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外交范例

[摘要]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根基开展教学活动的教育模式，利用案例辅助学生完成知识研究与理解，让学生在探究案例的进程当中加深认识，辅助学生内化与吸收知识。为了彻底摆脱高中政治教学当中枯燥乏味的局面，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政治课程内容，完善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教师可以巧妙灵活地将案例教学法应用到政治教学中，引入一系列接近实际和具体生动的例子，让政治课堂更加精彩，提高政治教育实效性。

[关键词]高中政治;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互动性与参与性强的教育模式，能够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整合，与此同时还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探究意识，让学生成为主动参与课堂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政治教学有效性，教师在引入案例教学法时必须要考虑到教学实际，同时需要精选案例，保证案例内容与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实际相符合，以便更好地发挥案例的教育功能，锻炼学生实践探索能力的政治课堂，培育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

一、合理选择确定教学案例

案例的引入可以让高中政治课堂更加丰富多彩，而案例教学法实施的前提条件是选择和确定案例资源，案例资源的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到案例教学质量，所以这一环节至关重要。首先，教师选取的案例必须与教材内容高度契合，让案例服务与政治教学活动，确保案例教学法在实施当中始终围绕教材与目标核心进行，让学生可以在案例分析当中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其次，教师选择的教学案例要贴近学生的生活，或者是从学生的生活当中选取案例，激发学生的案例分析兴趣，同时也引起学生深刻的思考，让学生可以迅速找到关键点，挖掘把握好案例内涵，为政治学习服务。最后，教师选取的案例必须具备时代性特征，案例内容要与时俱进，尽可能选取国内外近段时间的热点与大事件，以便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关注时事政治的思想。另外这些案例内容在呈现形式上可以是多元化的，如视频、动画、文字、图片、音频等均可，让案例教学更加丰富。例如，在教学《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人大代表选举视频资料当作案例，加深学生对案例的认识，也让学生深入把握选举权；在教学《世界文化多样性》时，教师可以为学生用图片展示不同国家的礼仪风俗，调动学生政治兴趣。

二、利用案例整合理论实践

高中政治教学内容很多，同时有大量的理论知识需要让学生理解，但是过多强调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积累会让学生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课堂教学质量。在如今强调知识应用和培养应用能力的教育新时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提倡的是理论和实践整合教育，让学生将课堂上学习与积累的政治知识在实践当中进行应用，培养学生应用意识，同时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可以有效实现这样的目标，这是因为案例取自于社会生活实践当中具备实践意义，而课堂上的政治知识则具备理论性，通过引导学生剖析案例能够让学生自觉运用政治知识，最终将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例如，在教学外交部分的政治知识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把握我国在外交方面的进展以及新动态，教师可为学生补充我国外交方面的一些新思想与新政策，拓展政治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之上，为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意识，教师可将近年来中印边境冲突、中印外交等的案例引入课堂，鼓励学生根据我国的外交理论与外交政策进行案例的研究与深层次解读，同时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不同时期我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实践策略，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充分调动学生爱国情感，又让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整合能力得到锻炼。

目前，学术界关于美国外交理念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学术成果。其中，既有聚焦个别总统或党派的研究，如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奥巴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共和党的外交理念等，①也有对特定时期特定政策的集中讨论，如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援助政策等。②这些研究的特点是时段短、主题专，容易形成扎实的学术成果。同时，学术界也有较为宏观的研究，它们主要围绕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孤立主义等外交理念展开学理探讨。③但是，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超越具体的总统、党派，甚至是某一种外交理念的分析则少之又少，而这种研究恰恰有助于我们观察外交理念的宏观趋势和战略格局。遗憾的是，对于冷战时期的“自由外交”，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外交”，尤其是从“自由外交”到“民主外交”的转向及其动因，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参与并影响国际事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质是外交理念的差异。那么，美国的外交理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基于此，本文试图就冷战以来美国的外交理念转变进行宏观分析，并给出一些底层逻辑。

一、冷战时期的“自由外交”

1.1历史发展

冷战时期，自由是美国外交理念的核心。自由理念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在二战期间就成为美国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反抗法西斯政权的旗帜。二战结束后，美国延续了“自由”的口号和旗帜，并将其运用到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之中。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自由世界”（FreeWorld）自居，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较量。同时，美国也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采取经济援助、文化宣传、宗教运动等多种策略向世界传播自由价值，以实现巩固资本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夺取世界霸权的目的。

美国的“自由外交”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由理念在美国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传播自由”也被美国人视为使命。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DeniseBostdorff）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一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①早在1789年，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发表就职演讲时就宣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②也因此，约翰·斯帕尼尔（JohnSpanier）对美国的外交作出评价：“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③

早在二战期间，自由在美国的外交话语中就占据着显要位置。这一时期，“自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口号和旗帜。面对法西斯国家的入侵，美国亟需找到共同的口号，联合反法西斯国家对抗法西斯政权。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T.Rodgers）评论道：“欧洲的崩溃让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再次争相寻找更宏大的措辞。战争对语言提出需求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对政治基本原则的重申。”为号召全世界反抗法西斯政权，美国再次重申了自由的政治原则。1941年，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了“四大自由”言论，他不仅通过十几个流亡委员会为“自由欧洲”发言，还将战时联盟称为“热爱自由的国家”，同时，罗斯福还提出了对战后“自由世界”的承诺。二战结束后，美国同样将自由的反法西斯言论运用到新的斗争之中，将美国的事业美化为“推动自由的事业”，将自己的阵营美化为“自由世界”，并将社会主义阵营丑化为“不自由”甚至是“奴役”的世界。

冷战时期，自由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指出，自由是战后美国政治的关键词，冷战和民权运动都是围绕这个词展开的。④自由价值的输出是服务于美苏争霸的。美苏之间的对抗不仅涵盖了经济、军事层面，也涵盖了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直接涉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这既关系到了两大阵营的发展，也关系到了冷战的成败。因此，美苏双方都希望否定对方的政治合法性，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其中，美国就将公共外交视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武器。美国学者斯科特·卢卡斯（ScottLucas）也将冷战视为一场以宣传和心理战为形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并将美国对苏联的对抗称为“自由之战”（Free⁃dom’sWar），他指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自由之战”中，不仅美国政府机构，私人组织也参与其中，共同发起对苏联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①

本文作者：蔡麒龙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两项提案。一项是要求取消外国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另一项是要求废除1915年签订的中日条约和换文，将山东的主权直接交还中国，反对由德国转让给日本。列强无视身为弱国的中国的外交要求。和会在对德和约中规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民众听说此事后，各界人士普遍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由北京青年学生带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最后代表团决定不签字。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广大民众的反对而政府不敢在令中国蒙受屈辱的条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扭转了中国外交的局面，可见国内的民族主义观念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影响。之后，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

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要求舆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界，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九国公约》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外交取得的胜利。

1925年的“五卅?案”是民族主义爆发事件中最有名的，起源是上海一家日本棉纺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冲突对抗的结果是一场暴力冲突，导致多人被杀，约50名学生被捕。“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学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议、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惨案之后，民族主义骚动在国内不同地方风起云涌，与帝国主义爆发冲突。利用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事件”，北京政府宣布取消上海的会审公廨。1926年，北京政府提出对期满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修改。并通知比利时方面终止旧约，谈判新约。

抗战初期，中国进步文化界就认识到“在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目前，文化应尽它唤醒民众，推动民众自觉地积极参加到抗战中去的职责”，抗日战争是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单位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战争。抗战开始以后，由于民族主义势力的高涨和抗战的需要，美英政府也曾表示将在战后同中国进行废约谈判。1941年10月10日，美英两国政府公开声明，将与中国政府谈判，放弃治外法权，订立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中英也签订相似条约。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的历史影响

一、国际政治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国际政治学的发展阶段

1、西方完整的国际政治学的确立时期。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战前已初具规模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战后以美国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194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发表了其著名的《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一书，这是西方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国际政治理论的著作。这时期，以美国为首，伴随着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国际政治学系纷纷建立的同时，许多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如芝加哥大学教授昆西•赖特、密执安大学教授戴维•辛格、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等也相继诞生。

2、国际政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发展时期。在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欧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成果也非常丰富，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思•沃尔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罗伯特•基欧翰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等。苏联东欧国家到70年代末期也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的学系。1976年苏联学者甘特曼教授主编的《现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1978年华沙大学库库尔卡教授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1984年苏联出版了甘特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和过程》，这标志着苏联、东欧的国际政治学走向成熟。此外，在第三世界国家，国际政治学的建设也开始发展起来，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埃及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学也相继建立起来，世界范围内围绕世界新秩序而进行的理论探讨逐步深入。

（二）国际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

1、中国的崛起与国际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国际政治学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专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短短几年，有关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专著迅速膨胀。这种新兴专业在我国之所以快速走红，与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格局后的必然学界反应，同时也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当然，还有近年来我国国民频繁出入国门、更多涉及国际事务和国际纠纷的背景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外事干部和新闻工作者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1963年底，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1964年，在总理的关切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开始招收国内第一批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同时，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国外问题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刊物。当时由于资料等种种条件的限制，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多侧重于对国际动态的介绍以及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解释和宣传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有关研究单位、学会、研究会、大专院校的专业系科纷纷成立，而且国际政治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范围也扩大到国际政治的许多重要领域。同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设想。

2、国际政治学在我国的研究特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为理论指导,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交往服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如有关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国际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国际战略格局、“东西南北”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求同存异、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等概念，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毕竟这一学科在中国起步较晚，学科基础还不够雄厚，许多分支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尚待建立，对于国外有关该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流派、观点，还需进一步加深了解，以便作出更高水平的评介。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1.东北亚民间经济文化合作的特点

1.1东北亚民间经济关系格局的特点

目前，东北亚地区已初步形成以“四化”为特点的民间经济格局，即参与国家多元化；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互补化；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样化；合作企业中小型规模化。由于东北亚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均存在明显的梯度，短时间内政府合作形成“东北亚经济圈”并非易事，但民间经济往来却变竞争为合作，构筑“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良好经济合作态势。如日本拥有丰富的资金和技术，但资源贫乏、劳动力价格高；韩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占有优势，但同样面临资源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资源和劳动力较为丰富，市场空间大，但资金技术方面对外依赖较大；朝鲜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缺乏；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需要资金和技术，特别是在俄罗斯。经济上的合作为东北亚各国开展深层次民间合作及发展政府间进一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1.2东北亚民间文化关系格局的特点

经济联系是现实的、短期的、功利的，而文化联系却是软性的，产生的影响会持久、广泛。一般而言，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底蕴比经济利益更为深厚。在东北亚地区，除俄罗斯以外，其他国家均属于同一文化圈，其最大特点就是以儒学为主导，佛教为主要宗教。儒学的整体主义、温情主义、权威主义影响甚至决定了东北亚伦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独特，不同于西方的东北亚价值理念。在这里，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虽然不是同一民族，但在文化上同属于儒家一脉。蒙古因为历史的原因也受中原儒家文化和满族文化影响颇深。历史上，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均将本民族文化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相融合，并将其本土化，从而形成了东北亚以儒家文化核心的多元性文化格局。进入新世纪，当代儒学开始复苏、转型，区域内儒家文化逐渐扩大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民间文化开始和谐相处，东北亚区域民间文化共同体将形成，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化会推动东北亚未来的政治合作、经济发展。这种文化交流情形正如亨廷顿所说：“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将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目前东北亚民间文化交流形式较频繁、多样，领域涉及教育、文艺、体育、宗教、民族等诸多方面。

2.东北亚民间经济文化合作的当前进展

当前民间交流合作进展顺利，稳中有升，各国民间企业、社团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努力，合作更加务实。中国地处本区域经济核心位置，在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领域同各国开展民间合作，这是东北亚区域经济繁荣、共同发展的双赢选择。

摘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成为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在发展发展各国经济的同时国际也存在着一些冲突。如何在国际冲突与摩擦的背景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思考的问题。需要在法律层面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进行约束所以一部从通用于世界间的国际经济法是必不可少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要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充分了解，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通过国际经济法对自身权利进行维护。为了促进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在法律层面对经济进行合理约束，保障各个国家间的经济贸易能够友好合作，在此基础上，必须要对国际经济法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变革，本文将讨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和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调整；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渐联系在一起。如制造一台汽车它的零部件可能来自各个国家，如德国、日本，最终可能在中国或者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组装完成。每个国家都逃脱不了经济全球化，世界通过经济的发展把各个地区和国家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关于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与未来的发展

什么是国际经济法呢？主要是指适用于国与国，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我国来说，如何在世界贸易中利用国际经济来维护我国的国家权益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国必须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在我国的全球化战略中十分重要。

（一）国际经济法原则的统一

目前，由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经济全球化作为联系各国经济的纽带有着非常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不断加快，所以，国际贸易开始蓬勃发展，交易量开始大幅度提升。在国际交易中，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需要保证在交易中的风险最小，尽量保证各国在交易的过程中都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一个能保证大家权益的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些是适用于国际经济法的原则呢？首先，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国际公约所约束。其次是被一些通用的国际条例所束缚，最后是每个国家自己的经济法规和通过对外交流的方式来制定一些通用原则。

1949年以后的头30年，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意识形态，成为指导一切学术研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也是新史学的一支，但在对政治史的重视上与传统史学并无大的差别。马克思本人写出的唯一一部可以当作史学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引下，强调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着意书写革命，关注重心也还在政治。可以认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学浪潮对于以政治史为重心的传统史学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

新史学对政治史的第二波冲击力度相对较大。这波“新史学”浪潮为大陆史学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波新史学浪潮早在1929年法国《年鉴》杂志创刊时便已涌起，只因学术交通不畅，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出现了时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人认知的“新史学”主要是第三期年鉴史学以及“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系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学术理路，姑不具论。年鉴学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时间里主张前后殊异。第一、二两期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或强调整体史，致力于不同历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属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长时段、大空间以及“人类”而非具体“人物”的宏观观察，经济及社会史成为言说重心。第三期年鉴史学放弃对于整体史的追求，试图以剥夺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这一代年鉴学人以超脱于社会的“心态史”以及不甚讲求因果关联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鉴先驱建构的多少偏重系统性的史学躯体，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在对政治史的态度上，先后几代年鉴学人并无异同。几乎所有年鉴学人都在强调自己特定关怀的同时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②《年鉴》排斥政治的倾向从政治类文章在其创刊后近50年全部论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时仅占2．1%可以清楚窥见。这样做固然有学理方面的考虑，③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乃是影响历史论说的现实关怀，历史家的论域选择总是与特定的时代需求发生联系。排斥政治的《年鉴》及年鉴学派诞生于1929年这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年份，洵非偶然。尽管强调多元，但对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则成为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两代《年鉴》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经济现象及变化规律的认知让许多权威经济学者望尘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议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④很明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需求是促使年鉴学派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之外，年鉴派学人疏远政治还与西方国家的政制大多已趋向稳定，政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有关。虽然对什么是“政治”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建设和管理国家应是政治的基本意蕴。建设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管理涉及制度运作，两者均与权力分配及与权力相关的利益分割相连接。西方国家政制建构经过两百余年调适，动荡期多暂告结束，这一层面的政治至少在他们看来已不成其为问题。而运作层面的“政治”则异化为诸如反恐、环境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一类与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质的政府行为。在这样的变化语境中，西方史学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则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整个民国38年，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所争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问题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彼岸不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在此岸却一直是国人期待解决的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已然温饱的西方史学界的学术关怀不包含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固无可指责，处于“饥饿”状态的中国学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学者的学术关怀为时尚，以年鉴学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张作为思想及学术食粮，不关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风，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一风气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致使民国政治史特别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呈下降趋势，在全部民国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与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历史学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载的文章为例。12年间该刊登载涉及民国史的各类文章共计471篇。其中政治类86篇，外交类34篇，思想学术类58篇，经济类53篇，社会类51篇，军事类22篇，教育类11篇，宗教类4篇，学术综述109篇，书评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国史的文章中政治类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仅8篇，占政治类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从数量和比例上看，虽然较之政治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与同期其它类别的研究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偏少。民国在大陆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时期15年，已占到将近40%的时段，但在民国政治类所占的比例仅有9．3%，这是极不相称的比例。这样的比例显示，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在整个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极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国南北对峙，以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经不多的情况下，中共党史这一本属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因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学科分类法划到政治法律类，又进一步减少了民国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比例。即便从纯统计学意义上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国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学科分类法已使许多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在学科认同上“异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所以今后中共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也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杨奎松教授曾呼吁改变中共党史的学科分类，使之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