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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向武 赵战花 单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深入分析近年我国一些重大危机事件的爆发、发展和应对管理，一个潜在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得以显现，即各种区域文化在危机传播管理中所产生的潜在的、重要的影响作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来源于美国，在我国，相关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悠久的历史和稳定的族群关系所产生的各种区域文化，已成为我国诸多危机事件发展和应对中不容忽视的独特影响因素，因而也可以说是我国危机传播研究中有本土特色的新问题。本文以陕西为例，探讨区域文化对危机传播管理的复杂影响及其应对问题。
一、区域文化及其在陕西的鲜明特征
1.区域文化内涵分析。“人类文化从孕育开始就表现为一定的区域性。区域内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组合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域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及生活习性，并由此形成不同的体制、观念和价值体系及行为方式，形成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这便构成了各种区域文化。区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往往通过人文心理、风俗民情、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来展现。[1]2虽然区域文化涵指广泛并不断创新，但其形成经过了长期的积淀、凝结，更受其所在区域特点的限制，往往具有很强的内在稳定性，并会“在一定层面上影响着个体的价值选择和行为习惯。”[1]1最终体现出文化的强大力量。在区域文化的影响、作用之下，天长日久，不断形塑，生活在特定区域中的人们，会产生一种群体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稳定的心理趋势和价值取向，形成该区域的“区域文化性格”。区域文化性格是一种深层次的历史积淀，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风俗、道德、信仰、思想、观念等因素。区域文化性格会使某一区域的群体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2]在群体成员集结起来一致对外，或者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群体事件、危机事件时，区域文化性格的作用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恩格斯在谈到印度人反抗英军时说道：“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沉静的高贵品质，甚至抵消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像是天生疲沓，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3]
2.陕西区域文化性格的渊源及鲜明特征。以关中文化为主体的陕西区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陕西人的区域文化性格，又具有特别鲜明的特点，从下面的梳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渊源和特征。关中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基础，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农业文明，二是帝都文明。因地缘环境和教化之利，关中是我国最早的稳定的农业生产区，所谓“关中熟，天下足”，长期的农耕生产使这里具有了多方面的农业文明特色。农业文明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达，加上便于卫戍的战略性地理优势，又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早期最重要的帝都之地，出现了雄浑博大的帝都文明。无论是在方国文化时期还是史志文化时期，关中都笼罩着一种隆盛威严、仪态万方的帝都文化色彩，从而使古朴稳健的关中文化具有金碧辉煌的大文化气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大特色使关中文化处于稳健的发展中，从而使这一区域文化实体越来越稳固和具有更多的内涵。”[1]78在关中文化内涵中，周代起形成的礼乐之制，既有教化引导，又有约束内敛，是在当时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最佳行为规范，它的繁缛保守、泥古迂缓、诚挚笃实和有章可循的特点反映了该区域内人们的内心需求：延续传统、构筑法则、保持稳定、巩固中心、发展文明等等。后来，由稳定的社会延续而产生的血缘关系和由维护统治而产生的宗法制度，一并逐步融入到日常的思维和行动中,使该区域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和文明中心基础上具备了独尊至上、循礼守规、自我发展、迁延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其文化品格中具有重血缘宗法、重礼乐教化和重人际和谐等特点，[4]这些因素逐步影响内化为关中的区域文化性格，并成为此后几千年演化的基础。
从各种典籍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关中区域文化性格的认识总结。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说：“关中……故其民有先王之遗风。”[5]长期为帝都子民的身份认同，使得关中区域文化性格中存在着安土重迁、因循自我的心理特点。唐代的李筌在《太白阴经》中说“：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蜀人儒……”[2]57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也是兵家争夺之地，各个民族不断交融，使这一区域的文化性格中，多有刚劲、坚毅、隐忍、敢作敢为的特点，以至于长久以来，有了普遍认同的“陕西楞娃”形象。唐以后，帝都文明的优势不再，但土地对人的恩泽，使这里的人们仍然在心理上积淀了依恋故土、不思拓迁、不慕异地的潜层心理，[6]保守、封闭，趋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保留下来，如“老不出关,少不入川”的观念就一直延续。[7]宋时，关中儒学的代表人物张载曾提出“乾坤便是吾父母，民物便是吾胞与，将己身放在天地万物中作一样看，故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理想。[8]关学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关中地区旧有的心理特点和新的思想观念相结合，在其区域文化性格中强化了重理求大、逞强不输等特点。到今天，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看到人们对陕西区域文化性格的总结。其中，典型的特点如“生、噌、冷、倔”“、执着、一根筋、不善变通”、“好胜、爱逞口舌之快”、“陕西楞娃咥实活”“、宁折不弯”等等。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曾总结现代陕西人的性格心理特点，提出有十大“精神嗜好”，如“好溯源”、“好为中”、“好称大”、“好自闭”、“好名分”、“好非异”等。[9]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性格特点的体现，如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等。实践中，如“华南虎事件”中的周正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卡门事件”中的宣传部长强建周等人，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这种区域文化性格。
二、区域文化性格对危机传播管理的影响———以陕西为例
1.区域文化性格对危机传播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就危机传播管理而言，探讨区域文化性格在其中的影响作用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性格”，具有非理智、无意识、自发自动的性质。它表现为人们对待事物的不假思索的、无缘无故的、习惯性的喜好和厌恶，崇尚或排斥，追求或反对。但这种性格作为“文化区的”性格，它又不是个人的本能欲望和自然属性，而是在此基础上，由文化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综合因素在人们身上逐渐培养起来的一种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本能，不需要理智而又控制着人的言行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它从人们内部无形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往往在没有经过外部提示或引导的情况下，就自发自动地产生某种趋向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因为区域文化性格正是区域文化生活的客观需要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从而成为个人性格的轴心的缘故。[2]这些特点会通过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言语交流，影响到个体对危机的判断、应对和传播。不仅如此，区域文化性格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现象，既反映着个人主体的从众趋同心理，又体现着集体的心理定势。在群体性事件当中，区域文化性格的作用就会得到一种明显的体现。作为一种从众趋同心理，区域文化性格产生着一定的社会约束效应，它以其巨大的同化力促使文化区域内每个个人主体按照特定的区域文化性格所内含的价值指向行事。个人主体这样做了，就会得到社会群体的承认和鼓励，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反馈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在集体心理的“同频共振”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心理定势，它通过人们的心理控制把特定区域中的大多数人的能量引向同一方向，使之表现出某种趋向上的一致性，从而造成定向的社会运动。区域文化性格的这种功能无疑是区域治政者应该高度重视的。[2]#p#分页标题#e#
2.陕西区域文化性格对危机传播管理的影响。具体地分析，陕西区域文化性格对危机传播管理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管理者受这种区域文化性格的影响容易产生对危机传播管理不利的行为、决策；二是危机的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往往会在这种性格的驱使下对危机的爆发、发展、恢复产生特定的作用。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危机所具有的紧迫性特征，要求必须尽快做出应对决策，越早应对越有利于危机的恢复。而这种决策又往往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武断性，所以，管理者的惯性、性格等潜在因素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在确定危机传播管理的策略时，保守封闭、因循自我、倔强、不善变通、难以劝服的性格特点，会使管理者在潜意识中要执着地达到自己认准的目的，结果往往是很难做出最佳的应对管理。在危机传播过程中，管理者和危机的利益相关者、媒体、公众之间，在进行沟通时，“生、噌、冷、倔”和“爱逞口舌之快”的性格特点很容易激化矛盾，使危机升级。在危机的恢复期，执着、不服输的性格特点往往会影响到从危机中获取教训和恢复措施的实施，使负面影响久久难以消除。
以上这些影响作用，在陕西近年的危机事件中，已经多次得到体现。“华南虎事件”中，在网络舆论一片哗然，“打虎派”已经从各方面提供了充分证据，事件真相已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作为危机管理者，却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其结果是为舆论树立了更多攻击批评的靶子。即使在事件已经尘埃落定之后，“挺虎派”执拗的声音依然袅袅不绝，其代表人物关克在其博客上仍旧寻找各种证据坚持自己的观点。[10]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卡门事件”中，正是该宣传部长一句“要占领天涯”的口舌之快，使本已出现的危机进一步升级。2010年11月8日，《新京报》刊出一篇《富平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处理进京上访农民》的报道。富平方面在应对这一问题时，首先的反应是采取类似于“论战”的方式，给报社发函，指出其报道“严重不实”，要求“相关媒体立即采取适当措施，删除失实和歪曲报道，澄清事实。”其结果，是招来媒体站在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继续报道，致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
从危机的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区域文化性格甚至会起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作用。如在危机的酝酿和爆发过程中，由于陕西人的“隐忍”和“不计较小事小节”，很容易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爆发。已有的研究曾表明，在所有危机中，三分之二属积发危机，且可以避免。陕西区域文化性格的作用，易使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问题成为积发危机，最终爆发，客观上增加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和突然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危机爆发，就不易平复。在危机爆发之后，陕西区域文化性格中的“固执”，又常常使危机事件的处理进入死胡同。比如，常年身处深山的周正龙，明明心里有鬼，却依然敢和人“赌脑袋”，其坚持暂时迷惑了一部分人，也加深了危机事件的严重程度。作为艺术形象的“秋菊”，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一点。她不屈不挠地打官司，不为别的目的，“就是要个说法”，其他的处理方式一概不行，这就给危机处理增添了很大难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诸多群体性事件之中，陕西区域文化性格的某些特点和作用会被放大，对危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直接导致事态恶化，危机“攀高”。如在“凤翔血铅事件”中，后期出现的村民群体性的封门、围堵行为，就可以看到这种作用的存在。
三、应对区域文化性格对危机传播管理不良影响的思考
面对这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性格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影响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从而有效降低其不良影响。
首先，对危机管理者而言，要掌握危机传播管理的基本规律，而不是仅凭习惯和性格意气办事。如前所述，陕西区域文化性格中的某些影响因素恰好是与危机传播的规律背道而驰的，比如危机传播管理中应当重“对话”而非“对抗”，忌讳“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包括形象等）”，避免口舌之争等。再如，危机管理中有一个原则是启动“清淤工程”，一旦危机爆发，应尽快设法解决引起危机的各种矛盾，而不是争论、找“说法”、回避，避免小矛盾累计成为大矛盾。再比如，要“熟悉媒体、善待媒体”，按照媒体的传播规律办事，而不是要求媒体服从于自己的意志，更不是和媒体展开论战。
其次，可以针对陕西区域文化性格的特点，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准备。这既是对危机管理者自身而言，更是针对特定的危机事件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而言的。在危机管理中，各种信息的获取和掌握至关重要，但在危机状态下，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被打破，增加了信息获取的难度，若能充分了解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则会有效提高应对措施的针对性。特别是在面对群体性的危机事件时，区域文化性格的特点会表现得更明显，也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再次，须同时注意“危机迷情”现象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危机迷情是“在环境、沟通和利益等多重变量的作用下，利益相关者在心理和行为上的混乱状态。”[11]在危机状态下，利益相关者虽然会受其利益需求、心理特征的影响而申明自己的主张，但也往往会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动，这种混乱是一种重压之下的短时变形，并不表明他的性格特征发生了改变，还需要随时注意性格特征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作用。
最后，要重视危机中心理干预机制的作用。当前,运用心理科学指导处理突发危机事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就目前社会心理干预系统的运行情况来看，人们通常更多地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危机事件的当事人身上，而较少关注危机事件的管理者。危机发生时，作为组织的代表，危机管理者的心理状态对危机事件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同时，在影响心理状态的诸多因素中，一些显在的因素容易得到重视，但是如区域文化性格等一些隐性的因素却往往被忽视。因此，在危机传播管理中重视各种心理治疗手段，使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危机各方的心理健康得以调适，恢复心理的平衡状态，就具有更为现实的作用。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民族性格能“推动那个民族的一切行为和方向”，这强调了群体性的性格特征的作用。另一方面，性格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从这些角度来说，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区域文化性格，其所产生的作用，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在危机事件中的特殊影响，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