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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程 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随着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的到来，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媒介化风险的特征。这种媒介化风险既是风险社会本身的产物，又随着媒介环境的变迁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这种变化不仅推动了危机传播研究的深入和强化，也促成了危机传播诸多新的问题转向。本文通过对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我国危机传播研究脉络的梳理，就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风险社会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其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着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同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书中对风险社会展开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分别用现代风险和自反现代性两个概念对风险社会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诠释。
首先是现代风险。吉登斯认为［1］，现代风险是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相对应的，而传统风险是与外部风险相对应的。所谓外部风险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火山爆发、地震、台风、虫灾等，这些风险是传统社会人们经常担心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如全球变暖、SARS危机和禽流感等，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风险，它较之传统的外部风险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和更多的不确定性。贝克曾从四个方面概括现代风险的特征［2］：一是内生性。现代风险更多表现为一种“人祸”，具有内在性和人为性，是人类自身发展和决策的结果。二是公平性和全球性。现代风险的传播不分等级和国籍。三是知识依赖性。人们需要借助专业知识了解现代风险。四是不可计算性。现代风险的影响可能超出现有的计算标准和计算程序。
其次是自反现代性。按照贝克和吉登斯的观点［1－2］，现代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简单现代性，其对应的是工业社会，这个时期社会以生产、分配物质财富为核心；二是自反现代性，其对应的是风险社会，这个时期社会以生产、分配风险为核心。贝克认为［2］，简单现代性在实现资本主义发展、促进工业社会形成的同时，也从内部持续地生产出自我消解和相互对抗的隐形力量，最终导致简单现代性存在基础的瓦解。因此，所谓的自反现代性就是对工业社会的根基逐渐侵蚀，暗中消解阶级、职业、家庭、工厂、商业部门的内涵，以及人们对科学、进步和民主的信仰，这种威胁不断累积并最终破坏工业社会的基础，使社会发生了基础性的转变。自反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种真实写照。
然而，在风险社会出现的同时，媒介化社会应运而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媒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对信息和媒介的依赖越来越强。正如信息社会理论认为的那样：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地位，人们必须吸收大量的信息以满足关注和参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3］。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出现以后，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更高，几乎完全生活在现代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中，由媒介提供的各种信息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其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完全受大众媒体支配，人因此就变成了“媒介化的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被包围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和网络关系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都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展示，于是整个社会也就变成了“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结果导致了媒介化风险的出现。按照庹继光的观点［4］，现代社会风险的一大特点，是它叠加在“媒介化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当代的社会风险，大多是由传媒的信息传播行为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现性风险”，或者说“媒介化风险”，普通人感受到的不是实际的风险，而是被传媒呈现后的风险，传媒报道、披露的风险信息，是一般社会成员能切身感知到的风险的关键性源泉。因此，“媒介化社会”或者“社会的媒介化”已经是现代“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条件和放大器。
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产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产生过度刺激。这种刺激类似于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所描述的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不适应状态———包括感觉轰炸、信息超载和决策压力等。在媒介化社会，人们对眼前的变化感到无所适从和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厌烦的情绪，无法作出自己的决策，于是从社会上、理智上和情感上趋向于采取一种逃避和退却的态度。另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伴随着巨大的“媒介化风险”［5］：其一，媒介使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从而不断放大风险；其二，媒介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部性有可能转嫁甚至制造新的风险；其三，媒介焦点效应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将风险变成现实；其四，媒介自身也存在诸如技术风险、信息风险、知识风险、舆论风险、政治风险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化风险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
二、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危机传播研究的变迁
在我国，真正有影响有规模的危机传播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接近30年的历史。与此同时，媒介化风险社会也经历了从媒介市场化到媒介社会化的不断成熟过程。
（一）企业风险与媒介市场化进程的危机传播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2003年SARS危机爆发前，是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从风险表现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生活领域，尤其是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开始加强，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企业危机管理和危机公关越发受到重视，危机传播研究更多表现为企业危机的对策性研究。从媒介发展来看，这一时期出现了媒介市场化的浪潮，新闻媒介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形成了以服务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介经营模式。特别是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媒介市场化的兴起，极大开拓了媒介报道社会风险的领域，一部分媒体将报道指向经济生活领域的各种社会风险，与此同时，危机传播的对策研究也越来越多地打上传媒应对的烙印。#p#分页标题#e#
（二）公共危机与媒介化社会初期的危机传播研究2003年SARS危机到2008年是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一个高潮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以SARS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这些风险呈现了公共危机的共同特征：突发性和紧急性，不确定性和易变性，社会性和扩散性，危害性和破坏性，等等。就媒介环境来看，这一时期以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走向前台，它们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在主流媒介之外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声音，这种变化也改变了社会风险本身的特征，使之逐渐呈现媒介化的部分表征，尤其是新兴媒体在推动风险透明公开方面作用明显。这一时期，危机传播研究一方面从公共危机出发探讨危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另一方面从媒介环境角度出发探讨公众的知情权、传播权以及新媒体等危机传播问题。大多数研究成果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三）现代风险与媒介社会成熟期的危机传播研究2008年是我国危机传播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风险特征看，2008年以来发生的危机事件涵盖了公共危机的各个领域，无论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事件，抑或生产事故和社会安全事件，它们都不再是单纯的外部社会风险，而是越来越多地呈现了吉登斯所言的人为制造的风险特征；它们同样吻合贝克所言内生性、公平性、依赖性和不可计算性等现代风险的基本特征。从媒介环境看，2008年以来媒介社会化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社会化媒介技术的发展，还是媒介社会功能的强化，以及社会各界对媒介的应用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媒介技术方面，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再到web3．0时代，媒介传播突破了单纯海量信息，进入到人－机、人－人交互传播和移动交互传播的新时代；在媒介的社会功能方面，媒介的舆论引导、社会整合、沟通互动等功能得以强化，媒介化社会特征更加明显；从社会各界对媒介的应用看，无论政府、企业、公众都越发重视媒介的作用，尤其在新媒体应用上，随着微博的兴起，社会化媒体已然成为今天社会建构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围绕2008年发生的冰雪灾害、3•14事件、5•12地震，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展开深入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对媒介化社会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
三、新环境下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与问题分析
如果我们循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理路，就不会将社会风险视为一种“例外”，而应看作是一种社会“常态”；也不会将危机应对视作一种“策略”，而应作为公共传播的战略转型和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危机传播也不仅仅是舆论引导与控制的工具，而是预防、消减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社会机制和途径［6］。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到来，危机传播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一）危机传播主体的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化所谓利益关系者，是指与组织按照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契约关系结成特定互动利益机制的人或人的集合体［7］。事实上，在传统社会环境中，政府和企业在发生危机时所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比较简单，政府主要面临的是来自上级部门和危机受害者的压力；企业主要面临的是政府、投资者、消费者和竞争对手方面的压力。然而，在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由于整个社会系统更加广泛与深入地联系起来，加之居间信息通讯与媒介联系的高度发达，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中所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二）危机传播客体更加复杂化并呈现网络化趋势在传统社会环境下，危机传播客体比较明确，一般专指社会公众。但在在媒介化风险社会下，危机传播的客体表现出了复杂性，特别是传统传播环境下的主体－主体、主体－客体、客体－客体之间都构成了新环境下常态的互动传播行为，谁都不再是单向度的传播主体或客体，复杂交错的传播网络构成了危机传播客体的复杂性和网络化。即使在“社会公众”这个概念范畴内，也表现出“当事者”、“接近者”、“旁观者”，以及“外部公众”等复杂的受众对象，由于他们不再是单向度的传播客体，因而表现出传受耦合的复杂状态。
（三）危机传播面临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的两难处境传统媒介环境下，危机传播很容易面临信息短缺问题，无论在危机预警还是危机和传播方面，都存在先天的技术制约和人为的信息管控，其结果是对信息的搜集、分析以及控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媒介化风险社会下，危机传播则表现出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的两难特征。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达加强了信息搜集、和传播的能力，危机传播的信息量和透明度明显增强；但另一方面，面对海量的信息资讯和过度发达的媒介渠道，危机事实的真相有可能被淹没，最起码对广大公众而言可能增加了他们甄别事实真相的成本。
（四）危机传播舆论引导与社会控制的成本日益加大一般来说，谁掌握了信息的渠道谁就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从而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控制。在传统社会环境下，媒介数量和资源稀缺，危机主体（如政府）对传播媒介的掌控相对容易，加之传统社会环境下公众的权利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比较淡薄，因而危机传播的舆论引导和社会控制相对容易。然而，在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危机传播的主体十分复杂，危机传播的渠道十分畅通，加之危机传播客体的主体意识、参与能力和危机认知水平的明显提升，危机传播的舆论引导和社会控制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会明显加大。
（五）危机传播的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愈来愈严重首先，在媒介化风险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危机信息会更加关注，重视程度的提升是危机谣言滋生的重要基础；其次，媒介化风险社会下传播信息短缺与泛滥的两难则降低了公众对事实透明度的判断，这为危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另外的基础；再次，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使用的越发便利，使危机谣言的传播变得畅通无阻，其匿名性、群体性思考和多通道混乱传播的特点更加突出。匿名性使危机谣言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核实；群体性思考现象使危机谣言的隐蔽性增强，有可能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多通道混乱传播的现实则让危机谣言呈现一种无孔不入的危险状态。
（六）危机传播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呈现地球村效应在媒介化风险社会下，一方面重大危机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破坏力可能随时扩散到全球范围，因而危机传播实践已然开始着眼全球，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危机会受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度关注，全球的政府、媒体、公众都要急于了解事件真相，并就危机应急处理作出评价。因此，为了有效引导和控制国际舆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很多国家越来越重视危机传播的国际影响，这是危机传播地球村效应的显现。显而易见，当今社会危机传播与对外传播乃至国际传播的融合趋势将明显增强。#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