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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旨在把克服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统一起来的社会思潮，它的兴起源于早期绿色运动在理论上的矛盾与政策上的失败，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分子重新主张一种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且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他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坚持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社会自然辩证法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建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绿色政治相对比，分析了绿色政治的缺陷和弊端，建议绿色政治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解毒”其自身诸多后现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实现与红色政治的真正融合，这样才能实现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达到真正的红绿联盟。为此，他称自己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1］135。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是绿色政治的“解毒剂” 生态政治哲学是伴随着人们将生态危机问题逐渐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而生发的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它强调生态意识应该进入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理论目标就是构建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能够切实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前提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论始于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为历史总体性的、具体的、真实的辩证法，即把总体性看作一个动态的、自我超越的、现实性的思维方式。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也正是从总体性出发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佩珀用“历史和自然－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可以说，在这种表述中，佩珀吸取了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阐述，所以，他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法，更重要的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自然和社会是处于一种互动性的多元结构之中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规定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与主要研究内容的关键在于实践［2］499。佩珀认为，“实践”是对“社会关系”的揭示，“这些关系对我们而言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可能把一个商品看作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作为其结果的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3］97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和经济特征相联系，因而，马克思要求我们“历史”地看待问题。为此，佩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结构主义，因为它断定在我们可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层的、无法观察到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如此，它试图发现社会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隐藏在表面化的“事物”比如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只不过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些原因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阐述的。在这里，佩珀将马克思的结构主义方法区别于由列维•施特劳斯开创并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推动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根据这种由语言学理论推动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艾德里安•阿特金森主张应该通过分析潜藏于每个制度与每种习俗背后的无意识结构来理解人类是如何将精神能力强加于自然界秩序的，佩珀认为，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是非历史性的，产生于此的绿色政治“否认被观察到的现象是任何更深层潜在原则的反射”［3］30，而仅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之间的表层的权力关系即等级制和支配关系，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通过生产方式揭示了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不同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随着这些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观念不可能被当作常规的普遍性的认识而被认识。在此，佩珀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历史是一个辩证的命题，首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相互作用的问题；其次，历史的变革是一个辩证的进程，它存在于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过程中。所以，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关于主体的思想逻辑就是客体存在的规律以及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就是观念的实现的观点。在佩珀看来，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科学公式或科学结论，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历史性关键就在于它的自然－社会的辩证法。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以自然－社会关系为基点的结构主义。关注生态问题不可回避地要回答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生态政治中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方和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一方争论的焦点。建基于后现代主义之上的绿色政治主张取消主客体的视角，而改用“主体－主体”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泛主体”观使得绿色政治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任何一种国家形式持敌视的态度，而强调个人责任以及个体价值观的改变在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佩珀认为他们的唯心论个人主义的政治主张必然会使他们走向反革命或政治冷淡主义。在这里，佩珀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通过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倾向进而批判绿色政治的生态中心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众所周知，发端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沿着卢卡奇开启的技术理性批判的道路上对由工具理性支配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考察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施密特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的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4］76以至于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据此论证自然的先在性。佩珀认为，施密特固然论证了自然的先在性，但他必然会滑向对生产劳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把对自然的生产（“破坏和支配”）明确地归入到反对所有经济生产方式的论断中，它最终会变成反革命的、漠视政治的和非历史的，其后果就是宣称自然的破坏和支配将作为一般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佩珀强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在马克思的自然－社会辩证法中可以找到答案：自然的改变同样也会引起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改变，这就是自然－社会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就是人类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177因此，劳动是沟通人与自然的双向变换的中介。在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生态危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绿色政治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必然忽视潜藏在表面现象下的深层结构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他们的政治构建是一种实足的乌托邦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揭露了潜藏在历史表层下面的经济制度特征与规律之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一种解释历史和自然－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投射到绿色问题群中，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就犹如一剂‘解毒药’，它能够消除弥漫于主流绿党和无政府主义绿党言谈之中的那种理论上的含混不清、自相矛盾、枯燥无味等毒素。”［3］376 二、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构建的思想基础 绿色政治就是绿色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渗透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表现为后物质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佩珀认为，绿色政治无益于生态运动的成功，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绿色政治的真正红色构建，而这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行动导向（action－orientated）的信念体系或者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而存在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理论。绿色政治的人性观可以从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并且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中采取个体生活方式变革的方法看出来。至于马克思对人性的看法，佩珀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表现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论，确定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应该在于他对类本质的论述上，即作为共同体存在的人类存在。此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关于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讨论还不能脱离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将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概括为“社会的个人”，即“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从事生产的社会个人”，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的观点与对生产者力量的强调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劳动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反复强调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自由自觉的人类劳动”为基础的原因。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佩珀批评了绿色政治的泛正义主体的生态正义观：“生态中心论者像生物区域主义者、深生态学家或新时代主义者确实倾向于厌恶人类。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当然’希望社会公正，他们强调‘自然的’利益———或者他们认为更接近自然的土著人的利益。这导致政治冷淡主义、幼稚等等。”［3］374佩珀认为，这种政治冷淡主义必然会导致绿色政治取消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比如对于福利国家的希望，但是，事实上，“对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来说，甚至福利国家也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缓冲了人们所受资本主义的极端影响，从而使他们的感官迟钝，无法意识到这个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实际上正对他们做什么。换句话说，福利国家催生来了‘虚假的意识’。”［3］129阿多诺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繁荣下的总体性是一种虚假的总体性，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异化形式的外在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的同一性是一种“幻象”。佩珀进而分析了这种幻象的出现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交往方式———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哲学，它导致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是一种利益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人被看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交换的实质、工资的本性以及利润获取的实际手段都使我们发现看似协作的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结成的，它是一种取消了内在社会性本质的协作，它表现出的是一种虚假的社会性，真正的作为人类的本质属性的社会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声称要把正义的旗帜由人类社会转向所有物种就是虚假的表演。所以，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态改善必须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生产者的自由交往结合在一起。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虽然绿色政治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样都表现出激进的色彩，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绿色政治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以生态利益取代阶级利益，以生态斗争取代阶级斗争，反对生产劳动以及一切形式的国家，因而，它没有看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仍然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佩珀认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而从资本主义的外部，即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矛盾来看，是整个生产条件的危机，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生态危机。这一切都源自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这种本性在当代社会中通过刺激虚假需求而实现，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就是消费被置于生产之前，这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资本主义的统治重心已经从生产转向了消费。奥康纳也强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这一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也对促使这一现象的扩张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与生产条件之间的中介，资本主义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促发了成本的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本国资本主义必然不可能以牺牲本代人及本国利益为代价，因此，势必会将生态危机转嫁于社会、后代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佩珀强调，生态问题仍然是一个阶级剥削的问题，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的思路，而是应该将生态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三、生态社会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 所谓生态政治，就是将生态问题纳入到政治实践领域中，在政治思考中破除传统的以人类或人类组织为单一主体的思考对象的模式，而主张在政治关系的研究中注重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因此，生态政治不仅着眼于目前生态问题的解决，而且着眼于实现生态公正的政治保障机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佩珀认为应该实现红绿结盟的生态政治战略，即生态社会主义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应该“选择性”地接纳和吸收绿色无政府主义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只有如此，生态社会主义才不至于只是“乌托邦”。#p#分页标题#e# 第一，在政治组织形式上采取以工会为主的阶级政治经济变革战略。在这里，佩珀强调的是集体的变革战略。对于佩珀来说，“工人”计划必须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这是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最佳方式，否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的破碎就是无法摆脱的。绿色政治中的诸多观点，如主张以生态利益取代阶级利益，以生态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等等，实际上都表明绿色无政府主义无意识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正是佩珀批评绿色无政府主义主动抛弃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主权的原因———它将导致工人阶级的碎片化，而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可能实现。故而，生态问题仍然是一个阶级剥削的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不可能离开阶级斗争的思路，而是应该将生态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这首要地应该表现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在这里，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来看，这就需要“工人”计划，而不是绿色政治的个人主义纲领。所谓“工人”计划，就是通过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在生态运动中坚持集体行动的纲领，从而在生态政治变革中稳步发展生态经济。对此，佩珀坚决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生态主义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而实现，毕竟人是可以通过阶级意识进行教育的，人是可以自觉遵守自然的限制的准则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没有必要抛弃生产的增长。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无法获得生态运动的成功？因为他们绕过了资本主义的潜在需要，这虽然是一个直接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方法，但是，它也从根本上阻止了社会主义生存的可能，社会主义如何可能回避人类需要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之上这个关键问题呢？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工会为主的集体的行动战略不仅强调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重要性，而且仍然要强调经济活动的基础性。 第二，城市自治主义与国家扶持并行。为了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控制国家，一种以民主的介入方式使当地共同体能够改善他们的城市的城市自治主义就是必要的。在早期生态运动中，“基层民主”就是其“新政治学原则”的主要原则。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主要权力都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分散化和基层自治，追求一种“没有官员的网络系统思想”的政治纲领。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一思想，而19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这种“基层民主”原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一原则。对此，佩珀明确指出，城市自治社会主义不是革命性的，但它所倡导的以民主的方式介入财富的再分配和工作与环境问题则是应该得到提倡的。至于如何改善城市自治主义，佩珀强调国家扶持可以对城市自治主义进行补充，早期的基层民主之所以不切实际，正是因为他们缺乏国家扶持的思路，这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紧密相连的，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道路。当然，佩珀承认，国家必须是一个更大民主化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佩珀比较赞同弗兰克尔所主张的国家观点，即国家不仅仅是在经济之外存在的管理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以地方为基础的、共同体可以接近的国家机构并不会像无政府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会趋于等级化和压迫性。显然，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明显，对国家的民主化期待表现了佩珀社会主义立场的折中态度。 第三，鉴于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导致制度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生态危机的现状，佩珀提出改革货币制度是使制度摆脱资本控制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6］23正如奥康纳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把生态学的概念扩大到包括城市环境或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的共同生产条件’、城市交通和拥挤、昂贵房租和住房、走私等难题，那些看上去似乎适合地方解决的地方难题，实际上已成为符合货币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分配方式的全球性议题……。”［7］34对此，佩珀说，在当前社会中，权力已经不存在于任何一个阶级之中，而是存在于以货币为媒介的制度本身。因此，在佩珀看来，反抗资本对制度的控制，从而抑制生态危机的一个最基础的手段就是改革货币制度，“当人们仅仅致力于积累标志物而不是从事交换时，这些体制就会失败。”［8］81佩珀考察了作为资本主义货币制度主要替代形式的地方货币，或地方的就业和贸易体制（Local exchange tradingsystem简称LETS），它由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于1982年首先提出，指的是在一些由地方社区发起并民主地组织起来的非利润共同体中，使用的是一种地方性货币，这种货币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或物品，并且记录当地居民关于这些服务或物品的交易信息。也就是说，在这些实验地区当中，货币以劳动符号的形式出现，货币仅仅是只在当地有效的标志物，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手段进行空间复制，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这样，生态社会主义可以在这些空间中发展其共同体意识。在这样一种考察之下，佩珀认为，LETS可以使替代性的、非霸权的社会实践得以确立。然而，正是在这里，佩珀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即“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他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9］69所以，在这一点上，佩珀表现出了他政治妥协的一面。#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