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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逻辑和关键变量
一个民族国家何以与国际体系形成互动?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理论范式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钥匙。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单元主要是民族国家,结构是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组合的单元在互动中产生的结果,国际体系结构一旦形成,就“刚性”地影响国家行为,国家行为随着体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华尔兹的体系结构论主要强调体系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揭示结构会鼓励那些符合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和惩罚逆规律而动的行为,但它并非绝对的“结构决定论者”,因为“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1〕可见,它没有否认系统单元的活力。华尔兹理论寓意的体系结构与单元间因果关系的双向性质,为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合理的注脚。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同样被认为是沿着结构主义的思路去观察国际关系世界,〔2〕但与结构现实主义视权力结构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不同,新自由主义是将国际制度当作制约和影响国家行为的独立变量。基欧汉的制度需求论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摆脱囚徒困境;可使理性国家知道如何权衡利弊,如何在国际制度的框架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国家需要国际制度,以降低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加强合作取向。但制约和影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国际制度,却有赖于能够对规则和惯例等的遵守情况互相进行监督的行为体来形成并维持。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单元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具有解释力。以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研究的重心是体系观念结构对国家行为体身份的建构及其对行为的作用。温特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国家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是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身份,身份界定了国家利益,而利益决定了国家行为。但是,正是行为体之间不同的互动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体系文化,即观念性结构。以上三大理论清晰的分析框架和简约的理论阐释,从不同层面勾勒了结构与单元的双向活动,为我们理解国家与国际体系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逻辑,也为本文分析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关系做了理论铺陈。
那么,国际体系如何转型?关键因素何在?华尔兹认为,系统的排列原则、单元的特定功能和单元间能力的分配,组成了国际体系的结构。〔3〕但在同类单元和无政府状态的排列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国家间的能力分配才是具有分析意义的体系结构变量,“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4〕既然体系结构随着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国际结构是根据其一时期主要的政治行为体———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来定义的”,〔5〕那么,大国实力的变化尤其是体系内主导大国的兴衰就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新现实主义者吉尔平在讨论国际政治变革时也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主要发生在“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革”上。“系统性变革”是指“统治某个特定国际体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的兴衰变迁”;〔6〕“互动的变革”则指国际体系中行为者之间在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但“系统性变革”决定“互动的变革”,这即是说,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系统性变革”即国际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或霸权国的兴衰变化。这里不难看出,新现实主义把“大国格局”作为考察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并习惯用“极”的概念来描述对体系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单元,即大国。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基欧汉则强调国际机制对于国际体系稳定与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7〕国际机制是国际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处于国际制度结构的核心位置。奥兰•扬认为,尽管在制度的创立和维持之中存在着主导权(领导权)之争问题,但从本质上看,任何国际制度都是一个对等的、自由支配的国际机制。〔8〕对国际机制的分析基本反映国际制度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建构主义理论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了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也是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9〕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结构,文化使权力具有了意义,而无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是康德文化通常是由共有观念建构的。〔10〕共有观念是体系中行为体之间实践性活动的建构。文化变,则身份变;身份变,则利益变;利益变,则行为变。〔11〕观念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及成员的行为模式,因此,共有观念也是我们考察体系转型与单元互动关系的重要层面。以上可见,大国格局、国际机制和共有观念分别代表了三大理论范式的核心话语,它们是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变量。当然,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综合性标志,涉及多个内在要素的变化,但大国格局、国际机制、共有观念对于分析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最具说服力。一方面,中国伴随着大国格局的变动、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共有观念的建构而崛起;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又推动着国际体系诸多方面转型的进程。
大国格局演变与中国崛起
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国政治。大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结构现实主义那里,国际体系的结构与特征主要由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决定,只有大国的数量及大国能力分配的变化才会带来国际体系的实质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大国格局发生了从“两极对峙”到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再到目前“一超走弱、多强易位”〔12〕的重大演变,而中国崛起与大国格局演变相互促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极格局式微,美苏两大国开始从对抗转为缓和。由于长期争霸造成实力消耗,加之外交困境,苏联大国地位衰落。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谋求与美国在军控、外交等事务方面对话与合作。而里根政府为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实力下降的颓势,也需要缓和同苏联的对抗以避免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由此,美苏关系缓和就成为两极格局瓦解的先声,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寿终正寝。两极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美苏两超在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实力对抗,正如华尔兹所言:“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13〕然而,即使在两极格局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多极化趋势已显端倪,除欧洲、日本独立自主倾向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也成为削弱两极格局的因素之一。苏联崩溃导致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做出调整,当世界呈现“一超多强”的力量态势时,中国作为“一强”赫然矗立在新的大国格局之中。#p#分页标题#e#
中国崛起借势大国格局变动,并进一步推动以大国格局变动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转型。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便逐步融入国际体系,期间,世界主题正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美苏争霸形势缓和、全球化潮流迅猛发展以及发展科技、经济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这一切既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合作、发展提供了机遇。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角色凸显,加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特别是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于是成为国际格局演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极”。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7%上升到3.8%,〔14〕经济实力上升带动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就谈不上充分利用体系的机遇发展自己;没有苏联一极的自我坍塌,也不会有大国格局从“两极对峙”向“一超多强”的和平转换。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实力上升,有力挑战着西方大国占优势的国际权力结构。虽然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未变,但实力相对下降。“9•11”事件及其后进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都极大损伤了美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008年底,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也使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备受诟病,这是对美国软实力的沉重打击。当美国的“一超”地位明显衰弱、欧盟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拖累、日本经济低迷和国内政局混乱之时,中国却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成为世界经济恢复的引擎。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88万亿美元,〔15〕首次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与先进大国综合实力差距的快速缩小。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同期,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17.9%上升至40.2%。〔16〕当然,中国崛起也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行为准则等的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者说“北京共识”的影响上升,无疑增加了软实力的份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改变了以往大国格局中“多强”实力的排序。尽管金融危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但“一超走弱、多强移位”反映了金融危机后世界大国新的力量格局。从新现实主义观点看,大国能力的分配,尤其是体系主导大国的兴衰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动力,那么,从“两极对峙”到“一超多强”,再到“一强走弱、多强移位”,以致“G2”凸显,反映了世界大国格局的渐趋变化。中国伴随两极格局的瓦解而进入“一超多强”结构,又由于美国霸权削弱、其他强国实力受挫而顺势崛起,推动大国格局适时变化。大国格局的情势演变,说明国际体系由于权力结构变化而发生的转型已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崛起对大国格局演变有因果性影响,更有构成性作用。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后起大国,其上升轨迹如果与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相冲撞,势必处于极为险恶的环境;如果与国际体系转型相向而行,将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很显然,中国和平崛起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渐进转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崛起加速了国际力量结构的多极化演进。中国越是上升,越能平衡西方力量占优势的大国格局,也越能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国际机制变革与中国崛起
国际机制,不等同于“国际制度”概念,它是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国际机制本身可以制度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国际机制也会通过国际组织来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因此,本文这里所谈及国际机制,包括以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为载体的、以国际规则和条约为形式的、协调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和促进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国际机制视作影响国家行为的独立变量,因而,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应体现在国际机制的变革上。基欧汉认为,“在国际制度创设方面,霸权经常发挥着重要的、甚至关键的作用”,〔17〕但即使霸权国的地位相对衰落,体系内国家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维持其存在,以实现国际合作。〔18〕值得关注的是,现有国际机制正经历变革,这既体现在国际机构、国际会议中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规则民主化、公平性的诉求增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增大、影响力上升,也体现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机制创设上。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加入国际机制,发展自己,实现崛起,同时推动国际机制变革。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融入国际机制。20世纪70年代前,新中国基本脱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一步。1980年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2年又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特别是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至今中国已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表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国际机制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现实途径,也为中国崛起及推动国际体系转型搭建了平台。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政府间组织。1971年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联合国内力量结构转折的标志。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使中国拥有一般中小国家不可企及的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这为中国崛起奠定了政治实力基础。中国在朝核、缅甸、苏丹、伊拉克等热点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派出2万多人次参与维和行动,都体现出中国对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的尊重与支持。联合国改革反映了国际机制顺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其中在难度最大的安理会改革上,中国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中的席位;强调改革在充分协商、各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在增强联合国经济社会功能的改革上,中国主张加强经社理事会的协调职能,强调经社领域的工作应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和其它联合国主要会议成果,以资金援助、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市场开放、消除贫困为重点。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上的立场,既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角色地位,又体现了一个崛起大国推动国际机制朝着更合理公正方向改革的责任担当。#p#分页标题#e#
世贸组织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多边贸易机制。入世是中国选择开放道路的必然结果。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由外需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为中国崛起打造了经济实力基础。应该说,入世对提升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迈上新台阶起了助推作用。下面表格显示入世后外贸总额大幅上升与外汇储备总量增加、GDP总量增长的关联性。
由上,与对外贸易大幅增长相伴随的是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2006年中国一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1年外汇储备达3.1万亿美元;由出口强劲拉动的GDP增长,表明对外贸易是十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牵动力。毫无疑问,没有经济实力的积蓄和保障,中国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说,参加国际贸易机制及其分工体系,获得的收益从根本上支撑了中国崛起。同时,在遵守游戏规则、加快立法、规范市场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维护贸易权益方面取得的成效,说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也是国内制度建设、创新的过程。当然,世界贸易机制并非完美无缺,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主导权,大搞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比如美欧发达国家在世贸组织禁止出口补贴的原则下,仍对其农产品出口补贴予以承认和保护;相反,在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下,却容忍发达国家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纺织品进口配额制。〔19〕现有制度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乃至失灵的现象,表明“改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在多哈谈判中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比如,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提出考虑发达、发展中成员不同关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公式”;在农业谈判中提出平衡协调消减理念的“分层混合消减公式”〔20〕等,折射出中国从多边贸易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到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的转变。事实上,2008年以来,世贸组织开始邀请中国参与一些重要的部长级会议,这一变化意味着世贸组织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和“再平衡”,与之呼应,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经历着有深远意义的转变。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招致全球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衰退,但也给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带来契机和动力。20国集团诞生及取代G7/G8机制,表明传统上依靠少数西方大国协调一致的机制已经不能有效应对新的“安全”威胁。中国在20国集团框架内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加强金融监管等一系列建设方案,主张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国际金融机构领导人选拔机制及各国份额的计算方法和投票规则等。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通过了成立65年来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方案,决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在该机构内的份额将从3.72%上升至6.39%,投票权也从3.65%上升至6.07%。这是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承认,也是对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发生的变化和中国频频发出的声音,佐证了国际机制演进与中国崛起的互动关系。
由于全球性问题增多、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国际社会原有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制度安排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构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治理机制迫在眉睫。国际制度内涵结构的这种转型,为中国发挥“创制”中的建设性作用提供了机遇。比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并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落实低碳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从1990年至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又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体现出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并愿意与各方磋商和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气候制度安排。
纵观中国与国际机制关系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中国已从国际机制的旁观者、挑战者转身为参与者、建设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身为积极倡导者;国际机制使中国“国际社会化”了,而中国正是在与国际机制的互动中习得提升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技巧和本领。
国际共有观念建构与中国崛起
国际关系中文化观念的重要性为建构主义者充分解读。温特认为,共有观念是行为体互动产生的体系文化,它建构国家身份乃至国家利益,而利益决定行为。国家行为达成一致根源于共有观念和认同的创造。
应该说,新的国际共有观念在过去的年代是难以形成的。冷战时期,以美苏各自为首的两大集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激烈对抗,水火不融,而今把东西方国家撕裂开来的冷战思维已经不合时宜。传统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唯一的政治身份标志,而今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潮流促使经济生活相互依赖、社会生活彼此渗透;加之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国际交通,都无情冲击着传统集体认同的基础;特别是全球性问题接踵而至、非传统安全威胁空前激化,这都不能不激发地球村公民基于共同利益关心,形成全球认同。基于此,国际共有观念正在发生从意识形态划线到追求民主、法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强调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让渡到培育世界意识、以全球共同利益为考量的转型。
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抗、争斗到包容接纳、寻求共识,从单一的国家认同到人类整体利益为大,体系共有观念的这种转变,恰与中国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政治多极化、文明多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思想不谋而合。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崛起依赖于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也需要其他国家抛弃零和思维同中国合作,携手应对发展难题。如若观念上相互认同,则有利于营造中国崛起的宽松环境,必将减少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阻力。由此说,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共有观念建构并不相悖,换言之,中国崛起必然会对体系共有观念建构产生深刻的影响,“和谐世界”理念便是中国对体系共有观念建构的积极回应。它主张政治上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经济上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安全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文化上对话交流,求同存异。这符合世界多样化发展模式、多元化文明的现实,且不违背建构全人类价值认同的取向,因而注定会成为体系共有观念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提出的新国际秩序观、新安全观等对于国际共有观念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还需指出,国际观念结构转型,需要中国不拘泥于传统文化资源、不沉湎于自身特殊性的思维习惯,创造更多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可资共享的公共观念产品。可以说,中国当今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硬实力上面,但只有当软实力同时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崛起。#p#分页标题#e#
结语
以上从大国格局、国际机制和共有观念的层面考察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不难发现,大国格局演变与中国崛起因果相关,二者的互动关系是认知当今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重要线索;国际机制变革与中国崛起的互动,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政治影响力扩大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事实;而国际共有观念的建构,则为中国展示和提升软实力提供了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北京共识”的世界意义上,也不仅体现在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中话语权增大、影响力上升方面,而且还需体现在对国际共有观念建构的贡献中。上文对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分析,并不否认中国崛起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障碍,事实上,在领土争议、贸易纠纷、资源竞争、气候变化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中国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未来进一步崛起中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更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石杰琳 赵浩 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