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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国际影响度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超级大国，政治上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激增，对国际社会与国际政治的主导权渐渐提升，但同时也面临了国际与国内新的发展问题。2008年后，国际经济市场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急剧放缓，发达国家都面临了不同的经济困境；国际政治格局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也发生了调整与变动，同时全球公共治理问题被凸显出来，特别表现在生态安全问题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中最突出和最不可控的挑战，引起了各国家和各国际组织的持续关注，但解决方案仍然形同虚设，全球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灾害与威胁，这将进一步影响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国作为一股强势发展的国家力量必然会受到相关的经济冲击与政治影响，中国传统发展模式也对全球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中国在进入关键发展转型期的当前，面临着新的国际发展趋势，即全球气候变化及绿色工业革命的开展。生态政治已经成为各发达国家政治内容和政治改革的关键要素，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陆续开展了“绿色革命”。生态政治的使命是追求自然与人类的利益平衡，它把人类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乃至文化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社会、政府及其制度体系与人类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的实然关系和共赢持续发展的应然前景。生态政治对于自然环境的探索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追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治观点。生态政治作为解决经济发展瓶颈和社会问题的一条新路径，也必将成为我国现阶段和今后政治建设的一个主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任务之一，也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内容之一，建设生态社会既是贯彻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绿色发展模式开始转变的关键内容，同时它是中国生态政治实践的重要环节。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承担共同责任，实现共同利益 中国正在经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大的环境压力。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气候变化受灾人口最多的国家。1990-2007年中国年均气候变化受灾人口为1.2亿，占世界的52.4%，并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不可忽视的给中国发展的内部自然环境和外部环境带来了隐性变化，2007年后这一隐性变化逐渐随着生态政治建设和经济结构变革显现出巨大影响。国家发展面临生态环境承载压力、资源需求压力的进一步加大，全球气候变化成为新的挑战，异常气候频繁大面积发生，自然灾害、环境灾害更为多发，不断地冲击正常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未来发展最大的不可控因素。面对如此艰巨的发展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威胁，各生态参与主体必须形成公共生态责任意识，并身体力行作出改变，建设生态社会是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也是公民生态利益得到保护和实现的重要保障。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生态利益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它的实现不仅表现为一种公众需求，更表现为一种公众责任。1988年，科尔曼在《人力资本创建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一文中，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解释了人的行动。因为人的行动受制于社会背景，从而科尔曼把个体的社会关系定义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它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却是完全无形的，它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一经形成就可以为很多人免费使用。因此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利用社会资本协调其行为时，就无须付出经济成本。每一个社会公众都是生态参与个体，其中包括了消耗公共生态资源的“经济人”群体和要求保障自身生态利益的“自然人”群体。而“经纪人”群体追求的利益通常需要大量消耗生态资源，是建立在环境负效益基础上的，并且由于趋利的思维方式造成利益抢占的一窝蜂行动，导致公共资源利用上的低效、过度和浪费，不顾公共利益的损害，产生“公地悲剧”效果。同时本来应该由其承担的大部分环境负担，在社会整体环境中就无形的转嫁给了生态消耗极少的“自然人”群体承担。而“自然人”群体也不能起到有效弥补生态损耗，消耗负面效应的作用，这就给公众和社会造成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之所以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出现这样的悲剧，原因之一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法律盲点的存在；原因之二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个体都利用公共资源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无限制的消弭社会资本。这种个体行为的客观结果必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掠夺性地使用。从短期来看，忽视自身行为对环境和社会方面造成的负效应，当然可以让“经济人”群体赚更多的钱。然而，短期的利益转瞬即逝，当深层的环境和社会限制条件发挥影响的时候，所谓的“三重底线”，即利润、自然资源和人类社区，就会协同互动，相互影响。经济健康、环境健康和社会健康就会紧紧地耦合在一起，不是共同繁荣就是一起受难。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情况都是如此。因此二者都必须承担共同责任来实现公共生态利益。 维护社会公共生态利益也是生态政治的一项内容。科尔曼认为，“生态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我们作为公民的政治生活与我们所仰赖的自然生态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公共生态利益包括基本环境权，这与公民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构成内容，另外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完全满足了基本生存的需求后，对生态利益的追求随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而得到提升，公众要求自身的生活环境更舒适、卫生、安静，这是对生态权利的更高要求。这就使生态参与的各主体面临更高的生态责任，这一责任是面向全部社会个体的，只有全体生态参与主体共同承担生态责任，维护共同生活空间，才能实现人们的享受性环境权即生态利益的更高标准的实现。但现阶段公众对污染和资源浪费的抱怨之声不断，真正承担责任的行为却鲜见，虽然《环境保护法》中鼓励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揭发检举环境污染的现象，但由于公众法律观念淡薄，监督意识不强，行动成本也并非个人所能承担，对于“经济人”群体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过度消耗只能在群体共同责任意识的引导下才能有所改善。在群体责任的履行上，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和国家政府的力量随全球化贸易机制的发展逐渐弱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市民社会团体就能够进入这个被撕开的权利缝隙，承担其监控社会和环境标准的角色。目前，社会公众中已经出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群体如知识分子阶层，这部分群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强烈的环境保护参与意识，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决策欲望，开始自动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共同责任的倡导者。#p#分页标题#e# 二、推行绿色发展模式 “十一五”期间中国对全球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巨大挑战，不仅成为世界最大煤炭消费国，还与美国同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电力消费国，也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此外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有机废水排放国，未来10年内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肮脏能源（煤炭）消费和污染物排放超级大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生态赤字国之一。这不但成为国内发展的最大约束条件，也是世界难以承受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2009年5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中说过：“长远来看，环境政策将主宰一切政策，环境问题比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等都要关键。可能明年还看不到这种趋势，但10年、15年后，特别是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将会成为一切社会活动和经济的中心。” 在全球气候变化及绿色工业革命背景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提出了向绿色发展迈进。“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总体战略思路为：以科学发展为主线，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提高服务业在GDP、就业、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力提高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以绿色发展为基本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集约、生态安全、气候适应的“多赢局面”。绿色发展的战略内涵包括五方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实施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这一发展模式包括：规划和建设绿色中国，制定全国生态区域规划，增加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用公共财政购买生态资本，进行生态建设，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等于增加本国自然资本；创新和开发绿色技术，推行绿色标准，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利用绿色能源，发展绿色产业，依法淘汰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鼓励和倡导绿色消费，建设绿色城市；设计和实行绿色改革，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体系、评估体系、评价体系、法律体系、补偿体系；发展和推动绿色贸易，积极进口初级产品，充分利用世界节能环保新技术，大力发展符合国际环保标准的产品出口，严防污染物转移，主动进行国际合作，遵守国际环境公约，大力改善全球环境。这一发展模式既符合中国基本国情，更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是未来五年内中国整体向绿色发展转型的主要内容与方向。 三、建立适应性政策机制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规划、决策、执行和评估主体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政策实现增长，政策就成为了选择增长方式的最重要环节。要实现绿色增长，首先的就是要在政策环节上“变绿”，建立一种适应性政策机制（图1）。从政策过程的第一个环节——确定问题——就将“绿色”注入，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将方案置于政策外环境中考察，确保政策内环境与外部的联动性与适应性，充分考虑在政策执行中各部门的职能与整体互动作用，在政策决策前起就已经将生态环境内容置于各关节之中得到考虑与运用，并在政策反馈阶段配备相关的评估结果及对外部适应性的分析以对政策调整给予具有针对性的指导。荷兰在这方面成为全球最先作出尝试的国家，1989年，荷兰实施了一项国家环境政策计划（NEPP）。该计划把环境标准整合进了所有政府部门的运作当中。自那时起，这一计划每四年公布一次，而且每年都要有一个环境状况报告来确定其进展情况。该计划有一套附有完成时间表的环境质量目标引导，并以一个污染物是如何在人类社会系统中产生和传播的复杂理论为基础。荷兰政府的政策计划不是在末端控制污染物，而是寻求鉴别、合作和改变那些现场导致污染的活动，在确定问题的一开始就将政策的适应性能力提出来。2011年，该计划又提出了荷兰环境议题的国际向度。所有这些都不是支离破碎，而是把计划的所有目标当成了一个整体。它的主导理念是经济增长应当与环境压力的增加相脱离，尽管这一点实际上尚未实现。但环境不再被当作一个可以孤立应对的政策领域，相反的，环境关切被纳入进政府的所有领域。 建立适应性政策机制也是对正在兴起的对现存的政策状况提出挑战的“破坏性技术”在政策上的对接，今天的许多能源和材料密集型行业，都可能因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出现而推出商业舞台，“破坏性技术”大幅改变了商业活动方式和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政府要投资未来，除了开发新适应性政策机制，其实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了。政府政策出于对生态现代化的考量与要求，必须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其政策过程，调整经济组织方式。正如荷兰的国家环境政策计划那样，环境标准必须被纳入到体制的重新设计当中，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明确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框架，并以此作为政策是否具有适应性和投资未来的价值的重要依据。 四、开展全球合作，维护共同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区域都带有自然毁灭性的倾向，科技的日益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使得这种情况愈加复杂。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建立更多新的工作区域，使人们能在任何国家开办企业，这意味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且伴随着更多的能量消耗，而这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生态政治关注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不仅包含国内政治因素，还包含国际政治因素。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使得全球生态政治成为全球政治安全的中心环节，甚至一种特殊的生态政治空间作为一种现象形成，这种现象反映生态问题与因素对现代文明生活逐渐增长的意义，反应这些问题和因素转化成政治世界产生功能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了。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加强了这种联系，国际社会意识到对具体领土或全球来说最根本的生态威胁，地区和全球资源环境问题需要世界上各个国家积极合作，在政治方面急需制定和通过旨在消除或减小威胁的协议、公约、规划，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以，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将日益渗透到各国对外关系中，全球合作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外交中的重要内容。“在绿色政治学内部，单纯反全球化的声音日渐减少，更多地是进一步承认全球合作或全球管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在谋求多样化的基础上强调“全球责任”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在区域化的基础上重塑全球秩序。”#p#分页标题#e# 2006年11月10日，曾培炎副总理出席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已经提出过对国际合作的具体路径，其内容主要以被动引入技术为主。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二五”规划中再次在生态建设内容中强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国际交流和战略政策对话，在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推动建立资金、技术转让国际合作平台和管理制度。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和帮助。规划路线已经显示出中国将要主动从全球规则的被动者变为主动者，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搭车者”变为“提供者”，从全球事务的“跟随者”变为“领导者”。在生态问题上全面开展国际合作将是中国未来五年外交领域的新突破，也是解决中国资源安全、生态问题，建设生态社会的重要途径。 另外，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上，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更能有所作为。传统的政府职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与全球环境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难以很好的解决。非政府组织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借助全球范围的组织力量和其自身的灵活性，起到承上启下、沟通各方、促进协调与合作的独特作用，能够打破地域界限，加强各地区的自我约束和彼此监督，提供一条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开发资源，走互惠的道路，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