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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是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自人类产生以来，黄河流域就以其独特的宜居环境和农作物生产环境，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农业作为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态环境成为决定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生存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类的定居、迁徙、生存与发展。 一、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自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河洛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大体而论，河洛地区五千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客观地体现在植被和湖泊的变化上。 （一）河洛地区植被的变化 植被是生态系统的基础，为多种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息乃至生存的环境。因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植被的变化上。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是森林，史念海教授把河洛地区植被变化过程分为四个时期：（1）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人类的增多及活动面积的扩大，平原地区的森林逐渐被砍伐。至战国末期，河洛地区原本覆盖率较高的植被大部分受到破坏，林区面积明显缩小，有些曾经植被覆盖密集的地区开始显现出裸露的迹象。（2）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平原地带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平原地区的森林近乎绝迹。（3）唐宋时期。此时河洛地区森林面积继续缩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技术革新，同时伴随着平原地区森林的绝迹，这一时期的开采开始主要针对京畿以及人类聚居区附近的山林。（4）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山地林区不断缩小，植被面积减少等。 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两个方面，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又是这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建筑、农业和手工业工具、交通栈道桥梁、船舶制造、家具器用、燃料几乎都取自于森林资源；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缓解不断增强的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这样，必然导致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达四千年之久的黄河流域自然森林资源的损耗十分严重。虽然古时候历代统治者都强调天人合一，但是在需求面前，往往对森林的砍伐采取的是一种无节制的竭泽而渔的态度，相反之下并没有为此采取对森林保护或者减少对森林的砍伐。而位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中心自从在河洛地区起源后，先后有数十个朝代在这里定都，这一盛况在唐宋时代达到顶峰。一个国家的都城不仅仅是其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同样是人类聚居最多的地区，而人类聚居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可想而知。此外，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产业选择与资源的最佳配置往往是无意识的，往往一味强调农业文明优于林牧业文明，历史上的“重农轻牧”思想就是具体的体现。而重农轻牧所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在本应以牧业为主的地区进行大面积的垦殖，造成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加剧，水文状况恶化。 传统农业社会对森林资源的依赖远比现代文明社会大。森林资源的丧失必然会从经济资源角度直接影响传统社会的兴衰；同时森林资源的丧失造成水土流失，农业生态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效益；再者森林资源的破坏，造成自然江河生态的更加恶劣，自然灾害的频率增大，强度增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这便使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凝聚力衰弱，文明兴盛便失去了依托[1]。而从近三千年的历史来看，黄河流域的森林兴衰正好与黄河文明兴衰同步，这说明黄河流域森林植被对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资源兴废与黄河文明的兴衰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二）历史时期河洛地区湖泊的变化 我国拥有众多的湖泊，自古以来对湖泊有大量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洛地区较大的湖泊达四、五百处之多。如蒲田泽是《渠水志》、《职方》、《尔雅》等文献记载的古代大湖之一，它位于中牟以西，对黄河及其以南的鸿沟水系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当郦道元记载此湖时，该湖泊的面积还相当大：“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有将近200平方公里以上。到了宋代以后，蒲天泽陆续湮没，至今完全於成平地，湖泊早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成为耕地。而《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四五百处湖泊至今也全部湮废。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湖泊湮废，总会招致一些不良后果。最先蒙受这一不良后果的往往是农业；其次，湖泊的减少抑或湮灭都直接影响到了漕运或人类生存饮水。河洛地区长期作为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存在，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一大部分依赖于航运。而湖泊的湮灭无不加剧了航运的难度。北宋之所以建都开封，正是因为开封水系发达，物资经由黄河及其支流转运方便，而到14世纪开封已经成为一个不通航的城市。 二、历史时期河洛地区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 由于黄河流域降雨量的不平衡与分布极其不均[2]，又为多发性暴雨，暴雨夹杂着泥土又造成中下游地区河道的淤塞，以至于雨水宣泄不及，发生洪灾。此外，由于滥砍乱伐所造成的植被的大量减少，加之湖泊淤塞的增多，河洛地区也极易发生区域性旱灾。 （一）河洛地区的水灾 历史上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河洛地区很早就有水旱灾害的记录。先秦诸子乃至历代的典籍里多有河洛地区水旱灾害的记录。《墨子》：“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管子•权数》：“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 西汉以后，由于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不平衡现象的出现，大量泥沙从黄土高原随流而下，因之黄河下游普遍修筑堤防，以至于形成地上河；黄河决溢的次数也因之增多。东汉王朝在王景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运动，之后虽然黄河安澜达数十年之久，但由于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治河思路的错误，为以后黄河的大规模泛滥和形成更高的地上悬河埋下了伏笔。北宋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软弱和政府的无能，黄河长年失修。此外，北宋王朝定都开封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凭借黄河的天险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北宋之后，河患更加剧烈，黄河的决溢更加频繁。黄河的决溢不仅仅影响到沿黄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威胁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北宋之后关于黄河的决溢就不绝于史书，仅根据各种史书的不完全统计，北宋之后就有三百多个年份发生过决溢灾害，而且不少决溢给人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明代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河南连降大雨，“黄河溢，南城不没者数版”，陕州“淫雨四十日，民屋倾坏大半”。“黄河涨溢至上河头街，河神庙淹没。”黄河下游孟津、中牟、曹县、安东均决口，河南境内黄河洪水“横溢数百里”，许昌、鄢陵、扶沟、西华、淮阴、鹿巳、拓城、沈丘、商丘、虞城、砀山、萧县、丰县、太和等淮河以北地区均被波及。陈留一带“白骨如山，人至巢居”。许昌地区平地水深二丈，灾情严重。#p#分页标题#e# （二）河洛地区的旱灾 旱灾也是河洛地区主要的农业灾害，黄河流域的旱灾，具有频率高、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农业危害大等特点。1946年以前，河南省内大旱和特大旱灾总计达296年次。公元630年到992年是一个相对湿润的多雨期，尤其是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这200多年间，是近3000多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但北宋之前河洛地区在所谓”隋唐暖期“的背景之下，湖泊干涸，运河淤塞，无疑都证明了在北宋之前河洛地区长期作为都城的所在地，其对生态环境及自然的破坏之大。而湖泊的干涸、运河的淤塞又加重了旱情。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干旱。河南一地“有四五季末收者，有二三季未收者，……报灾者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在《嵩县志》中，也有所谓“半西北天下连年亢旱，赤地千里，河南斗谷二干钱有奇，案晋三倍之，父子兄弟，骨肉相食者不可以人数计”[3]的记述。当时清政府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虽然也搞了一点所谓赈济，然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银赈不及一两乎”[4]。 历朝历代通过加固河堤的治河措施对旱灾、水灾的加深不无关系。如北魏时决溢记载固极少，但兖、济、冀等州（今豫北、鲁西北、河北东南部等）近黄地区旱灾的记载也极少，似乎不完全由于记载的不详，也可能由于多水道、多湖沼等，可以引水救旱。而唐宋之后这一情况有所转变，似乎是旱灾水灾并至。 三、结语 唐宋之后，河洛地区黄河悬河的彻底形成，植被的毁灭和盐碱地的大量滋生，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对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北宋以来河洛地区由生态环境恶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规模之大、频率之高都为全国其它地区所罕见。在生产力不甚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河洛地区由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除对人们的财产造成莫大的损失之外，其人民的社会心理意识与价值观念也在灾害中受到严重的摧残。与此同时，由灾害所导致的社会萧条、经济发展滞缓、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价值观念恶化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了河洛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