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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西方政治领域的国家—政党—社会的关系研究中，人们对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及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研究比较深入,但是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研究却比较少。因此，探讨当代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试着对当代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一、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的政党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西方的近现代历史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兴起导致代议制民主的产生,而政党则是代议制民主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政党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公民利益的多元化，并产生了利益表达的诉求。正是公民有了利益表达的诉求，才有了公民对政党这种利益表达工具的诉求。公民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特点，决定和影响着政党政治的建构和基本运作方式，并促使政党根据实践的发展对自身的观念、结构、体制及活动方式等作出调整。这些特点包括： （一）公民社会要求利益多元化。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在各阶级、阶层、集体、群体的博弈中实现的。而国家和政府通过协调、调和各方利益，保持公民社会的健康运行。与此相适应，政党也必须注重如何更好地、更准确地表达和综合公民多元化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协调和整合这些利益、愿望和要求，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二）公民社会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外化成为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多元化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壮大，不仅对政府权力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而且提高了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和参与能力，一些权力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公民社会自主自治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不再只是公共权力服务的对象，而是越来越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之一。 （三）公民社会必然要求法治。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活动，进行利益的协调、博弈，特别是对权力的约束，都必须按照公民认可的规则来进行，才能保证社会不至于因为冲突而难以维持。因此，作为这种规则的体现的法律，就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为有效的工具。法律能够解决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对各种不同利益进行调和，因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所有个体和组织的活动，包括政党的活动，都要遵守法律的规范。 （四）公民社会要求宽容。利益多元化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可能通过以满足一种或几种利益而压制其他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压制和强制只能导致暴力和革命。因此，公民社会要求公民在主张自身自由自主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有同样的权利。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是对公民社会多元性的保护。因此，公民社会需要人们对他人利益、行为、观点持宽容态度。这种宽容显然会反映在不同群体、不同政党、不同观点的关系中。此外，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高低，也制约着政党活动的水平和范围。发达的公民社会为政党政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反，在一个公民社会不发达的国家，政党政治往往存在着变形的危险。通观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政党自然产生的逻辑顺序：先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催生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要求，进而形成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才出现了政党。 二、当代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当代西方国家，最能代表公民社会发展的主要有两个领域，即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因此，当代西方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主要可以通过政党与这两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具体阐述。 （一）公民社会与利益集团。①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存在，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分化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现实。利益集团的出现使政党与公民社会抽象关系变得具体、清晰。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是当代政党政治实际运行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利益集团的出现，是社会分层复杂化、多元化的表现，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他人尤其是国家的侵害。因此，随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增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利益集团便活跃起来。大量利益团体的存在，是公民社会发达的一个重要特征。自二战结束以来，当代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日益成为西方社会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是当代西方政党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如何面对利益集团的发展，怎样处理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是现代政党的一门基本功。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 首先，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是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任何个人和政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人们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利益表达渠道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只有政党作为公民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渠道显然是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表达诉求的。因此，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自发地形成各种利益集团用以表达其利益诉求。利益集团因而成为民众进行利益表达诉求的直接载体。利益集团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沟通具有了经常性、多样性和互动性，极大提高了社会健康运转的可能性，有效地降低因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其次，政党要加强与利益集团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社会整合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政党的一部分功能为利益集团所代替，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团体可以取代政党。政党根本无须担心利益集团的发展会取代政党。政党是政治组织，其目标是直接和国家权力相联系的。作为联系社会和国家的枢纽，政党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反映公众的要求，体现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诉求，以夯实自身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众多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客观上能极大地丰富社会协调的内容。正如美国学者赫茨克所说“：华盛顿的环境不外是一个公共场所，在这里基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神学、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团体密切接触。在这里领袖们出谋划策、各个团体互相结盟、议题先后提出、同路人不断加入、党派相互协调、基层群众得到动员。”[1]#p#分页标题#e# 因此，政党应该把利益集团经常作为自己进行社会整合的帮手而不是对手。尽管利益集团会挤压政党的一定空间，但利益集团的发展更能促进政党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政党是传统的可供选择的利益表达渠道。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政党要把相当数量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实际上，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是把民众一部分一部分地整合在一起的过程。通过利用利益集团把分散的民众个人聚合起来，政党再建立与利益集团的密切联系。这大大降低了政党活动成本。而且，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自身就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力，这又会提高整合的质量。因此，政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吸引公众，同时也充分利用利益集团，把公众整合成自己的牢固基础。政党应充分利用利益集团作为公众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为公众的利益表达提供更多的选择。 最后，政党有责任对利益集团的发展进行引导。利益集团的发展是社会利益分化和民众利益诉求在组织上的体现和自然结果。但是，这种自发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利益群体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要形成利益集团，则受很多因素制约，尤其是经济因素。实际上，那些和执政党关系比较密切的、有着强大经济基础的、掌握现代传播工具的利益群体，较容易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但那些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却无力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往往会在政治博弈中乏力甚至缺位，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显然，这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政党有责任对利益集团的发展加以引导，抑制其消极作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应当是各种合理利益都能得到充分表达的社会。所以，政党应当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主动引导利益集团的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的整合。 （二）政党与民间组织。②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民众日益有组织化。民间组织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典型组织形式。在当代西方，无论是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还是以某种共同价值目标追求而形成的群体，都越来越普遍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事实上，政党和公民社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具体体现在政党和民间组织的关系上。在西方，民间组织的发达与否被视为一个社会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一个发达的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发达的民间组织，因为民间组织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民间组织培养基层民众的合作精神，教育人们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技能，提供一个表达内心想法的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组织不仅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社会所缺乏的无功利、利他的精神，还是文化精神创新之源。所以西方国家是积极鼓励民间组织的发展的。和利益集团一样，民间组织也对政党活动提出了挑战。美国有个学者作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冰淇淋只有一种味道，烤面包机也只有一种，很明显，一大堆人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如果花样多了，人们的选择权就会增加，那么，不同的人和团体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2]。利益表达渠道的增加，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传统社会，政党是主要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必须选择政党。但在有了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后，政党就肯定会面临被放弃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对待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当今时代政党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利用各种民间组织进行社会力量的整合，是几乎所有政党过去都使用，现在也仍然在使用的办法。在当代西方，大多数政党都建有越来越多的外围组织。有的政党甚至在活动经费上还要依赖于它们的支持。例如，社民党和工会组织就有天然的联系。每个社民党后面都有一两个强大的工会组织作为后盾：英国工党背后是英国职工代表大会；德国社民党背后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等等。总之，充分利用民间组织，是当代西方政党活动的一个突出特色。 三、当代西方政党的发展趋势 当代西方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治理，因而可以说，西方国家完成了从以政治权利为先的“政治社会”时代向以社会权利为先的公民社会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时代[3]的转变。在这个以民主为表征的政治时代，社会公众完全能够运用民主工具来决定一个政党的命运和前途。作为国家和社会相联系的重要纽带的政党要及时回应社会的变化，调整其发展方向。 首先，政党准国家机关化。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当代西方国家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形成了强国家和强社会的两强局面。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日益发达，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得以畅通，而这并不需要直接通过政党。政党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联系的枢纽。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政党法，以法律的手段对政党的地位、活动方式等进行规范，同时也立法为政党提供财政等方面的保障。在当代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社会，偏向国家甚至融入国家，从过去的公民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变成了今天的“准国家机构化”。 其次，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日益中间化，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一方面，随着当代西方国家中间阶层日益壮大，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传统的左右各大政党都在逐渐向中间靠拢，并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走中间化道路，以争取中间阶层队伍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成为各政党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选民最关注的是政党关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的解决方案和政党当政的政绩，并以此作为投票的依据。因此，各政党纷纷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来调整和决定政策主张，使其更加温和、务实，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以获得选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