时淮河流域有众多湖泊，大多散布于支流沿岸、支流和干流尾闾，以及济、泗二水之间，如荥泽、圃田泽、萑苻泽、孟诸泽、菏泽、大野泽、沛泽、富陵湖和射阳湖。位于今郑州市东的圃田泽，在当时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广阔湖面①。在豫东南还有一些湖沼，因水体随季节变化大，无固定名称。 春秋战国时，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人工开凿的运河相继出现，徐偃王开陈蔡运河沟通沙水、颍水和汝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辟菏水沟通泗、济水系;魏国开鸿沟沟通江、淮、河、济“四渎”②。随着淮域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农业开发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淮北地区人口激增，农垦大为发展，平原可耕地大多辟为农田，甚至一些陂、泽、湖、沼地也被开垦。 入汉后，淮域农业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不仅淮河下游沂、沭、泗流域的农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状态，上游陈、许、颍川等地的农业也因水利的兴修而得到长足发展③。但此时的黄河却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频繁决溢时期，并开始了较大规模的侵淮，淮域水生态环境因此遭遇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十二月“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东溃金堤”，以致“河溢通泗”，河决不久即“大兴卒塞之”④。元光三年(前132)夏，“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巨野(古湖，今山东郓城东)，通于淮、泗”⑤，这次黄河决口，情形与以前大不相同，决口广大，黄河水泛滥而出，淹塞严重，而且导致濮阳、定陶、睢阳、彭城等经济都会的萧条，定陶甚至从此一蹶不振⑥。至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派汲仁、郭昌堵塞了瓠子决口。汉平帝元始年间，黄河在荥阳县境内大幅度向南摆动，导致黄河、济水、鸿沟分流处堤岸严重坍塌，造成黄河、济水、汴水各主流支流乱流的严重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淮域土地荒芜，农业凋敝，人民迁徙流亡。不过，由于农业经济的衰败，人类活动对淮域水生态环境的破坏较轻;汉代王景治河后，黄河也相对安澜，淮河基本未受大的黄河决溢侵扰;而统治者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淮域修造了陂塘、堰、坝等各种水利工程以灌浇屯田。因此，汉代以来一度遭遇较大破坏的淮域水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据《水经注•渠》记载，当时黄河以南，江淮以北，嵩山、汝、颍以东，泗水以西的区域内较大的湖泊有140多个。在豫西山地东麓洪积冲积和鸿沟之间的交接洼地，有洧(今双洎河)、?(今清?河)等河流聚积而成的一些湖沼。在豫东有一片由济水、濮水、汴水、睢水等河流汇集形成的东西向排列的湖沼，著名的有圃田泽、牧泽、白羊陂等。据《水经注》记载，当时的圃田泽跨中牟、阳武二县，“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岗，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渐、小渐、大灰、小灰……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湖区已被大小沙岗分割成为许多小沼泽，湖中长满了水生植物麻黄草。其他如牧泽(今开封北)“方十五里”⑦，白羊陂(今杞县、睢县境内)“方四十里”⑧。在淮北低洼平原的汝淮、汝颍、颍涡之间，支流众多，下游宣泄不畅，沿河壅塞成了一连串的湖泊，形成分布极密的西北—东南向的湖泊带。在淮北、淮南低洼地带，有很多湖沼系人工围堤而成，如曹魏正始二年(241)，邓艾令淮北屯2万人、淮南3万人，“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淮南诸陂塘中，以芍陂为重点，当时在芍陂旁边还修了小陂50余所。蓄水屯田，成效颇巨，但众多陂塘或蓄水过多或阻碍泄洪行水，导致水灾频繁而严重，以至于晋朝的杜预在咸宁三年(277)上书认为，“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淤，高地皆多瘠。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因此主张“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等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⑨。 隋唐五代时期，淮域水生态环境依然良好，呈现的仍是湖泊密布、河流交叉的水乡景象。《水经注》记载的湖泊，这时期大都保存着，圃田泽仍是一个东西长50里、南北长26里的大湖①。孟诸泽有周围50里的广阔湖面②。然而，由于关中人口急剧增加，隋唐王朝大规模营建西安、洛阳，对黄河中游森林大肆砍伐，使垦殖区重新扩展，黄河中游广大范围内的森林开始遭到破坏。黄土高原失去森林保护，水土流失加快，黄河中挟带的大量泥沙又开始在下游河道堆积，以至于河患愈趋严重。据统计，隋唐时黄河下游决溢共23个年份，平均14年就有1年泛滥为灾。五代时期，共有19个年份决溢，平均不足3年就有1年出现决溢，黄河决溢频率显著增加。这些决溢南北岸都有，其中南决冲入淮河水系的就有开成三年(838)、同光元年(923)、天福六年(941)、开运元年(944)4次③。 降及北宋，汉末以来相对稳定了近千年的黄河又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频繁决溢时期，河患加剧。宋人吕陶就云:“大河为患，岁岁决溢。……大抵壅之于东则奔于南，障之于西则注于北，而不见其素所谓河者果安在也。”④随着黄河的频繁决溢，决入淮河水系的次数逐渐增多，规模也愈来愈大。如太平兴国八年(983)五月，河决河南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界入于淮，十二月告塞。咸平三年(1000)五月，“河决郓州(治今山东东平)王陵埽，浮巨野，入淮、泗”，月余即堵上了决口。天禧三年(1019)，河决滑州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⑤，8年后决口才堵塞。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又大决于滑州，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而分为两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⑥，至次年四月决口才堵上。#p#分页标题#e# 总的来说，南宋以前，淮河独流入海，干支流水系较为稳定，水生态环境缓慢演进。其间，黄河虽多次决溢南泛入淮，但未闻大溜夺淮，且决口不久即被堵塞。黄河南泛的主要影响仅限于淮域北部的古济水—梁山泺一带，对泗水水系及淮水下游则影响轻微。此时的人类活动也还未威胁到流域水生态的自我调适和自我修复能力，人类活动与水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时期，未从根本上影响淮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二、南宋至晚清黄河夺淮入海时期 流域水生态环境南宋以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助推了黄河在北宋就已开始的大规模南泛侵淮的趋势，黄河南泛入淮最终演变成全面夺淮，淮河水系因之而紊乱，水生态环境为之一变，正所谓“中世以降，黄河南徙，夺泗与沂，因而夺淮，两雄角力，强者战胜，盖数百年焉”⑦。 建炎二年(1128)，杜充在河南滑州以东掘开黄河，黄河浊水在豫东、鲁西地区漫流至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入淮⑧。金人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是无暇治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新决河来扩展领土，故采取利河南行、以宋为壑的策略，唯恐黄河不决，河势因而益南行。大定八年(1168)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分流于单州之境”，金人以“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为借口，听任黄河决口泛滥。大定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延津京东埽，弥漫至于归德府”，黄河“遂失故道，势益南行”⑨。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即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故堤，灌封丘而东，“东注梁山泺，又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夺淮入海”，“由是而汲胙之流塞，此河之四大徙也”???。金人“见水势趋南，不预经画”???，从此，黄河主流河道南徙，“自徐城以南，泗水悉为黄河所占，而《禹贡》会淮入海之旧迹不可考矣”???。金宣宗贞?三年(1215)为避蒙古迁都汴京后，又企图“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以御蒙古，结果直至天兴三年(1234)亡国，南道不治，北道不复，听任黄河泛滥。 元代建都大都，“转东南之粟以赡京师”，但河势南迁，河道或南或北，“漕渠屡受河溃，行海运者廿余载，风涛险暴，赡粟缺乏”，为防黄河北岸溃决堵塞运河通道，乃“用韩仲晖谋河导流南，而漕渠无害，赡粟免缺乏忧矣”①。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成，而北流渐微”②。元朝采取的重运河轻黄河政策(也为后来定都北京的明清王朝所继承)，落实在治黄实践上，就是分黄河多股南流，结果是愈分愈淤，河务败坏，水患特甚。太宗六年(1234)八月，决开封寸金淀以淹南宋，至杞西河分三流，谓之“三岔口”，北支行杞县城北汴河故道东趋睢县、归德(今商丘)、徐州，合泗水入淮;南支行县城西南下趋太康、陈州(今淮阳)，合颍河入淮;中流经县城北，东向鹿邑、亳州，合涡河入淮③。至元年间(1264～1294)，“河徙阳武，南夺涡入淮，而新乡之流塞，此河之五大徙也”④。 明初，黄河仍趋东南，以汴河、泗水、涡河、颍河为主要泛道。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而贾鲁河故道遂淤”⑤。永乐十四年(1416)，“河决开封，经怀远由涡河入淮，故涡有大黄河之目”。正统十三年(1448)，“河决分为二，其一自荥泽南流，复由涡河入淮”。弘治三年(1490)，“河决自杨桥，一由通许入涡河，下至荆山入淮;又一支自归德州通亳县，亦合涡河入淮。全河纵横颍亳间，涡为河身”⑥。“弘治以前，北流犹未塞也”，弘治八年(1495)，都御使刘大夏为了保漕运畅通和凤阳皇陵、泗州祖陵不受淹浸之害，一方面堵塞今安徽淮河以北的黄河决口，阻断黄河入淮河中游的通道，一面在黄河北岸筑堤360里(史称“太行堤”)，阻断黄河水东溃经曹州侵泗的水道，迫使黄河水循古汴道经泗入淮，“自黄陵冈筑成，而北流永塞，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⑦。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经潘季驯四次治河，“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形成了一系列堤防工程，将黄河约束于归德、虞城、徐州、宿迁一线，至清河会淮入海。自此，黄河多道南泛局面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⑧，“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⑨。 “夫黄河盖天下之强水也，其所过靡不变实移易矣”???。黄河南徙夺淮，对淮域水生态环境的影响至巨，具体表现主要有: 第一，导致淮河入海河口东迁。黄河南徙带来大量的泥沙迅速淤积了淮阴以下黄、淮入海河道，造成入海尾闾不畅，下游河床淤高、变窄，河口东迁。明代万历时自黄淮交会的清口至安东县(今涟水县)河面阔2至3里，自安东至河口河面阔7至10余里，深各3至4丈。清顺治年间，清口以下河道尚深2至6丈，宽200至700丈，到康熙时深仅2至6尺，宽仅12至19丈，23年间，河深只剩下原来的1/10，宽度仅剩下1/30。河身变窄，加上海潮顶托，泥沙堆积，河口向海中延伸。1580年河口还在云梯关外四套附近，1677年已到云梯关外100里，1700年在十套以东约30里的八滩之外，1735年又到了八滩外的王家港处。至1804年，河口已在云梯关外250里处???。 第二，迫使淮河主流南下长江入海。1194年后，虽然黄、淮合流入海，但“黄强淮弱”，至万历时淮河“南徙而灌山阳、高(今高邮)、宝(今宝应)”???，淮河因黄河进逼已有南徙之势。明中叶潘季驯实行“蓄清刷黄”之策略，加固高堰大堤，堵闭洪泽湖北边引河，引全淮注黄。潘季驯的治河刷黄效果明显、运河通畅，但加剧了泗州、凤阳祖陵和皇陵的水患，于是继潘氏治河的杨一魁提出并实践了“分黄导淮”之策，在高堰上兴建减水坝，引洪泽湖水东入运西诸湖后，分别经射阳湖、广洋湖入海和经邵伯湖下芒稻河入江???，这是人为引淮改道南徙之举。迄清初，靳辅治黄，仍是“蓄清刷黄”与“分黄导淮”并重。至清中期，入海河道淤高致使淮已难以抵黄时，淮水始由高堰上诸坝泄流，进入高邮、宝应、白马诸湖，分入江海。1851年，启放高家堰南段山阳、盱眙之间的礼河坝，冲损未修，遂成通口，俗称“三河”。前此淮水之出高堰，均由减水坝，尚有节制，至此则终年开放。从此，淮水南下经芒稻等河，形成淮河主流南徙入江的形势①。历史上独流入海的淮河演变为长江的支流。由于入江水道排泄不畅，以及江潮的顶托，淮水滞蓄在高邮、宝应西部洼地，白马、宝应、?光、甓社、高邮、邵伯等湖因之连成一片。分淮南下并设归海五坝泄洪水入里下河地区，造成了里下河平原洪涝灾害频繁。#p#分页标题#e# 第三，形成了以洪泽湖为主体的淮河干流“河成湖泊群”。今天的洪泽湖在远古时期为?湖，有破釜涧、白水塘、富陵塘、泥墩湖、万家湖、成子湖等，湖泊间原有很多水道相连，是淮水经行之道。一方面，“自黄河夺淮，淮日鼓涨，溢为巨浸”②，另一方面，明中叶采取蓄清刷黄、借黄济运的治河政策之后，高堰大堤愈加愈高，众多小湖泊相并，湖区不断扩大。1577年前后，阜陵、泥墩、范家等湖合并;1601年前后，湖面扩大为300多里;1659年前后，北三洼(成子、安河、溧河)合并入湖③。1666年，河决宿迁之归仁堤，经过桃源、清河灌注洪泽湖，在此之前淮尚与湖分，此后便“并淮为一湖，而湖势始大”④。洪泽湖水位的抬高，使得原本就比较低洼的淮河中游形成一系列新的河成湖泊，其中较大的有焦岗湖、黄湖、殷家湖、沱湖、天井湖、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高唐湖、花园湖、女山湖、涧溪湖等。这些湖泊的形成，一方面与淮河中游的长期沉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黄河南泛导致淮河干流河床不断淤高，淮河两岸的支流不能汇入，于是各支流的来水就在支流与淮河干流交汇地带，或者在附近的一些低洼地带潴水成湖⑤。 第四，淤塞了淮河干支流的河道，并将一些湖泊淤成平陆。如连接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动脉汴河在金代被淤塞淹废，著名的孟诸泽屡遭黄河冲淹终被淤为平地。泗水原出泗水县陪尾山，历曲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滕县，入沛县、徐州、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会淮，但“自黄河南徙，徐州以下夺泗，而泗之故道不可问”⑥。濉河因被黄水淤塞，造成多次改道:“明季河决，睢宁孟山以东濉河故道悉淤，扬疃、陵子等里潴而为湖，于是濉水浸溢于灵、虹、睢、宿之境，然其下游仍由小河口、白洋河而入黄也。迨至归仁决，而濉水南，黄水入宿境，河沟悉为淤垫，濉不得不假道归仁，以趋洪泽矣。”⑦睢宁县的白山湖，因康熙十四年河决花山坝，湖淤大半;白马庄湖、黄山湖自河溢后，皆平湮为田⑧。在淮河下游地区，“昔之湖犹可容纳也，今则湖身日就淤垫矣。昔虽受湖之害，然渌洋、鼋潭等湖可以灌输沟洫，城西诸湖从万家塘、杭家嘴等处可以引入闸河，犹用以济旱也。今则渌洋等湖既半就干涸，运河日垫高。设遇干旱，并不能引西湖一勺之水以溉润民田矣”⑨。位于盐城县治西140里的射阳湖，嘉靖、隆庆年间以后，“淮水夺淮之柳铺湾而下，黄河南徙则又夺高、宝之堤而下，并汇于射阳湖，日湔月洗，兼以黄河之水?蓄沙积，于是射阳湖日就淤浅，非曩昔矣”???。 第五，造成淮域水患频仍而严重。黄河夺淮淤塞了淮河入海尾闾和淮北支流河口，淤高了淮河中下游段河床和洪泽湖底，加剧了淮河的水患。据统计，在黄河夺淮以前，从公元前185年到公元1194年的1379年中，淮河流域共发生较大水灾112次，平均12．3年发生一次较大水灾;黄河夺淮时期，从1194年到1855年的661年中，淮河流域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268次，平均2．5年发生一次较大洪水灾害???。另外，我们从志书中还能具体地看到黄河夺淮加重当地水灾的情况。如光绪《泗虹合志》卷三云:黄河在“清口以下夺淮，而淮之尾闾不得畅流，川壅而溃，上游州县所以历受淮患也”???。又光绪《睢宁县志稿》卷四载，睢宁县河道自古以来泗水为大，睢水次之，潼水又次之，诸河之水皆注入淮河。当时淮河宽广，泗、睢、潼畅流，虽有涝年也不致成灾。“自黄河夺泗，而睢邑之河遂?变古制，其害且展转而延于今。泗为河遏，有时挟河以为虐，一害也;泗为河占，注泗之水均不能入，遂致滨河两岸全成泽国，二害也;黄河屡决，沙淤壅积，遂将睢、潼诸渠全行垫塞，泛涨不能容受，以致四出为患，三害也;睢、潼改道南行，河冲成渠，致别成白塘河、沈家河、龙河、沙河诸名，运道横分，黄堤中格，阖邑之水仅恃洪泽为尾闾，宣泄不畅，田畴被淹，四害也;山水潴为各湖，运河高仰，致使邳州诸河末由宣泄，伏霖秋汛，一片，五害也。”① 三、晚清民国时期流域水生态环境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南阳铜瓦厢决口，北流大清河，于利津牡蛎口入海。黄河北徙不复南后，淮域从此少了一巨浸，水生态环境又生一巨变。 黄河北徙后，在淮域的河南兰考至江苏响水之间留下一道600多公里长、高出地面七八米的废黄河故道沙土岗，形成了淮河干流水系和沂、沭、泗水系的平原分水岭。从此，淮不能再行故道入海，南下入江;泗、沂、沭河也不能再注入淮河，只能各自入海，造成了“古之淮独流，既而合黄，今则黄水绝而与沂泗为缘”②的局面。民国《泗阳县志》亦云:“迨后治复改道北行，淮水失其故步，汇而为湖。湖不能容，则泄而入运，窜而入江。豪奴欺主，泗实当之。泗又挟其余威以凌沂，沂因病沭，各辟其出海之途，而距淮愈远。附庸小国，自为雄长，又百余年矣，此又一变也”，其“变而之衰者，则淮水是，泗、沂不与焉。泗、沂不会淮，淮不入海，其患皆中于泗阳”③。 道光以前，黄、淮交汇，淮域“患潦之岁多”④。黄河北徙后，淮域水患有所减轻，如泗虹地区，“淮自黄河北徙，三河畅流，岁无大涨，亦不甚为患”⑤，“虽值甚涝，而湖水不致弥漫”，“庶无荡析离居之患”⑥。黄河北徙后遗留下的一些黄河故道，往往成为大雨泄洪之地，近故道之地也不至于大雨成灾。如在河南睢州，“黄河故道交于境内，两岸宽阔，弥漫数里，昔盖尝为人患。今既枯竭，七八月间霪霖暴降，平地常至数尺，往往近河之地得以时泄，不致大损禾稼，人且食其利焉”⑦。水患虽然有所减轻，淮域的旱灾却凸显出来，“每遇时雨衍期，忧旱之岁且半于忧水”，“此水利之一变也”⑧。当然，黄河夺淮数百年，对淮域水生态环境浸淫破坏太久，即使黄河北去，其所遗留下的生态恶果尚一时难以消除。淮域志书作者多注意到了这一点，常发出“今虽黄河迁徙，而堤岸横格，清口淤高，遽如往古群川载道，吐纳洪流，夫岂易易”⑨之叹。在泗虹地区，淮河因“迭经黄水，河身淤垫，每遇伏秋雨甚，西南七十二山河并淮暴泻，其沿河一带上起龙窝，下至窑湾嘴等处，久经淹没，涸复无常，已非人力所能为”。#p#分页标题#e# 咸丰以后，黄河改走新河道虽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清廷内部存在复故道和走新道的争论，清廷无暇顾及黄河的治理，黄河新河道并不稳定，还曾发生过多次决口南泛侵淮的事件。如同治七年(1868)六月，黄河在河南荥泽决口南流，“下注皖省之颍、寿一带，颍郡所属地方一片，已成泽国”???。同治十年八月，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南岸决口，东注南旺湖，又由汶上、嘉祥、济宁之赵王、牛朗等河，直趋东南，入南阳湖???。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十三日，黄河在河南郑州决口，正河为之断流，大溜由贾鲁河入淮，径注洪泽湖，“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庐人口漂没无算”???。在河南鹿邑，“河决郑州上南厅石桥九堡，横流南溢，县西南境皆苦泛滥”???。在安徽阜阳，“四乡遍成泽国”???。可以说，此次黄河南决为害之烈，损失之惨，几乎与铜瓦厢北决之难不相上下。 黄河北徙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黄河南泛入淮则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以水代兵”，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段，造成平汉路以东淮域洪水泛滥。黄河之水自花园口穿堤而出，大部分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鄢陵、扶沟，以下经西华、淮阳，至安徽亳县顺颍河到正阳关入淮。一部分自中牟顺涡河经通许、太康、亳县至怀远入淮。此外，还有一小部分自西华向南至周口注入颍河。黄水与淮水至安徽怀远以下，横溢洪泽湖，而后分注江、海。黄水所到之处，顿成一片。6月7日，花园口决口，黄水流入郑县境，长约37里，决口处宽约百米，其南有至四五里者，深二三米不等。中牟县为县属赵口决口和花园口决口之黄水所经，6月15日各处水位不断上涨。尉氏县至6月14日也有黄水冲入，直贯全境，主流由尉氏东流入鄢陵县①。到7月4日，黄水泛滥白沙以东、扶沟附近以及尉氏以西、冯村一带以东，溃流也分三路:一向周家口，一入淮阳，一趋太康②。7月15日，洪水分两支入开封、中牟县③。7月30日，黄水且由河南沈丘、项城两县交界之槐店，趋入皖境太和县，并直趋正阳关④。至7月22日，茨河、肥河均已暴涨，沿河数里均遭水灾⑤。据民国《阜阳县志续编》记载，黄水“其入皖境也，一股夺颍河经界首而东，一股泛滥于南北八丈河、谷、茨各河之间，终循茨河至县城西北茨河铺，与颍河汇”，二股在阜阳合流后，“遂以全量加诸颍、茨，不惟颍、茨不堪，且自城东三里湾倒灌泉河，大田集以西亦被波及，县城更数濒危殆”⑥。 郑州花园口之决，泛区范围广大，西自郑州北郊花园口西边的李西河起，东南经郑县的祭城，中牟城南的姚家和鄢陵、扶沟间的丁桥，过扶沟城后至张店村绕折西南，经张桥直至沙河岸畔的逍遥镇，以下沿沙河北岸到周口，再经沙河南岸的商水到水寨，向下又沿沙河北岸经界首至太和，而后沿颍河西岸，经阜阳城西的襄家埠、城南的李集、颍上西北四十里铺，直至正阳关。东自花园口东南的来童寨起，东南经开封朱仙镇、通许南的底阁、康城北的杨庙、城东的朱口，至鹿邑城南，再沿十字河至涡河畔的涡阳，下至肥河口，再顺西肥河东南至王市集，又折向西，经颍河西岸的正武集，再折向东，经板桥集、张沟集，自此沿西肥河东岸直下凤台城。从西北到东南，长约400公里，宽30至80公里不等。黄水对淮域泛区水生态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遭受洪水泛滥之灾的达44县、市⑦，受灾人口达1250万，390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淹没耕地1993．4万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近11亿元⑧。此次黄河南泛淮域长达9年，使淮域土壤的沙化、盐碱化日趋严重，各种生态灾害频发，农作物减产加剧，防洪排涝和灌溉系统遭到破坏，人居环境持续恶化。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流域水生态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成为第一条得到全面综合治理的大河。人类活动开始成为影响淮域水生态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在强度上甚至超过了自然因素。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治淮会议，做出治理淮河的决定，治淮方针确定为“蓄泄兼筹”。1951年，又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原则指导下，着重修建淮北大堤及下游的三河闸，在河南境内完成石漫滩、薄山等山区水库建设，在大别山区建设以佛子岭水库为代表的水库群，在江苏、山东开展导沂整沭工程。1958年治淮委员会撤销后，改由流域四省分别治理，山东、河南在山区修建起众多的大中小型水库，江苏修建江都抽水站以抽引长江水实施江水北调，安徽修建了淠史杭灌溉工程等。1975年，治淮委员会恢复建制，治淮走上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的轨道。1981年国务院召开治淮会议，明确提出铲除河南、安徽境内的童元等4个小行洪区，退耕还河。1985年，国务院治淮会议做出在淮河干流扩大行洪通道的决定，并得到迅速实施。1991年大水后，国务院又做出实施治淮19项骨干工程的决定。从此，淮域基本形成一个蓄水、防洪、排涝、灌溉、航运、水力发电等综合开发，布局合理，比较完整的水利体系。 新中国治淮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人水争地、水土流失、河湖污染之类的水生态环境问题仍很严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淮河湖泊、洼地和沿淮行蓄洪区人水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先是修建保麦小圩堤，继而筑圩堤保秋以与水争地。改革开放后，淮域各地的洼滩地大面积被围垦。据统计，上世纪末，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的面积较50年代已减小了35%，蓄水库容减少了35亿立方米。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地区因盲目围湖、圈圩，湖荡大面积收缩，1965年有湖荡992平方公里，1979年减少到497平方公里，1991年大水前只剩下216平方公里，湖荡面积减少了近80%①。人水争地，导致淮域调蓄洪水能力下降，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长期以来，治淮的重点是防治水灾，而对水土保持工作有所忽视。随着人口的增长，为解决粮食问题，从1958年开始，淮域一些山丘区陡坡被开垦。随后，在淮域山区所进行的开矿、建厂、修路等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活动，又造成大量森林被毁，地貌遭侵蚀，土层流失严重。据淮委1990年遥感普查，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5．9万平方公里，土壤年流失2．3亿吨②。水土流失是造成淮域洪涝、干旱灾害和水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p#分页标题#e#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淮域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力推进，人类的过度开发大大超出了流域水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和自净能力，人水关系日趋紧张，洪魔旱魃还远没赶走，又遭受了日益严重的污染困扰，淮域水生态环境又生重大变化。据统计，淮域近50%的河段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污染事故屡屡发生，较大的事故近年来多达160余起③。淮河污染由来已久，1974年，蚌埠市淮河自来水水源受到酚和酒精废水污染;徐州市工业污水排入奎濉河，下泄洪泽湖溧河洼，造成50万公斤鱼类死亡;郑州、淮阴等地发生多起废水污染农田万亩以上的事故，损失粮食数百万公斤。1980年代以来，污染事件增加。1989年2月和1992年2月，淮河两岸发生大面积污染事故，盱眙县被迫关闭水厂，停止供水④。1994年7月中旬，淮河上游河南境内突降暴雨，颍上闸因超过防洪水位而开闸泄洪，将积蓄于上游一个冬春的2亿立方米污水排入泄洪河道，所经之处，鱼虾丧生，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⑤。2004年7月中旬，因大雨骤降，沙颍河、涡河等支流相继开闸放水，黑臭污水在淮河干流形成了155公里的黑色污染团，污染团中的污染物总量达3．8亿吨，使河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在平时的基础上增加了7倍。污水汇入洪泽湖，给当地水产养殖业带来惨重打击，产量损失3．2亿吨，直接经济损失达3．1亿元⑥。 淮河水污染的加重，与淮域水资源短缺、水利闸坝调控水体、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过量排放等社会因素有关。淮域人口密集，是我国缺水严重的地区之一，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565立方米，亩均476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亩均水量的1/5。水资源的短缺，势必加重对流域内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河流生态用水严重不足，加上流域5000多座水库、5000多座闸坝调控水体，造成平水期和枯水期的闸坝成了排污河，而一到洪水期开闸泄洪就易造成大面积水污染。此外，淮域各地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结构仍未得到根本扭转，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饮料制造业7个高污染行业还是淮域的主导行业，这7个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全部工业废水总量的80%以上。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废水排放的组成和结构在发生明显变化，城市生活污水所占比例正逐步上升，淮域四省的生活废水所占比例均已超过工业废水，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生活废水占废水总量的63%⑦。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⑧这首流传于淮河岸边的歌谣，道出了淮域水生态环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沧桑变迁。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社会经济欠发达的淮域，人们加快发展的愿望尤为迫切。因此，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淮域仍将经历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的深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与水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还会长期存在，淮域水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任重道远。 五、余论 综上可知，淮域水生态环境以黄河夺淮和北徙以及现代化建设为标志，经历了南宋以前淮河独流入海、南宋至晚清黄河夺淮入海、晚清民国黄河北徙、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治淮四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变迁。这种阶段性变迁呈现出的总趋势和总特点是，人类活动与水生态环境关系从相对协调到日趋紧张，水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和脆弱化。洪涝频发，旱魃肆虐，污水困扰，构成了淮域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破解的难题。 历史时期淮域水生态环境的阶段性重大变迁，是黄河夺淮(其中也有人为因素的助推)等自然因素以及农业垦殖、战争、政府治黄淮运政策、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水生态环境中的核心因子是水体，通过治水消除水患以及发展航运、灌溉等事业以造福人类，一直是历代政府治水控水的基本目标。约阿希姆•拉德卡说过:“生态的危机常常伴随着权力使用的机会。水利建设在许多情况下的环环相绕为上层的干涉提供了可能。”①南宋以来黄河夺淮并逼淮南下入江，以及输送江南漕粮供给京师的南北大运河纵贯于黄河、淮河、长江的尾闾地带，使得黄、淮、运、江关系极其复杂，淮域水生态环境一直处于恶化状态。面对淮域水生态环境的危机，元明清政府不是顺水之性，上、中、下游兼顾地对黄河、淮河、运河进行全面系统的整治，而是为了保护漕运(明代还有保护祖陵的目的)的畅通这一最高的朝廷利益，在运河地区不仅做了详密的制度安排，还修建了许多防水控水工程，至于对黄河、淮河本身的治理反倒置于次要位置。正是淮域水生态环境的治理承载了许多政治因素，才出现了“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②的尴尬局面。铜瓦厢决口后，清政府内部为黄河流经问题发生争执，“或主挽归江苏云梯关故道入海，或主因势利导，使河流北徙由大清河入海”③。新旧河道之争实质上是山东与安徽、江苏的地域利益之争，断断续续进行了30多年的争论使黄河长期处于“无防无治”状态，以至于北徙的黄河还不时地决口南泛侵淮。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运道淤塞，海运兴起，铁路畅通，淮域水道交通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业已不再，加之近代以来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破坏了社会环境的稳定，更直接地威胁着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筹防为先”便成为清政府政治决策过程中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一代大政———河工因此失去了昔日的殊荣而退居次要地位④，因之以治黄、“导淮”为中心的治河方略和各项举措，难以落到实处，更谈不上成为战乱时局下国家和流域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统一而安定的政治局面以及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才最终形成了“蓄泄兼筹”、上下游兼顾、流域各地协调的良性治水局面。 淮域水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和脆弱化的历史变迁，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黄河夺淮的后果尚难根本消除，湖泊洼地蓄壅顶托等遗留影响还会继续，淮河水污染仍呈加重的趋势，淮河治污、低洼地治理和行蓄洪区调整仍是个大难题。历史告诫我们，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在充分利用自然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给自然界带来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今后淮域水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要以史为鉴，严格规范和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以减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活动、生活行为给流域水生态环境带来的过度影响;必须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纳入统一框架，融水生态环境因素于淮域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要转变淮域历史上只以人对水的控制利用为目的的传统治水之道，积极寻求能多使人水亲和而少使人水对抗的非强制性治水方法，进而构建人水和谐共生、促进淮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生态环境。#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