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论文范例

作者：贾先涛 单位：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也是矛盾多发期，突发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迅速，高校作为社会网络的重要节点也难置身事外。与高校相关的负面新闻屡见报端，如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学生坠楼、校园安全等。这些事件的影响很大，如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后果严重。如某高校教师论文造假事件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严重损害了该高校的形象，致其陷入信任危机，公众对该校的科研提出质疑，各种言论充斥于媒体。事件的责任承担者，该高校选择了沉默。“沉默”的危机传播方式，不但未能消除公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公众的质疑。国内高校缺乏完善的危机传播管理模式，未有成熟的危机传播机制。危机事件出现，责任主体便陷入了舆论漩涡，疲于应付。高校危机传播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不能掌握信息的主动权，信息迟缓、信息量少，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获知需求。二是高校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未能与媒体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害怕”和“被动”情势明显，忽视了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三是公关意识淡薄。没有成熟的危机传播策略，没有通过大众传媒维护和修复组织形象。非常时期组织的信息传播，我们称为危机传播。危机传播对于维护组织形象、媒体公关、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营造教育品牌，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高校组织而言，面对危机传播的种种弊端，如何建立良性的危机传播机制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危机传播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危机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事件，也有学者认为是状态。危机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提法，但无论是事件说还是状态说，都认可危机是与不确定的负面事实有关联，会给当事者带来某方面的损害。危机传播是组织管理的核心程序，即指组织面对危及自身生存发展的突发性事件或灾难性事件，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我们认为，危机传播是指在组织出现危机事件或陷入危机状态时，组织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控制、影响信息传播的活动。

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引起了传播学者的关注。[1]如“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引起了学者对于传播效果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也日益细化，危机传播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以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遭遇泰诺胶囊事件引起大众对危机传播的关注为标志。此后，危机传播逐步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下，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危机传播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的知识，如传播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不长，还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众多的研究者由于学科背景及研究重点的不同，产生了一些影响力强、侧重点各异的危机传播理论，如企业辩护理论、阶段分析理论、卓越理论、形象修复理论等。其中，卓越理论的影响力较大。卓越理论从公共关系的视角，研究危机传播，其理论建构了四个信息的传播模型。如表1所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促使信息传播方式增多、内容呈现方式多样化。信息传播大环境的变化，对卓越理论的应用也产生了变化，如新闻模型和公共关系模型，由于其信息传播方式的单向性，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2]科学劝说模型和相互理解模型，信息的双向流动有利于满足受众的信息知情权，能够监测信息传播的效果以及为危机传播提供及时反馈，传播效果较好，因此这两种模型应用较为广泛。

英国危机管理专家罗杰斯特（MichaelRegester），针对危机发生时的信息传播现象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主动告知（tellyourowntale），即处于危机中的组织应主动地告知信息，争取信息的主动性；迅速告知（tellitfirst），即组织应当及时、快速的信息；全部告知（tellitall），即组织在信息时，应当知无不言，公开所有信息。这些理论成果已经被广泛运用，为解决危机传播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高校危机传播并未受到重视，既缺少有效的管理，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危机传播理论帮助我们探讨危机传播的管理策略和机制，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高校处理危机的体制和信息传播的策略，探讨高校危机传播管理机制形成。二、高校危机传播管理存在的弊端国内外高校对危机传播的重视及处理方式大相径庭。美国一些高校拥有丰富的处理危机传播经验、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及危机传播管理措施。美国高校能够很好地与媒体合作，处理好组织、媒体和公众的关系，通过媒体公关、维护良好的组织形象。国内高校缺少相应的经验，缺乏系统性的危机传播管理机制，没有完善的危机处理措施，缺少有效的危机传播策略，经常错失危机传播管理与控制的良机。

（一）不能掌握危机传播的信息主动权

开放获取(OpenAccess)已经“扑面而来”.2022年4月10日,根据WebofScience平台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数据库统计,2021年全球出版SCI论文2747405篇,其中开放获取论文有1251434篇,占比为45.55%.可以预计,全球开放获取论文将很快超过非开放获取论文.我国较早就参与到全球的开放获取运动中.2003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开放获取政策,对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时滞期(embargoperiod)均为12个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放获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论、质疑和误解,在全球范围连绵不绝,国内尤甚.这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单纯与“经济账”相关的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传播净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种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简单分析了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然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能行动.

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发布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信息的传递形式不再限于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信息传输方式日益丰富，从博客到微博、微信，从大篇幅到碎片化，信息流通速度加快，传播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吸引了更多的读者。由于科技期刊不但传播了信息，还积累了文化，因此，它在时展的背景下应适时扩充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给科技期刊带来了冲击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信息沟通、传播方式。新媒体的涌现，科技期刊应积极直面变革，运用新的传播模式改进自身传播平台以满足社会发展及作者、读者不断增长的需求。科技期刊应当掌握好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新媒体进行融合，提升自身的办刊水平及影响力。

一、新媒体对科技期刊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新媒体为科技期刊带来的挑战

纸质媒体时代，社会大众透过阅读书籍、报刊才能获得资讯及传播知识。但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的出现，其独有的优势让传统媒体感到真正的危机。在新媒体“涌进”、传统媒体“渐退”的背景下，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也相当艰难。新媒体给予社会大众及时、全面、多角度的科技信息和科研成果，让众多科技爱好者和科研人员不仅成为信息的浏览者，也成为发表者、查找者。新媒体以图画、文字、声音、视频结合的展现方式，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享受和阅读欲望。这使得纸质科技期刊流失大量读者，阻碍了期刊的发展[1-2]。

（二）新媒体为科技期刊带来的机遇

新媒体在冲击传统科技期刊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增添新机遇和希望。尽管新媒体占据了传统期刊许多市场份额，但与先进的新媒体设备相比，传统纸质刊物不需电源支持，且不易被损坏，纸质刊物使阅读爱好者有着某种特有的抚摸感觉，满足了许多阅读爱好者的阅读习惯。科技期刊因仍有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体，所以新媒体暂时无法完全取代纸质科技期刊。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科技期刊应积极与新媒体合作发展，增添传播手段，增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改善经营理念，拓展品牌业务。当前，我国有部分科技期刊透过与国际著名的大型出版集团合作，推广网络期刊业务，获取了显著的成效。

二、新媒体背景下的科技期刊发展策略

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来临之际，传统纸媒面临巨大危机与挑战。学术期刊要维持生存，并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必须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微信公众号具有内容投放精准、传递方式快捷、功能丰富、成本低廉、分享无限制、影响广泛等优势，近年来发展迅猛。据统计，2017年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已达8.89亿。根据企鹅智酷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对超过4万名微信用户的调查结果发现：超过90%的微信用户每天都会使用微信；在每天都会使用的微信功能调查中，朋友圈、收发消息和公众号排名前3。因此，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实现学术期刊的移动出版，是推动期刊发展、提升影响力的一种有效手段。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术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投入精力并成功运营的较少，甚至存在休眠和半休眠状态的“僵尸号”；而且，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内容传播的学术期刊中，也普遍存在推送内容照搬纸刊，缺乏二次加工而导致的重点不突出、阅读体验感较差等问题，难以满足手机用户碎片化的阅读需求。针对该问题，本文调查了学术期刊微信推送消息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推送内容的选择及加工技巧。

1学术期刊微信推送内容的选择

利用微信的公众号检索功能，对21种物理类核心期刊和11种力学类核心期刊进行刊名检索，得到18个结果，其中4个账号主体为个人，且没有推送任何内容；得到官方认证的公众号中，除个别推送内容较丰富以外，其他均以推送期刊论文为主。利用微信进行期刊文章的传播，具有快速、便捷、易分享的优点。但学术论文具有信息密度大、逻辑结构完整、逻辑体系严密的特征，阅读时需要读者注意力较为集中，并进行深入思考，而在移动终端上进行的通常是具有碎片化特征的“浅阅读”，读者在手机上阅读一整篇科技论文的意愿不够强烈。因此，采用图文摘要＋原文链接的推送方式，将内容精华、亮点传达给读者效果会比较好。

2学术期刊微信推送图文摘要的选择

图文摘要应在有限篇幅内将文章内容忠实地传达给读者，同时兼顾阅读体验。既要让读者感到“读之有物”，又不能过分冗长导致读者失去兴趣。

2.1文字

图文摘要的文字部分主要包含作者及单位、摘要、关键词、DOI及推荐引用格式等。摘要应全面准确地概括论文的重要内容，“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结论）齐备；此外，编辑还可以从正文中提取重要数据、现象、讨论内容等，整合后加入摘要中；对于精品文章，可由编辑或编委写推荐语。

摘要:网络舆情是新时期高校提升管理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回顾了近年来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活动的开展情况，归纳总结了国内外代表性观点，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等方面阐述了下一阶段的突破方向和改进目标。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趋势分析

互联网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舆情近年来已成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学者的关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人员主要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时间维度、学者角度、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立项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国家层面的研究导向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使用“网络舆情”关键词检索到的2008—2019年立项课题达89项。网络舆情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我国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便捷的网络访问使自媒体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被蓬勃发展的自媒体削弱，每个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和互动，此起彼伏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视和全民关注。第二个高峰时段是2017年至今。党的报告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随后研究人员围绕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再次聚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从项目类别来看:网络舆情研究一般项目占51%，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分别占7%和4%，体现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特点;青年项目占28%，说明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更加关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使用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检索到2007—2019年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09篇、学术期刊论文2531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此外，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表现为已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观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技术创新与媒体生态变化，三年来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前行至深水区。学术期刊为了破解传统传播渠道的“中断”或“失灵”问题，几乎全部把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并尝试运作“两微一端”，希望由此搭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高速列车，实现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聚合型的数据库由最初的合作伙伴，摇身一变成了竞争对手，导致孤立的纸本期刊学术传播中心的地位日趋旁落。大型期刊数据库不仅垄断了学术期刊的在线传输渠道，更为致命的是引领读者“去纸质化”的阅读方式和数据库下载论文获取信息的方式。可以说，学术期刊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旧的瓶颈尚未突破，新的问题又开始缠绕，距深度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

媒体融合不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简单拼接，而是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平台融合、内容融合、经营融合、管理融合等全方位的调整，新技术的采用、传播渠道的改进、内容生产方式的创新、传媒组织形态的升级、传媒产业链条的重构、管理体制与政策的改革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技术融合是整个媒体融合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它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传统学术期刊的人才储备与技术支持无法满足媒体融合建设的需求。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学会为主，由“体制内”任命的部分期刊领军人物，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很好的学术理念，却缺乏驾驭新媒体业务的技术素养，没有树立拓展新媒体业务的基本目标，更没有规划新媒体业务的长远战略。目前很多学术期刊已通过集成的采编系统实现了审稿、编稿、发稿过程数字化，以及这一流程与PC端和互联网的融合，但这一流程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却进展迟缓。其关键在于，缺乏新型的复合型编辑人才。老编辑对新融合、专业技能（信息检索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多媒介转换能力等）的缺乏了解和掌握影响了他们对学术新媒体的热情和探索精神，影响了互联网思维在学术期刊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更制约了行业借助融合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

2．媒体融合主导权缺位

我国现有传统媒体管理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为核心的规制政策。在这种体制下，传统学术期刊一直保持主流学术传媒地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其一，拥有公开出版的刊号，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不存在‘无米之炊’的生存威胁；其二，牢牢把控着学术信息源（专业边界）和作者资源（学术水准），目前还没有任何学术新媒体能够与其分庭抗礼，对其构成挑战；其三，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机制之下，只有具有正式刊号的期刊才能得到行政权力部门与专业评价机构的承认，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5］然而，恰恰是这类媒体，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深陷“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困惑之中，无法承担起媒体融合的主动权。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服务数字出版平台，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没有公共技术平台的强力支撑，盲目“嫁接”或重复探索；二是学术期刊的市场主体地位模糊，身份尚为事业单位或改制后只是换块牌子的“翻盘企业”、改制后依然没有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必然遭遇体制障碍与规制约束；三是学术期刊分散弱小、技术落后、经济实力不强，作为媒体融合中的被动者，它们根本没有实力与能力去主导媒体融合。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是否具有媒体融合的主导权？答案也是否定的。从技术、平台与资本实力来看，它们有舍我其谁的优势。然而，在深入思考探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时，我们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首先，民营力量主导媒体融合，势必与党和政府强调的媒体的政治属性、舆论导向冲突，很难满足“可控可管”的传播要求；其次，中国知网、万方等大型期刊数据库虽然在数字传播方面几乎取代了纸本传播，但其在学术信息源、专业编辑权威性、学术共同体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因而无法替代学术期刊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再次，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公司并没有获得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还不具备与学术期刊刊号相当的学术传媒地位。目前流行的微信公众号与论文在线网站，不过是学术期刊的附庸或补充，暂时不足以动摇学术期刊的主流地位。

3．政策与规制缺陷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给政府的媒体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多头管理、权责不一。在互联网的监管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是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文化部门对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全国网络出版服务的审批和监督。这种管理体制职能交叉、条块分割，致使在监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政府管理越位或政府管理缺位两种现象。比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是把互联网和手机作为信息产业来定位的。但互联网和手机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媒体属性。单纯由产业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行业管理和舆论监管的脱节。特别是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实行严格的内容监管，而电信部门只管传输不管内容，结果因传输平台的不同，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规制差异。二是法律“跟不上、管不住”。近些年，虽然我国在新媒体管理方面已出台数部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效力较低，“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听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依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16］。在学术传播领域，“双重管理体制”使传统媒体在发展新兴媒体业务时，远不如商业新兴媒体那样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经常是稍有创新、稍越雷池，就可能被“约谈”、批评。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之下，尽管互联网与新媒体具有快捷、方便、及时、聚合等优势，但所在企业仍然拿不到体制所承认的正式刊号，那些仅在网络平台或新媒体上发表的论文统统被排除在体制认可的评价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体制壁垒与规制政策滞后性的体现。

作者：张浈 张明伟 周荣庭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网络科学传播模式是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传播一般规律的抽象和总结，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公共事务等，传播渠道主要是互联网。对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很难选择“科学共同体专业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子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等概念，类似说法比较冗长，难以理解。考虑到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之所以没有选择科学同行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学同行容易被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学科同行的确定，一般依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

一、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简析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摘要：针对当前全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自然灾害多发的态势，通过高校应急管理方案的制订进行研究，加大对应急管理方案的设计建设力度。进一步提高高校图书馆在遭遇安全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在对当前的日本高校图书馆的危机管理研究进行了分析，通过总结后，提出四项关键的应急管理方案子预案，以促进高校图书馆未来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应急服务

一、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高等学校收集、整理、保管、传播和利用文献资料的场所，也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等活动提供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机构。在当前的数字信息时代，能否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文献信息服务”已经成为了衡量一所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而决定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准的一个重要因素则取决于该馆是否拥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方案。本文将对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设计及所涉及的关键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当前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研究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完善的高校图书馆管理方案既包括图书馆的日常管理方案，也包括在灾害、紧急状态、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管理方案。特别是在经历了病毒疫情的图书馆界，对于建立怎样的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加大研究力度。制定符合高校图书馆自身特点的应急管理方案，当图书馆在遭遇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及各类紧急事件时，能立即实施应急管理方案，是非常时期高校图书馆能够为公众及读者提供图书馆应急服务的重要前提，此举也进一步凸显高校图书馆通过对知识信息的服务和对文化的引领，帮助读者有效应对灾害，促进社会和谐与进行的社会职能。针对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的研究现状，笔者于近日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库进行了有关主题的文献检索。具体步骤为：先将“文献分类目录”做“清除”操作，接着选择其“信息科学”一级栏目，接着在“信息科学”一级栏目下勾选二级栏目“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随后在其检索引擎的“主题”栏中输入“应急管理”，“并”包含“高校图书馆”，并把年限设置为“1949年”至“2020年”，执行检索后共获得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9篇，在结果页面上方的“分组浏览”中选择“应急管理预案”主题词，检索获得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献2篇，此2篇论文分别发表于2012年和2017年；接着在不改变文献分类目录的前提下，将“应急管理”更改为“应急服务”为主题“并”包含“高校图书馆”，年限仍为“1949年”至“2020年”，执行检索后共获得符合条件的论文文献10篇，其“分组浏览”主题词显示近8种分主题，仅“应急服务平台”为分主题的论文就有4篇，10篇论文文献的发表年度为：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2年1篇，2020年7篇。通过两次检索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自病毒疫情发生之后，图书馆理论界对于“非常规状态下高校图书馆应急服务”的研究十分重视，所检索获得的10篇相关理论文献在2020年便发表了7篇；但以“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仅2篇，2020年年初至今未发一篇。

三、日本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方案的设计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