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马铃薯的学名是“Solanumtuberosum”，英文名“Potato”，在中国通常又被叫做“洋芋”或“土豆”等。马铃薯虽然曾经是一种洋作物，但经过中国几百年的种植、繁衍与培育，它在中国的种植面积占世界总种植面积的1/4，总产量占到全世界的1/5［1］，可以说如今中国已成为马铃薯第一生产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土地上的马铃薯确实已经不再是“洋芋”而是“土豆”———一种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实现了“本土化”的作物。从最初的“舶来品”成长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从简单的农产品进化到程序复杂的工业品、继而演化成为一种产业，从单纯的作物发展出一种文化象征，马铃薯以其在中国土地上独特的发展经历书写着别样的精彩。本文试从实物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马铃薯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梳理，望能有抛砖引玉之用。 一、从“舶来品”到“土特产” 马铃薯属于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全世界共有8个栽培种和150多个野生种，它的起源中心一个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及乌拉圭等地，另一个是中美洲及墨西哥的安第斯山区［2］。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最早食用马铃薯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0000到8000年［3］，而开始栽培马铃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2000年［4］。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为马铃薯从原产地南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辟了路径。1570年前后，马铃薯作为西班牙人归航时的食粮首次被带回西班牙，1590年传入英格兰。此后，马铃薯从西班牙传至欧洲大陆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从英格兰传至苏格兰、威尔士和部分北欧国家，继而传入大英帝国的一些海外殖民地;大约17世纪晚期，马铃薯传入菲律宾、日本、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一些沿海地区;18世纪末，马铃薯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亚的印度等［5］。四百多年后的今天，马铃薯已经成为世界上种植范围分布最广的农作物之一，是仅次于小麦、水稻、玉米的第四大作物。 那么，马铃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仍待考证，但最晚应该在明代晚期，万历年间(1573－1619)，晋陵(武进)蒋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挥史，他所编的《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6］。可见此时马铃薯已传入中国，据史料记载和学者们考证，马铃薯传入中国的路径大概有三条:荷兰是世界上出产优质马铃薯种的国家之一，在盘踞台湾期间荷兰人将马铃薯带到台湾种植①，后经台湾海峡，传入大陆的广东、福建一带，并向江浙一带传播，在这里马铃薯又被称为荷兰薯［7］。西北路马铃薯由晋商自俄国或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引入中国［8］，并且由于气候适宜，种植面积扩大，“山西种之为田”［9］。南路马铃薯主要由南洋印尼(荷属爪哇)传入广东、广西，在这些地方马铃薯又被称为爪哇薯，后又向云贵川传播，四川《越西厅志》(1906)有“羊芋，出夷地”的记载［10］。 早期马铃薯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其传播区域集中稳定在气候适宜、利于其生长发育和种性保存的高寒山地及冷凉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的山区。四川的方志中有较多关于马铃薯的记载，并尤以山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四川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记载有15条［11］。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以及国际交流的加强，马铃薯在中国开始加速传播扩散。此时它在中国的传播扩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传播区域和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与番薯、玉米的辐射式传播方式不同，马铃薯早期的传播具有按气候分区覆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海拔1200米以上气温较低的适宜气候区，如西南、西北各省高寒地区。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马铃薯栽培技术的进步和国际范围内技术交流的增加，马铃薯的传播区域不断扩大。此时方志中记载有关马铃薯栽培的省份增加有:上海、新疆、山西、福建、甘肃、台湾、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12］。到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基本形成四大马铃薯生产区域，即北方一季作区、中原二季作区、南方三季作区、西南一二季混作区，全国范围内有50多个推广品种［13］。 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方面，整体呈不断扩大趋势。1936年马铃薯在全国种植面积达540万亩以上［14］，1970年上升到5200万亩。根据2007年5月在贵阳市举行的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年会公布的信息，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增加了30%，年产量已突破7000万吨，马铃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跃升至世界首位。近5年来，中国马铃薯消费量增长了40%，是世界上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5］。 如今，马铃薯在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有种植，然而就生产地域分布而言，内蒙古、甘肃、云南和贵州等4个省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5%［16］。更有不少地方成为“马铃薯之乡”，比如山东滕州、甘肃定西、宁夏西吉等。虽然各地“马铃薯之乡”的来由不一，但却表明一个事实:马铃薯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作物甚至主要作物，其种植已经颇具规模。马铃薯在中国由“洋芋”变成“土豆”的“本土化”过程还体现在传播中形成的各种俗称和别名上。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就很快融入当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个区域的推广过程中也能产生不少的俗称。康熙二十年(1682年)编成的《畿辅通志》“物产志”记载:“土芋”②，一名土豆③，蒸食之味如番薯”;雍正《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四载“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④;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因系舶来品，祁隽藻在同时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1836年)中还称洋山药;之后还出现山药蛋之名［18］。20世纪初，马铃薯已融入当地的风土，如西北的谚语: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p#分页标题#e#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对马铃薯的不同叫法:山东鲁南地区叫地蛋，云南、贵州一带称芋或洋山芋，广西叫番鬼慈薯，广东、香港叫薯仔、馍馍蛋，山西叫山药蛋，东北各省多称土豆，而西北各地叫洋芋。如果说马铃薯在中国种植地域的扩张和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其完成了“中国化”，那么马铃薯在中国各地的俗称则说明其在中国各地进一步完成了“地方化”。马铃薯由“舶来品”完成“中国化”继而“地方化”的过程，揭示外来的马铃薯已经跟中国各地的风土、山水、乡情完全融合，成为中国各地地道的“土特产”。 二、从“草根”植物引申为乡土文化 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草根”植物。一则马铃薯是块茎类作物，它的价值不在于其花与枝叶，而在于深埋在地下的含有大量淀粉的块茎;二则马铃薯适应性极强，哪怕是在高寒、干旱、贫瘠的环境中也能深扎于大地之下，产出富含营养的果实;三则由于认识有限以及傲慢民族性格的干扰，马铃薯初入欧洲时并不被社会认可，尤其社会上层认为“印第安人是一种很落后、很下等的民族”，而“一个下等民族的食品不可能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爱尔兰谚语“穷人的餐点———除了小马铃薯就是大马铃薯”更是说明，马铃薯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草根阶层的食物。可就是这样一个“草根”植物在中国经过几百年的传播扩散后，不仅在全国各地成功“安家落户”，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这种乡土文化可以叫做“马铃薯文化”，也可叫做“洋芋文化”或“土豆文化”。地处西北的甘肃定西就是此种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2008年，定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350万亩以上，产量530万吨，面积居全国地级市(州)第二、产量居首［19］。因此，定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马铃薯之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马铃薯之乡”便产生了马铃薯文化(又名“土豆文化”或“洋芋文化”)。在生活中，谚语“五谷不收不忧患，只要有二亩洋芋蛋”表明，在定西土豆之重要，竟然位列五谷之前;“洋芋蛋蛋宝中宝，顿顿吃饭离不了”、“早上吃洋(羊)，中午吃芋(鱼)，晚上吃蛋”、“碗里端着，锅里煮着，地里长着，平常想着”，则更形象地反映了土豆(马铃薯)在定西人饮食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定西人和土豆之间已形成的水乳交融的乡土情结;正是与土豆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加之其如土豆般“草根”、质朴的性格特点，很多人称包括定西人在内的甘肃人为“洋芋蛋子”。在当地的民歌中，传唱着:“定西的山后面没个好茶饭，只有那个洋芋蛋。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禾跌进了洋芋窖……”在文学创作中，定西本土作家杨学文在其《土豆随想录》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文化就是那一茬茬种土豆、吃土豆、卖土豆的人，为土豆而生，为土豆而死。他们就是文化本身。”［20］ 而以赵树理为代表，以写农村小说为主从而形成诚实、质朴、富于乡土特色的一批作家，则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坛上“山药蛋”派，马铃薯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显而易见的，“土豆文化”已成为定西当地的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土豆文化”的完全乡土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豆在当地的大规模种植。那么，作为一名外来物种，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从地理上看，定西地处青藏高原下延区与黄土高原抬伸区交汇地带，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恶劣，“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十有九年旱，岁岁人发愁”。早在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曾上书朝廷称:陇中苦瘠甲于天下。上世纪80年代，仍有联合国官员考察后认为，定西“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在马铃薯引进来之前，这里主要作物是小米、玉米，但是这两种作物都不耐旱、且对土地的肥力要求也较高。而当抗逆性强的马铃薯来到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时，则如鱼得水一般，得到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可以想见，在马铃薯远涉重洋播种在定西的原野山川时，它已然与定西的地利及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过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它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干旱的土地，逐步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 从历史来看，地处西北的定西由于人口多、自然环境恶劣，曾经长期普遍缺粮。解放后，本地绝大多数农民仍过着“全天两顿粥、三代一张被、草皮做燃料、洪水解饥渴”的日子［21］。在这样的条件下，种植产量高、营养丰富且对环境的适应性强马铃薯最初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适应当地环境的唯一出路。所以，有人说“土豆一开花就和定西的生活生死相依，定西人民顿顿饭食都有土豆，都离不开土豆……在缺粮或无粮的饥荒年代，土豆救了多少定西人的命……四五百年时间，却仿佛是世世代代的定西人民依赖着土豆而生存了下来，定西的城郭因此而长大。”［22］ 自土豆传播到这里，在定西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命乃至整个命运很大程度上都系于这小小的土豆上。由此就不难理解定西何以产生“土豆文化”以及定西人何以具有如此浓厚的“土豆情结”。如今，土豆已成为定西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⑤，当土豆与定西的地理、历史、现实实现完美融合后，这种土豆文化当然也就愈发生机勃勃了。马铃薯在定西“安家落户”并最终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土豆文化”是马铃薯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马铃薯的传播也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典型案例。其实目前就全国范围内来看，中国各地的马铃薯文化尚在逐步发展中。虽然除了定西，各地对马铃薯大多仍停留在种植层面，尚未形成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马铃薯文化，但近几年尤其是近三年(见表2)来，除了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命名“马铃薯之乡”外，各地以“马铃薯文化节”的名义所举办的各项以马铃薯为核心的活动，至少可以说明各地的乡土马铃薯文化正逐步成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注重饮食的国家，而马铃薯又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从营养学上讲，马铃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粮食作物。因为它具有蔬菜和谷物双重优点，既含蔬菜中的胡萝卜素和抗坏血酸，又如谷物般有比较多的淀粉，能够给人提供热量。此外，马铃薯还富含维生素(其中维生素C比西红柿要高)、钾、优质的膳食纤维，并且不含脂肪。所以，马铃薯被营养学家誉为“超级蔬菜”、“人类的第二面包”，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当着主食与副食的双重角色。现在，在甘肃定西，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甚至是贵宾)的必备食物就是“苞芋”(苞谷和洋芋，谐同“鲍鱼”)。而薯条加盟“面条族”和“包子族”互殴的笑话⑥，则形象地说明了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p#分页标题#e# 此外，土豆也已成为中国歇后语的主角，如“电线杆上插土豆———好歹是个头”、“母猪遛土豆———全凭一张嘴”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歇后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是深深根植于汉语丰沃土壤中的奇花异葩，是民族语言的精华”［23］，“是汉民族文化独有的表达方式”［24］。那么，土豆被作为引语在中国独有的歇后语中使用、作为中国文化独有的表达方式，更是说明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文化，完全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或“乡土化”。如果说，马铃薯适应中国的水土得以广泛种植是马铃薯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第一个阶段，那么马铃薯适应中国各地的乡土风情形成独特的马铃薯乡土文化，则是马铃薯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阶段。 三、从“小作物”到“大革命” 我国对马铃薯种薯和种植技术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1914－1916年，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进行了马铃薯栽培试验，发现通过薯种切块用芽种的方法可以减少薯种用量的2/3，大大节约用种量［25］。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进步，围绕茎尖脱毒、培育脱毒种薯，我国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马铃薯技术革命”，基本解决了马铃薯的病毒累积等问题，显著提高了抗病能力，基本打破了种植传播的主要技术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铃薯育种工作加速发展，育成了中薯、晋薯、鄂薯、春薯、郑薯、陇薯、青薯等系列品种共67个。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从事马铃薯育种的单位有20多个，1996年－2006年，通过国家级审定的品种有23个，比过去50年的总数还多。到2006年，我国共育成270多个马铃薯品种，其中90多个作为主栽品种在不同地区栽培，包括早熟品种［26］。 至此，可以说已经相当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培育技术的革命，其最显著的成果便是我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已经高居世界第一(见表3)。然而，通过表3，亦不难看出，我国单产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单产第一的新西兰的1/3。欧、美国家马铃薯产量之所以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已普遍使用了高质量的脱毒种薯。而我国抗病毒转基因的马铃薯研究工作较国外起步迟，脱毒种薯应用面积较小。目前我国马铃薯培育正在经历“第二次技术革命”———转基因。脱毒种薯作为转基因研究的重要部分，在整体上已逐步与国外处于相同的水平，有的研究工作处于国际领先行列［28］。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脱毒种薯等转基因薯种将会在我国得到广泛种植，而单产量的提升也只是时间问题。围绕着马铃薯这个“小作物”的“技术革命”已经开始但还远未结束。“技术革命”在为马铃薯的种植、传播、推广、扩散注入了强大推动力时，不仅仅是马铃薯相关科技的发展，更是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 四、从农产品晋升到全球化产业 马铃薯从“舶来品”成为中国的“土特产”继而形成富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土豆文化”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两次“马铃薯技术革命”，但马铃薯的传播及影响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行。受两次“马铃薯技术革命”的刺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带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马铃薯又在经历一场新的“革命”———从马铃薯种植到马铃薯深加工、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从内部消费到对外出口的“马铃薯产业革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全世界种植马铃薯的国家已有155个［29］，马铃薯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伴随着马铃薯种植的全球化，马铃薯的产业化进程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马铃薯的产业化始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马铃薯产值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例，它已“成为世界上利用马铃薯挣钱最多的国家”［30］。现代化的深加工处理是美国马铃薯升值的重要一环。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马铃薯加工制品的产量和消费量约占总产量的76%，马铃薯食品多达上百种，超级市场中马铃薯食品随处可见。全美约有300多个企业生产油炸马铃薯片，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马铃薯食品60千克。此外马铃薯还被加工成淀粉、饲料和酒精等，加工量已占到马铃薯产量的85%左右。在美国以马铃薯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品种已经有几百种，可以说从吃到用，处处可以看到马铃薯的加工品。 就我国而言，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已经连续数年排名世界第一(详细情况见前文)，马铃薯加工技术不断进步，马铃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马铃薯加工业正在蓬勃发展。仍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从产业规模来看，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居全国地级市州第二、产量居首。定西市万吨以上生产能力的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20家，马铃薯精淀粉及其制品设计生产能力达35万吨、年生产10万多吨，生产粗淀粉、粉皮、粉条等产品15万吨，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种薯生产和精淀粉加工基地［31］。从产业效益来看，马铃薯已成为定西农民增收和新兴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2008年，定西全市马铃薯产业总产值达17．6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16．7%;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产业获得收入57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7%［32］。 从产业体系来看，定西形成了完整的马铃薯产业链，良种、加工、贮藏、运销等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生产体系趋于完善，年外销量在150万吨以上。从产业品牌来看，“定西马铃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定西的“中国薯都”称号已经名副其实。但就全国整体而言，我国马铃薯产业化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就马铃薯的加工而言，我国“马铃薯加工量只占鲜薯产量的15%［33］，而在欧美发达国家，马铃薯加工量约占马铃薯总产量的70%—80%［34］;我国马铃薯主要出口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但是我们的产品竞争能力不强，出口数量少，日本每年需进口淀粉及变性淀粉30万吨，而我国只销售4万吨［35］，东南亚各国每年需进口淀粉及变性淀粉20万吨，速冻薯条15万吨，我国也只能销售一小部分，大部分生意被美国抢去了［36］。有关统计计算结果显示，如果卖鲜薯每1千克1元钱，那么加工成淀粉增值30%，加工成粉条增值80%，加工成炸薯条增值15倍，加工成环糊精增值20倍，加工成油炸薯片增值25倍，加工成膨化食品增值30倍。可见，经加工后的马铃薯增值是惊人的［37］。因此不难得出，用于加工的马铃薯占总量的比例过小，直接导致了我国马铃薯产业的效益低下。虽然中国的马铃薯产业已经起步并正在发展，但还远没有真正走向世界，没有成为真正的全球化产业。#p#分页标题#e# 马铃薯在中国几百年的种植、传播以及现代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都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动力。马铃薯的产量高低和品质好坏在种薯，而种薯的培育靠科技;马铃薯深加工程度和马铃薯产业链的延伸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铃薯产品研制水平。以美国为例，各种食品研究机构和马铃薯加工厂商，对马铃薯食品的口味和脂肪含量的最佳配比进行实验，在保证美味的同时减少脂肪含量，研制出很多顺应人们健康饮食的马铃薯食品，推动了马铃薯的深加工。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球马铃薯生产量将从目前的3亿吨左右增加到4亿吨以上［38］。因为人口增加、马铃薯作物本身的优势、粮食供应危机以及经济的发展，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将成为世界发展马铃薯的热点区域。这为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关键是我们自己如何做。如前所述，我国已经进行了两次“马铃薯技术革命”，在马铃薯的脱毒、育种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如何推动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发展马铃薯产业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关于马铃薯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脱毒、育种等基础领域，马铃薯研究应将纵、横向扩展相结合，从而为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立体的科技支撑网。 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种植，在中国一些地方，如甘肃定西，已经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土豆乡土文化，在另外一些地方，这种土豆乡土文化也正在形成。那么，在我国的马铃薯及马铃薯产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借力于乡土文化，如何跟乡土文化融合到一起进行“合力对外传播”，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形成自己的“土豆品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