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陆定一新闻真实性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翁杨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陆定一主管党的宣传工作长达22年之久，是党的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宣传部长。可以说他的一生及其思想都与新闻和宣传工作紧密相连。他在不同时期的讲话和文章都对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被认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1943年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被认为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扛鼎之作”。①他被认为不仅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制定的参与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积极的执行者。后，陆定一多次发表谈话或撰文，对党自、庐山会议以来“左”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直接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就有四次，这些谈话和文章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对新闻真实性的反复强调。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
几乎每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新闻真实性问题都是陆定一谈论的中心。例如1982年与人民日报《新闻战线》记者谈话时，陆定一说“：新闻，我是天天看的，看了几十年了。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新闻一定要真实。技巧是要的，但主要的是要真实。”②在1984年同新华社《新闻业务》记者的谈话中，他总结了在延安办报的两条主要经验：“一条就是新闻要真实，哪怕慢一点也要真。能够做到快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为快就失实。要强调真，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争取快，争取有一个好的写作技巧。……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失实，不能说空话，说假话。”③陆定一认为，党和人民怎会相信说假话、写假新闻的记者呢？真实是记者必须遵守的起码的职业道德。“记者的职责，是老老实实反映实际事物。应该教育记者，做老老实实的人，做具有科学态度的人，肯下功夫进行调查研究的人。
记者写的新闻，应该使人相信。搞虚夸的人应该受到批评，是失职行为。不批评这些，怎能维护记者的尊严呢？”④新闻真实之所以如此重要，在陆定一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新闻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所在。其次，新闻真实是媒体取信于民的根本。只有新闻真实了，报纸才有信用，才有威信。报纸有威信，党也就有威信。第三，新闻真实是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靠造谣欺骗、吹牛皮是不会长久的。第四，坚持新闻真实是新闻工作与党中央在政治上真正保持一致的体现。他说“：什么叫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照抄文件，而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敢提实际办法，敢讲真话，这才是真正的一致。”⑤在陆定一看来，新闻之所以会不真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使新闻工作者丢掉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缺乏下大力气开展调查研究之风的优良传统。
他将新闻失实的原因概括为“一‘左’、二窄、三套话”。所谓“左”，就是为了宣传需要出现的浮夸风，其典型代表是1958年时的放卫星新闻。在现实中，一些新闻工作者出于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往往因为头脑发热出现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三中全会后，这些现象又有所抬头。陆定一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的记者又发热了，可得警惕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记者在反映党的政策执行情况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真实。”所谓“窄”“，是记者自己窄，知识窄，活动面窄。”所谓套话，就是指新闻报道中的那些陈词滥调、夸夸其谈的东西。他认为，“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缺乏政治经济法律知识，缺乏实际工作知识，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宣传报道中产生错误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记者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情况总在发生变化，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实际。无论对什么事，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进行独立思考。要想一想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想一想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只要肯动脑筋，就不会顺流而下，人云亦云。看风使舵，看颜色办事，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⑥
新闻真实并非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陆定一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可以说是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但是，为什么新闻真实这个看似常识性的新闻学基本问题会成为陆定一反复强调的问题呢？在实践中，为什么真实性这个常识性的要求长期以来得不到保障呢？在笔者看来，其深层原因在于我国当代新闻学长期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根本解决新闻真实这一核心价值问题。或许有人说这样有些言过其实，但和中出现的大量虚假新闻却是明证。可能还会有人反驳说，反右、和中出现的不真实新闻是因为“左”的错误造成的，怎么能是新闻学的责任呢？这一说法的确是事实，但很有必要进一步提出问题，即为什么党出现了“左”的错误就必然会造成新闻不真实呢？我们有没有在理论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即无论党是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都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呢？如果我们的新闻学没有对这样的问题给予解决，甚至可能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合理化论证，那么，我们有理由说这种新闻学是不科学的、不完善的。新闻必须真实，是人人熟知的常识。但是如何确保新闻必须真实，那就不是靠常识性认知可以解决的。新闻真实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从实践层面上看，新闻真实需要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来加以保障；从理论层面上看，这一系列的制度体系需要由一整套逻辑上紧密相连的理论体系加以证明和阐释。
新闻真实并非单纯的业务问题
新闻学自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总体上有两大基本分支，一个是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内核的西方新闻学，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无产阶级新闻学。这两大分支在我国的发展以1949年为分界线，表现为现代新闻学和当代新闻学两个发展阶段。现代新闻学是20世纪初由徐宝璜、邵飘萍、黄天鹏等一批学者和报人由西方引入我国，直到1949年以前，一直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新闻学。当代新闻学是自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步确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是当代中国主流新闻学。现代新闻学在解决新闻真实这一核心问题上包含一系列最基本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新闻媒介的角色定位是公共舆论机关，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本质是将新闻媒介视为社会公器，作为国民之喉舌，代表国民大多数之舆论。根据徐宝璜的说法，新闻舆论的实质则主要是代表国民向政府表达意见。新闻媒介是公共舆论机关，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这是新闻必须真实的最有力理论支点。因为没有真实的新闻就没有公正的舆论，“舆论之健全与否，又视其所根据之事实究竟正确及详细与否为定。舆论之以正确详细之事实为根据者，必属健全，若所根据者并非事实则健全之舆论无望矣。”相反，报纸“若仅代表一人或一党之意思，则机关报耳，不足云代表舆论也。新闻纸……如因愿为机关报，而显然发表与国民舆论相反之言论，则必不见重于社会，而失其本有之势力。”⑦可见，现代新闻学从不将代表个人、党派、政府或利益团体的机关报视为正统，原因在于它是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而非国民舆论的代表机关，因此不可能向公众毫无保留地提供真实的新闻。#p#分页标题#e#
第二，新闻媒介必须是独立的。这是由新闻媒介作为公共舆论机关角色定位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媒介独立的核心是媒介独立于政府、政党、利益集团甚至独立于个人利益，其首要意义在于防止新闻媒介因屈从于外部压力、宣传的需要或者其他利益需要，不敢报道某些真实的新闻。媒介独立具体表现为经济独立、自主报道新闻和舆论独立三个方面。媒介独立的另一层含义是新闻工作者的人格独立，因为他（她）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社会公人”。这既是对新闻工作者职业境界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角色设定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邵飘萍认为，倘若一种制度体系没有赋予媒体以独立的地位，不能保障新闻工作者人格的独立，他们在报道事实、评价事实、反映舆论上就会受到掣肘，新闻真实自然也就难以保证。
第三，新闻传播必须是自由的，即新闻媒介在报道新闻之前有权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官方书报检查，否则新闻真实就是奢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将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政治权利确定下来，用民主和法制来保障新闻传播免受书报检查的侵害。同时，新闻自由还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有赖于新闻媒介供给真实的新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自由被视为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
第四，新闻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平衡原则。不管客观公正平衡原则被后来的学者和新闻界如何加以发挥，甚至认为绝对的客观公正平衡是做不到的，并因而对这些基本原则加以非议，但是客观公正平衡诸原则的确立最本质意义是要规范和约束新闻的生产方式，以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⑧现代新闻学在上述四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理念以及相应的制度性建构，那么新闻真实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当代新闻学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不足
在无产阶级新闻学看来，现代新闻学是资产阶级的新闻学，是虚伪的。正如陆定一1943年在《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所说的：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坏东西”，“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⑨正是由于这种近乎彻底否定的态度，很长一段时期内，以无产阶级新闻学为基础和依据的当代新闻学在上述四个方面倡导与现代新闻学截然相反的理念。
首先，在媒介角色定位问题上，直到结束之前，当代新闻学一直视新闻媒介同党、政府、军队、法庭、学校等一样，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之一。作为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一则新闻必须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取舍。陆定一说：“一件消息早发、迟发或不发表，都要从政治上来郑重考虑。记者和编辑有两种任务：一是抢，一是压。有的新闻要抢时间发出去，有的新闻不该发表就要压下来。记者一定要懂得政治；什么该抢，什么该压，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⑩不仅如此，这一理论由于片面强调新闻为政治服务，从而使新闻报道成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加之缺乏必要的制度性约束，极容易导致新闻媒体为达到某种政治斗争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最常见的是隐瞒事实真相，即所谓的“压”和“舍”，其次是歪曲和捏造事实，比如和中出现的大量虚假新闻就是捏造事实。“压”和“舍”是被当代新闻学加以合理化论证了的，尽管当代新闻学明确反对捏造事实，但是它片面地强调新闻媒介是阶级斗争工具，片面强调新闻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成为了歪曲和捏造事实的内在动因。结束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新闻媒介的角色被表述为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这一角色定位的理论前提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的私利，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能够代表公共舆论，能够毫无保留地向公众提供事实真相。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正在日益分化为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人们的观念也日益多元化。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当代新闻理论所倡导的媒介角色越来越难以适应，新闻媒介往往摇摆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从而削弱了公信力。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些地方党政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一些党政官员为了政绩和个人私利，一些商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集团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力，竭力操控媒体，影响媒体，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左右舆论的情形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新闻的真实性。
其次，无产阶级新闻学认为新闻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将新闻媒体视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新闻工作者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因而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这些理论观点反映的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实际经验，当然有其科学性，但是却忽视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缺乏独立性对新闻真实性可能造成的损害。由于片面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往往上面犯错误新闻界也就跟着犯错误。比如时期，由于路线上的错误，新闻界也就跟着炮制出各种各样的卫星新闻。期间，“”篡党夺权，新闻界就成了他们捏造事实、开展大批判运动的工具。在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陆定一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这一点。比如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记者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看风使舵。在谈到如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时，他认为完全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第三，当代无产阶级新闻学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但是多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层面探讨，缺乏从政治学、现代法治和制度建设层面的探讨。从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来说，新闻自由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在传播新闻和反映意见时的表达权，因而它体现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如果仅仅停留在其阶级属性上来探讨，而不注重从政治法律制度层面探讨，极容易走向新闻自由的反面。
第四，我国当代新闻学在很长时期内对新闻客观性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新闻总是与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分不开，所以无所谓客观不客观???，或者认为客观性是有阶级性的，这个阶级认为客观，那个阶级认为不客观。1957年，陆定一在新华社2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自然现象的，一种是占绝大多数的关于社会现象的新闻。在报道关于社会现象的新闻时，记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在新闻中表现出来，而给读者以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指导性。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都是不能没有指导性的。不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去影响读者，就是以无产阶级观点去影响读者，二者必有其一，要想逃避是不可能的。客观性也有阶级性，这个阶级认为是客观的，那个阶级认为不客观。有人不谈阶级而谈超阶级的客观性。这两种说法实质都是一样，就是要革命的新闻记者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就一定走到资产阶级的立场。”???这种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与现代新闻学大相径庭。如前所述，现代新闻学所说的客观性并不是要新闻工作者去做到绝对的客观，而是要认识到立场观点可能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所以要在方法上尽量加以避免。而陆定一在这里却要求记者积极地在报道新闻时加入自己的立场观点。这种观点与中出现的主题先行的做法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性，而意见和新闻不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以非新闻充当新闻的一种表现。#p#分页标题#e#
当代新闻学力图建构一套崭新的理论，来证明被现代新闻学视为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的新闻媒介和新闻体制是完全可以做到真实的，但是它的论证往往多是出于政治立场上的考虑，忽视了实践层面制度法律意义的探讨，当这套理论与具体实践相对接的时候，就会出现制度法律真空，使得新闻真实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当代新闻学没有能够很好地从理论上解决新闻真实性问题。它对新闻真实性的探讨往往仅仅停留在业务层面，将新闻的不真实归咎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和业务修养等方面，或者归咎于某种政策方针出现了错误，甚至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没有认识到新闻真实性不仅是业务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法律制度体系的问题。如果政治法律制度体系不仅不能有效保证新闻真实，甚或成为新闻不真实的重要原因，那么即使新闻工作者具有过硬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失实问题。
陆定一认为在和中出现的虚假新闻，根本原因在于党“左”的错误导致整个党的新闻工作路线错误。在无产阶级运动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注意到党内如果没有批评自由，就可能产生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的危险性。批评自由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制度上确保党的机关报具有相对独立性，确保党的领导人对党报编辑部只能施加道义上的影响，而不是家长式的强制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报编辑部和广大党员舆论监督权和新闻批评权落到实处。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关系的论述构成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和党报体制的制度原则，违反了这些原则，不仅无产阶级运动和党的事业难以健康发展，党的新闻事业也会遭受挫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非常重视党内批评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黄炎培关于周期律的著名谈话中，明确指出，只有将党的各项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克服所谓历史的周期律。多次告诫全党，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必须克服骄傲自满、官僚主义作风。为此，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1950年4月，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利用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通知，通知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但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则来着手建立一套确保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因而不仅没有能够有效防止“左”的错误发生，还消解了新闻界讲真话、报道真相的勇气。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尚处幼年时期的德国社会必须要有勇气面对批评自由，那么有理由坚信，已经拥有我们90年执政经验的成熟的党，完全有能力通过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消除新闻失实的土壤。
但愿并非毫无意义的讨论
1984年，陆定一与《新闻业务》特约记者谈话时谈到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他强调学术争论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要空谈，从概念到概念，他认为这种讨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他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一个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当时，对上台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托洛茨基派，认为上台，中国再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民主革命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到来，所以共产党应当进行议会斗争，搞武装斗争就是盲动。另外一派就是我们党的观点，认为上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变，共产党应当继续进行民主主义的革命，以武装斗争推翻政权。在这两派意见激烈斗争的时候，有一小批人从马克思《资本论》里找到了一句“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讨论起来，写了一些文章，特别是一个叫马其雅尔的，还出了书。这个讨论是在苏联发起的，也影响到国内。陆定一说：“这个讨论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得不出结论，没有结果。第二，对于我们党同托派之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稍微起到了一点扰乱作用。为什么有扰乱作用呢？因为既然说不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讨论就是空洞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对实际生活不起作用，对广大群众毫无影响，这次讨论是一次无结果的讨论。托派可能想利用这个讨论来影响中国革命。有些党员，或者是出于炫耀自己博学，读过《资本论》，而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髓，陷入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或者由于别的原因，参加了这个没有意义的讨论。现在理论界、文艺界有人提出‘异化’、抽象的‘人’、‘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从好的方面看，他们是要探讨为什么发生‘’。但是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到概念。因为方法不对，所以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当时人们不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东西一样，现在人们也不懂得“异化”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看，关于“异化”的争论，最好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笔者认为陆定一的观点值得商榷。如此轻易地断定某个讨论是毫无意义毫无结果的，未免过于简单草率，不免给人一种轻视理论轻视学术争论的印象。这样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一种学术的、思想的争论，往往由于官方的甚至是个别长官的意志可能被禁止讨论，或者起码不鼓励争论，这显然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有极大的损害。而更为要紧的是，从陆定一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习惯于将某种学术观点与某种政治立场、政治派别联系在一起，并且将它与这一政治派别的某些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似乎不承认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性。
事实上，从建国初期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反右运动中对王中新闻观点的批判等等，再到中对一大批所谓“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都是将政治与学术紧紧联系在一起，将学术争论强行拉入政治斗争中去，最终酿成了知识分子的悲剧。学术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但不能将之视为毫无意义的争论。当代新闻学之所以没有很好地解决新闻真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由于将政治与新闻学研究直接相联系的结果。陆定一晚年对于新闻真实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仅对政治法律制度意义上的新闻真实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对纯粹学术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p#分页标题#e#
相比而言，笔者更欣赏陆定一1986年在南京关于双百方针的一次谈话，他说：“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类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