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恩格斯的劳动生态伦理观，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撰写的一篇论文，同时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这篇论文写于1873—1886年，尽管距今已有100多年，又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却是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较为系统的阐释，尤其是揭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所蕴涵的人—自然—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以及由此阐发的生态伦理观，对于我们认识“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当想什么?”“我能期待什么?”以及“人是什么?”这些由康德提出的悬而未决的一组问题进而建构生态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劳动与人的手、足、脑、语言以及伦理关系的产生 恩格斯首先从批驳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这就表明，与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劳动—财富这对经济关系不同，恩格斯揭示了这对经济关系中蕴涵的劳动—自然—人—财富多元的生态伦理关系及其辩证法。接下来他着重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 1.劳动促进人的手、足及其他机能的演变 在几十万年以前，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三纪的某个时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这些类人猿，也许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和脚从事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恩格斯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②。因为直立行走有利于类人猿手和脚的分工，让手“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③，比如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树林中筑巢、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尽管这些动作最初只能是非常简单的，但当“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时，从猿转变到人的历程便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④。恩格斯认为，猿手转变为人手，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⑥由于劳动，手必须与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这样便引起肌肉、韧带的发展，经过更长的时间亦引起了骨胳的发展并且被遗传下来，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又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进而人的手才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的完善。恩格斯不仅阐释了劳动对手的肌肉、韧带甚至骨骼的影响，而且还根据达尔文提出的“生长相关”律，即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揭示了手的演变不是孤立的。因为手“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⑦，而且两者相互作用。这样恩格斯就将人的手足的演变与人的机体其他部分的相应演变联系起来。在方法论上，他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运用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对于人的手足的演变以及人体其他部分机能演变的作用。 2.劳动促成语言产生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演变 恩格斯指出，尽管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而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⑧，显然不可能从猿类祖先直接发展而来。这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⑨。作为动物的类人猿“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随着手的发展，人通过劳动而开始建构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都会扩大人的眼界，在自然对象的探索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属性。与此同时，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开始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及其交往方式。人在劳动交往与合作的活动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①。这一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人逐渐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了。因此，“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②。恩格斯还从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交往方式及其比较中进一步说明语言产生的作用。他指出，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信息。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因为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而感觉到是一种缺陷。然而，如果经过人驯养的动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这说明，语言不仅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和伦理关系，而且也能促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交流。 3.劳动与人脑的演变、感觉器官的完善以及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发展#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认为，正是在劳动和语言这两个最主要因素的推动下，猿脑就逐渐地变成人脑。尽管后者和前者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后者远远超过前者。③随着脑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感觉器官也逐步发展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使得听觉器官相应完善一样，脑的发展则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同时进行的。④脑及其相应的感觉器官的发展使人愈来愈具有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这反过来又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没有因人最终同猿分离而停止，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社会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二、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与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根本区别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⑤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而且形成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元伦理关系。然而，随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进而产生了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1.劳动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的变革 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⑥。那么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是什么呢?根据当时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同时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它们同时又是武器。 首先，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猿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食物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愈来愈多，食物愈来愈复杂，进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二是从只食用植物转变到同时也食用肉。 其次，人通过自己制造的工具打猎和捕鱼，就可以食用更多的肉类食物，从而为其超越动物界奠定了生理基础。一方面，这些肉类食物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另一方面，食用肉类食物可以缩短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的时间，因而便“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①。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 再次，在恩格斯看来，最重要的是食用肉类食物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获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人的脑就能在人类一代一代繁衍的过程中，更迅速而完善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恩格斯不无调侃说:“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② 最后，食用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一是火的使用，由于为人提供了几乎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这样就使得消化食物的过程大大缩短;二是动物的驯养，使得人类的肉类食物更加丰富，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为经常的食物来源。从养分来说，动物的驯养还供给了至少和肉相等的乳制品等新食物。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③。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劳动及其工具的生产促使人与自身的自然和外在于人的自然关系发生变革。前者表现为人类食物结构的变化与发展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进而促进了脑髓的发展;后者则表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及其自身自然的变革使其远离了植物界，也超越了动物界，进而引发了人与植物、动物关系的变革:从单纯的食用相关植物到有意识地种植相关植物，从与动物为伍到打猎和驯养动物。这不仅导致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异，而且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由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伦理关系。 恩格斯在文中这样描述了猿群在食物方面对于自然的无意识适应:“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④不仅如此，在食物结构的变异中，动物也是出于无意识的被动适应:“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⑤他把动物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滥用资源”。他认为，这种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进了类人猿转变成人。“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⑥而那些无法改变食物结构的动物就灭绝了。恩格斯明确指出，动物这种无意识的改变和被动适应还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因为“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⑦。为此，人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已认不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种劳动不仅使人对自然有了更强的适应性，而且使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工具越来越多样化，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进而形成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2.劳动促使人的需要与活动方式多样化以及伦理关系多元化 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使人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而且也使人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这样，人就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他看来，“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①。对于其他的动物而言，尽管它们也能习惯于各种气候，但它们或者靠本能无意识地适应气候变化，或者由于被人驯养而跟随人生活。#p#分页标题#e# 劳动使人从物种关系方面获得提升。当人们从原来居住的较为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寒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或者从较为干燥的地带，迁移到较为湿润的地带，这样，为了抵御寒冷或者潮湿，人就产生了新的需要:住房和衣服等。而新的需要引发了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在其物种关系方面愈来愈远离动物。 劳动使得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手和脑只有“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②。一是随着人们需求增加，劳动不仅在时间上“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③，而且在空间上范围不断扩大，活动的领域日益多样化。这样，劳动除了最早产生的打猎和畜牧外，后来又有了农业，其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等。二是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由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开始向脑力劳动发展。三是随着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④。这不仅意味着劳动本身向脑力劳动发展，而且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展。 3.脑力劳动的发展使人产生了认识的误区 恩格斯清晰地看到，随着脑力劳动的发展，尤其是向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⑤。特别是在原始社会后期(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随着文明的迅速推进，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⑥人们常常把文明的迅速推进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古代世界到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一直统治着人的头脑。由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甚至连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也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⑦。 恩格斯接着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方法论视域，指出了上述误区的认识论根源:“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⑧他还通过分析动物与环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其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尽管动物不如人所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通过它们的活动而改变外部自然界。同时，由动物改变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⑨。 三、基于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反思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深层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以及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1.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 恩格斯通过将动物的计划性与人的计划性加以比较指出，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劳动。尽管动物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在哺乳动物那里，这种计划性则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人们在猎狐时，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地形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它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与此同时，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尽管人“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与动物相比，人由于劳动———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远远超过了动物基于本能的有计划的活动，然而，人的这种劳动的计划性在时间上蕴涵近期(或者短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恩格斯以具体的实例生动地说明了上述悖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尽管他们的确在短期内得到了其想要的耕地———局部的、特殊的、第一目标实现了，但是他们却破坏了这些地区长远的、整体的普遍性的生态平衡———这些地方由于他们的作为，失去了森林，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进而在今天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 2.悖论的反思与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 恩格斯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上述悖论存在的普遍性，而且通过反思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他列举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由于砍伐松林，摧毁了其所在区域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进而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但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性，其中包括人—地(山)关系、人—林关系、人—畜关系、人—水关系、人—植物及其病虫害关系等。③同时这些多元关系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其中一种关系被破坏，就会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危及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恩格斯从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多元伦理关系中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在这里，他反思了上述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据:其一，“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二，未能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恩格斯生态伦理观的深刻性就在于进一步反思了上述两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唯心主义观念。②#p#分页标题#e# 如何才能超越上述悖论呢?恩格斯认为，一是我们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19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因此，人们愈会重新感觉到，同时也认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进而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二是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因为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要比处理好人—自身—自然的伦理关系复杂得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③。他以上述列举的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作为案例展开分析。他认为，尽管传播栽种马铃薯带来了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饿死了100万吃马铃薯或以吃马铃薯为主的爱尔兰人，并且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列举了近代地理学的伟大成果———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物理学和动力技术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伦理效应: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④，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⑤。对于这一阶级斗争，恩格斯坚信，“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⑥。但是，他也意识到，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必须“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⑦。 3.超越历史上生产方式处理人—自然—社会关系的局限的生态伦理方略 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⑧。就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而言，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有一定的剩余的可用土地，进而为应对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灾祸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一旦其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其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恩格斯指出，“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①。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这成为其行为的唯一动力。甚至连其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也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这里，恩格斯阐释了历史上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三种生产方式下的三种逻辑:(原始社会)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及人们发展程度的逻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成为生产推动因素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运作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处理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的逻辑都无法超越上述生态伦理悖论，甚至还会加剧这些悖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多数情形下，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不仅如此，劳动者丧失了财产，而同时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即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②。由此，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③。 四、恩格斯劳动视域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几点启示 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但毋庸置疑，它是一篇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④。然而，尽管他们深谙“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⑤，但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因而没有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没有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由于领导工人革命，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一直没能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发，而恩格斯这篇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人类发展史、自然史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劳动”如何“创造了人本身”，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何以产生，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⑥。这填补并完善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p#分页标题#e#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联系的方法论，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为研究主线，论证了劳动何以促进了人—自然—社会多元伦理关系的形成，以及对人—自然—社会伦理关系多维度的影响。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劳动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因而“创造了人本身”，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⑦同时他反驳了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阐述了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⑧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在时间上蕴涵近期与长期的悖论;在空间上蕴涵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维度上蕴涵特殊与普遍、单一与多元的悖论。因此，他警示道:“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相关的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②只不过马克思是以一种人本主义诗意般的哲学思辨语言进行阐释，而恩格斯的告诫则是基于历史唯物辩证法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的哲学论证。这对我们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通过反思人的劳动的计划性及其悖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与认识根源及其深层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根源，提出了以辩证法的相互联系性为核心的协调人—自然—社会的生态伦理观: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要学会处理好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恩格斯意识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协调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在当代表现得日益明显，正如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支配自然上的进步或许正日益促成那种据说这种进步会保护人类免遭的灾难，或许正在编织社会粗鄙地长成第二自然”③，其结果却越来越表现为主体的人自身的自我沦丧，同时人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转变成一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恩格斯回顾了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方面的三种逻辑。事实表明，这三种逻辑“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④为了超越这三种逻辑的局限，他提出了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方略:要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预见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行为的比较远的自然—社会影响，仅仅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⑤。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变革，产生的新型的社会生产组织及其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人的“第二次提升”:“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⑥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将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和可能。他乐观地预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人们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 尽管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的思想距今已有100多年，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高技术信息化的条件下，重温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协调人—自然—社会的伦理关系，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