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政党政治角度下的政党文化，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民国初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西方的民主政治被移植到中国实行，中国政治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政党纷纷出现，数至几百;临时参议院内几大政党对峙;数目很多的小政团逐渐结合，成为几个大党;正式国会选举，各政党的激烈竞争;国会内的辩驳争执等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1］。同以后的政党活动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其中颇有些结社自由、合法反对、公平竞争之色彩，其外在形式很有些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民初政党政治最终以悲剧性的失败结束，令人惋惜，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对我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民初的政党政治以其“纷繁复杂”、“昙花一现”而为史学界所关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初政党政治特色的成因;二是关于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主角;三是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评价。民初政党政治所表现出的多党林立、分合无常等特色，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外，还有中国人对政党功能认识上的误差;而充当民初政党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还有立宪派的政党和买办官僚军阀的政党，这样才是完整意义的“民初政党”;民初政党政治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使中国民众初步了解了何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等问题;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组党参政，政党林立，为民初政局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参与或获得政权的追求与向往。同时表明在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下，人们民主热情的普遍高涨，参政意识的显著增强和共和观念的进一步加深。从根本上说，这是新旧时代交替的产物，是新形势下的各阶级、各阶层通过政党活动和政治角逐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民初政党政治虽然最终失败，但它第一次在中国大众面前展示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力量，特别是当时的舆论界关于政党问题的讨论、辩论，使不少人对于近代政党的涵义、功能、制度等理论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从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段，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文化。 一、全新的政治模式 第一，民初政党政治的肇兴。皇权专制时代，政党不允许存在，即使到了“预备立宪”的清末，凡与政治及公共事务有关的结社集会，同样也不可以“照常设立”。武昌起义的枪声，换来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春天，随着皇冠的落地，从未松懈的党禁骤然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渴望民主、进步，被压抑了多年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喷涌而出。如何民主进步，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学习与模仿西方。尤其是取得了一定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要求参政议政，迫不及待通过政党政治获得自己的政治保护与政治权力。因此，民初政党政治的取向与实践，是来自于社会的公共需求，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政治时尚。当然这一切，即民主与有序，也与当权者的默认与认同有关。1912到1913年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鼎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组党合法。《临时约法》虽然没有关于政党的条例，但明确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这就为政党的组建、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护。二是政党林立，名数繁多，空前绝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据张玉法教授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宣布成立的党团就达682个，其中进行过一定政治活动的有312个。其中仅仅上海一地，自1911年11月至1912年7月，半年时间先后或主要活动在上海的党团就有56个，除了同盟会、光复会、国民协会、中国社会党等，其中绝大多数是新成立的。三是各党可以公开地批评时政，而且可以竞争参政，甚至组成政党内阁。显然，政党组织在民初政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第二，民初政党政治特色的成因。民初政党政治的鼎盛，当然与各阶层尤其是资产阶级急迫参政欲望有关，与人们议政参政的意识有关，与民主氛围有关，与政治宽松有关，其中也与革命领袖和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倡导有关。孙中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断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并能消化吸收，这其中就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制度。民初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以政党形式展开公开竞争，组党参政，介入政坛，但其中实力、规模、性质、影响甚至目的迥然相异，相差甚远。有的只有十几人、数百人，有的多达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有的毫无权力背景，势单力薄，仅仅能在某一区域内活动;有的实力雄厚，声势显赫，不仅在各省有分支机构，甚至在海外也有很多党员，而且还与政府关系密切，拥有多名内阁成员和都督。有的只求在议会中有一席之地，或者只是想扩大一下影响，如中华工党、公民急进党等;有的实力雄厚，影响广泛，力争成为第一大党，问鼎权柄，如共和党、国民党等。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同盟会内阁，革命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掌握实权的各部次长仅汤乡铭一人并非同盟会成员。北京政府也具有政党背景，袁世凯同样利用政党，先是支持和借助共和党，推行“国家主义”，后来授意成立进步党，以同国民党对抗。 二、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 第一，传统中国，只有朋党，没有政党。如唐代牛李党之争，明代东林复社。关于政党与朋党的区别，梁启超认为:“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这一解释虽然道出了其中的差别，但还是未能阐明政党的性质。在西方辞书论著中，对于政党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大百科全书》曰:“政党，是为争取选民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选人而高度组织起来的集中统一的团体。”法国学者博雷拉在《今日法国》一书中认为，政党应该是由男女组成的集团，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志与行动，这个集团必须提出一定的治理国家的建议，其宗旨在于取得政权和行使权力。还有人认为政党是一部分国民为实现一定的政见而自由结合的永久性团体等。这些解释侧重点各不相同，各有合理的成分，但都是从形式上对政党的活动和形象作了描述，而未能揭示出政党的本质特点。我们认为，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者集团并为维护其共同利益而斗争的秘密的政治组织，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特殊的政治历史的产物。#p#分页标题#e# 第二，民初政党政治的雏形。近代政党概念和政党制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逐渐输入的，创建于清末的同盟会和宪友会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滥觞。前者志在推翻满清帝制，后者力求打破封建垄断，它们都是中国政党文化的最初尝试，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是移植物。由朋党到政党，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新旧嬗递，这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知识分子中的政党意识逐渐觉醒:“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欧西训国政治，皆操之与政党。政党者，聚全国之爱国之士，以参与一国之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也。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是政党之魁首;召议会，则议会之评议员，皆是政党之名士。用以抵抗暴政，则暴政绝迹而不行;用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弗达。”皇权专制的锁链被砸碎后，中国人长期被压制的政治热情顷刻喷涌而出，民初民主共和的主流氛围也为探索政党政治提供了可以驰骋的空间。那么，哪一种政治运作模式更好，如何兑现民主，以什么样的方式参政，这些问题就凸现出来。很显然，成熟的西方政党制度可以模仿也值得模仿，于是一时间党团林立，组党参政蔚然成风。短期内涌现出那么多党团，马不停蹄地进行政党政治的实践，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属于罕见，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式的政党文化，它同中国人照搬西方，急于使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心态有关，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三、中国政党文化的特点 我们从民初政党政治，可以看出中国政党文化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运作不规则，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组建随便，分合不定。今天开会，明天结社。今天称甲党，明天改成乙党。忽然合成大党，不久又告破裂。分化组合过于频繁，热闹异常。有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正常的组织活动，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和必要的组织经费，只能说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好比是过往云烟，转瞬即逝。不少政党为了凑数营造声势，凡是登记就可以入党，党员跨党现象严重，无组织纪律约束，有的党员根本没有政治认同。如此跨党现象，与原同盟会、光复会组织特点有直接相关性。参加同盟会的人可以直接随意地加入其他组织，秋瑾是一个例子。陶成章写道:“秋瑾者，素热衷于办事。凡开会时彼如有到会之资格者，无不到;凡革命党秘密会之有可入者，亦无不入。始于某某等十人，在横滨相结为三合会。至同盟会成立，即又入同盟会(浙人之入同盟会者，秋瑾为第二人云)。比返绍兴，复由徐锡麟之介绍，乃又入光复会。”柳亚子又是一例，1906年柳氏到上海，“后来想进健行公学读书，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国文。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复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算是双料的革命党了。”有趣的是蔡元培这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接着又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可是却把一个同盟会的成员发展成为了光复会的成员。这些同盟会会员在参加其他的社会组织时，并不需要同盟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活动，也并不代表同盟会，甚至跟同盟会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文学社的蒋翊武、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的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也是同盟会的会员，但他们回到武汉后，在各处组织中都不是以同盟会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两个组织虽然都从事运动新军，开始却互不相谋，甚至是隔阂很深。以后的联合也不是出于同盟会的策划。组织的松散，时有时无，多少也与此有关联。同盟会在南京开大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一度解体后重建起来的政党。光复会也是如此，缺乏经常性的组织活动。 第二，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与广大人民民众脱节。虽然各政党均声称代表民意，实际上真正能代表民众根本利益的很少。不少政党只是投机政客们的掌上玩物，他们宣称代表民意，实际上是以组建政党作为自己谋取官位利禄的手段。一些党员骄纵失态，随波逐流，政党与政党之间忙于争权夺利，相互攻讦，甚至党同伐异，相互倾轧，如此种种，自然让民众望而却步。第三，政纲大同小异，立场却是大相径庭。政党一般多以民主共和国为标榜，实际上政纲归政纲，政争归政争，政纲不过是招牌，政纲相似，立场未必一致。有的强调国家主义，拥护袁世凯。许多政党的调子过高，实际上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完全是两码事。第四，对政党政治认识粗浅。政党政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政党政治的实践更是第一次。不少党员认为入党有好处，不是抱着信仰，而是冲着好处去的。也有的对政党政治认识简单化了，认为只要组党参加竞争就可以了，不知道政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复杂的因素，需要逐步的完善。当时很少有人从制度化方面作过考虑，不明白政党政治在中国有很多条件与环境尚未健全，比如法律、法规和制度等等。民初政治大多源于南方，尤其是上海，活动于北京的很多的政党都诞生于上海，随着国都的确定才北迁。民初政党有一个逐渐整合与变大的趋势，还有一个逐渐与武力结合的趋势。 四、结语 民初政党政治民主化的程度，超过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的通常认知与一般的想象。那是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君主制的种种象征已被如此彻底地消除了。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提醒了我们，新的共和国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可是在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它却步履维艰，命途多舛。其实从东西方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样的现象也并不鲜见。历史实践表明，民初政党政治昙花一现，最终在武力威胁下夭折了，政党政治不自觉地成为了新专制的帮凶，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民初的政党政治的高潮。民初政党政治曾经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提供过契机，那是一段少有的时光，可惜没有能继续走下去。从传统文化层面上来看，政党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政党文化讲竞争，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秩序，强调道德。中国当时还是缺乏政党政治的基础，总体上中国人还缺乏民主的意识。从政治关系上看，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过关心时事的观念。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家与国分开的，国事是皇上关心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才是老百姓关心的，现在国与家都同自己有关，民众一时还不能适应。 #p#分页标题#e# 民初的主流是民主共和，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象征。最初执政的同盟会弘扬民主，主张共和，为民初政党政治的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盟会和平让权于袁世凯本身无可指责，问题在于让权之后没有全力关注与推进政党政治，以机制来约束私心，防止袁世凯的权力过于膨胀。资产阶级倡导政党政治，企图跻身政权，但清朝封建专制时代，终究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从没有放弃过建党的尝试。革命派立志推翻清朝朝廷，立宪派力求打破封建垄断，辛亥革命前创建的同盟会与宪有会，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