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中日软实力比较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中日文化比较
文化通过自身的吸引和感召作用获得域外人民的认可与向往,在潜移默化之中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从而推动形成较为一致的价值共识和战略判断。同时,文化可以超国界传播,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发源这种文化的国家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可以说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在文化资源方面,中国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软实力,尤其是其引人入胜的文化古迹、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和影响广远的文化精神对世界各国颇有吸引力。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则集中体现在其发达的现代文化上,无论是绚丽多姿的流行艺术(动漫、音乐、电影等),还是卓越的现代企业和产品品牌,都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拥趸,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塑造功不可没,这方面是现阶段中国文化所欠缺和望尘莫及的。在文化实力方面,以两国文化产业作为主要参考,中国与日本仍存在较大差距。日本有效整合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培育了强大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虽然是文化资源大国,但文化资源到目前却未能有效转化为文化实力。中国文化产业存在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居民消费层次低、产业价值网络未形成、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低、政策法律不到位、高层次文化产业发展不足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而言,中日两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水平是相近的,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地区乃至世界范围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两国文化软实力的来源却不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几乎全源自其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而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则以其发达的现代流行文化为基础;中国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落后于日本,文化产业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文化实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中日发展模式比较
发展模式,是指“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5 ]。基于深邃的战略设计、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先进的指导理念之上的发展模式,将会推动一国经济社会实现持续进步和长远发展,引发其他国家的关注和向往,从而形成强大的软实力。发展模式的软实力意义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对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国际制度、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资源的生长产生注入作用。中日两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分别立足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发展经验,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各自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国发展实际、极大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强烈国际反响,成为中日两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从发展模式的特征来看,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坚持经济发展主义,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长期繁荣,使中日两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强调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但中国模式下政府主导色彩更为浓重,发展成效更为显著,消极后果也更多;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具有开放性特征,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市场紧密相连,都积极参与并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相比之下,中国模式比日本模式的内涵更为丰富,日本模式的经济属性十分明显,是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而中国模式则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发展、改革、稳定等多个领域和层面。从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来看,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都对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冲击。得益于日本模式的成功,日本迅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重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日本推行的“雁阵模式”有力带动了区域现代化进程, 助推了战后东亚各国群体性崛起,引发地区秩序的调整和变迁。中国模式30多年的实践,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中国回归到国际核心舞台,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格局都因此受到强烈震荡。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模式的国际影响和软实力已经大大减小,而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和软实力效应则伴随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而持续发酵。总体来说,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但与日本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所具有的自主式现代化道路、更为丰富的发展内涵、更为成功的经济增长效应,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可,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国际影响,中国模式因此比日本模式具有更强大的软实力。
三、中日政治价值观比较
政治价值观是一国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对于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公认的一些基本和普遍价值的追求与维护,既包括该国政治系统运转程序的价值标准,也包括政治系统运作目标的价值追求。先进的政治价值观致力于体现并维护人类基本伦理和普遍价值,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对内可以凝聚共识、提高政权合法性、推动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外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和政治共识,从而降低外交政策成本、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形成政治软实力。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价值观在内涵上有广度之差,在实践上有程度之别,在国际影响上有高下之分。日本的政治 现代化 道路最 终选 择了“全 盘西化”的方式,因而其政治价值观 也全部承袭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基于自身悠久传统、社会制度和复杂国情,经过实践探索形成了“共富、发展、稳定、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价值观,同时也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人类基本价值,因而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政治价值观内涵丰富并不意味着软实力强大。日本具有扎实的民主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在普世价值的推行和维护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享有国际声誉,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受到广泛认同和赞扬,产生了巨大的软实力效应。中国维护和实践政治价值观的程度却不如日本,践踏民主法治、迫害自由人权的现象时有出现,“共富、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观的推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甚至南辕北辙,引发了贫富分化、发展失衡、社会动荡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因而中国的国内政治常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使得中国软实力受损严重。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有比日本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是在维护和实践层面中国却远不及日本,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批评指责,这与日本在此方面所受到的广泛认同和赞扬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前中国在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软实力与日本相比确实存在差距,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大软肋。
四、中日国际制度比较#p#分页标题#e#
根据罗 伯特•基 欧汉的界 定,国际 制度 是指“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和相互关联(正式和非正式的)的规则”。从构成要素上看,国际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则具有明显的权力属性,是一种典型的软实力资源,对于一个国家表达和贯彻本国政治理念与主张、设置国际议程、政治动员与结盟、塑造本国声誉都意义非凡,是提高国际影响力、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资产。[6 ]从国际制度的参与来看,中国和日本对国际制度的参与都经历了“挑战者”、“参与者”、“维护者”的身份转换,国际制度参与的目标都从最初低层次的“获得国际认可”提升到后来更高层次的“实行国家战略”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和日本如今都是国际制度积极而建设性的参与者,是维系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的重要力量。中日两国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援助、国际维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核裁军与核军控、国际与地区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相比之下,日本参与国际制度时间更长、程度更深、经验也更为丰富,在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时间相对较晚,过程也颇为坎坷,但是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走强、世界大国地位的日益明晰,中国在国际制度参与的诸多领域尽显后来者居上的态势。从国际制度的构建来看,限于历史、实力、意愿、经验等原因,中国和日本都未能在全球性国际制度的构建方面有效发挥作用,因而产生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支配力是极其有限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巨大力量相形见绌。但是在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构建方面,中国和日本却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参与并占据核心作用的“朝核六方会谈”是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国与俄罗斯携手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促进联合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倡议并大力推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全面建成;中国首倡、日韩积极响应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已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对于加速东亚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创想,并在亚洲开 发银行成 立过程 中发 挥了领 导作用。[7]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积极构建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各种区域组织和论坛并争取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地区制度战略是以推动“东亚共同体”为中心进行开展,先后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小泉构想”(2002年)和“鸠山构想”(2009年)[8 ],谋求在东亚一体化进程掌握主导权。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水平与日本尚有差距,尤其在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战略的能力上仍有待提高;中国的国际制度构建水平与日本旗鼓相当,在全球性国际制度构建方面成果有限,在地区性国际制度构建方面兴趣浓厚、竞争激烈。总体而言,当前在国际制度方面的软实力,中日两国互有长短,任何一方均无明显优势。然而从长远看,鉴于政治大国能力的缺失、外交自主性的不足以及国家实力的相对式微,日本难以在国际制度参与和构建方面有大的作为;而凭借不可逆转的崛起态势、巨大的地缘及全球影响力、国际制度参与能力和意愿的不断增强,中国必将成为未来国际秩序调整和国际制度重塑的核心力量,届时中国将获得更为强大的国际制度软实力。
五、中日国家形象比较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和政治声誉在国际社会的集中展示,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道义的软实力。作为一种国格魅力,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够产生一种硬实力难以获得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影响和改变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来获取对方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推动该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深度和广度,有助于获得国家发展所需的各种战略资源和良好的外部环境。[9]本文选取英国广播公司(BBC)国家影响力调查报告和安赫尔特国家品牌指数(Anhold-GfKRoperNationBrandsIndex)调查报告中有关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内容对两国的国家形象进行比较。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006 - 2012年间的7次调查,在所有被调查的17个国家(包括欧盟)中,7年间中国在积极影响方面最好名次是2012年第5名,最差排名是2011年第9名;而日本在积极影响力方面则一直名列前茅,并于2007年、2008年、2012年三度摘得世界最具积极影响力国家桂冠(2008年与德国 并列),最低 排名 是2009年第4名。2006 -2012年间,中国在国际社会积极影响率主要分布在40% -50% ,消极影响率主要分布在30% - 40% ,而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积极影响率主要集中在53%-58% ,消极影响率主要分布在18% - 21% ,中日两国的国家形象高下立判。安赫尔特国家品牌指数2005 - 2010年6年间的9份报告①则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35 - 50个国家中,中国的国家品牌指数排名介于19 -28之间,尤其集中在22 - 24之间(6 /9);日本的排名则较为稳定,全部位于5 - 9名之间。中日两国横向比较,9次排名中每次中国都与日本有较大差距,位次差距在11 (2006第3季度)和23(2008年)之间。以2010年安赫尔特国家品牌指数报告为例,日本以排名第5的成绩遥遥领先于排名第23的中国,而且中国在6大评价指 标(“出口产 品”、“治 理”、“文化”、“人民”、“旅游”、“移民与投资”)的排名上全面落后于日本。无论是英国广播公司还是安赫尔特国家品牌指数的调查,都表明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是欠佳的。中国几乎在影响国家形象的所有要件上都落后于日本,中国国家形象软实力与日本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是不相匹配的,甚至是严重脱节的。
六、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建议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在发展模式方面的软实力比日本有明显优势,在文化和国际制度方面的软实力与日本则互有长短、难分伯仲,而在政治价值观和国家形象的软实力方面却与日本有较大差距。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虽成绩斐然,但当前整体水平仍弱于日本。中国的现代文化发展滞后、发展模式有待完善、政治价值观践行不当、国际制度参与乏力、国家形象亟需改善,凡此种种都成为掣肘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羁绊,中国软实力建设前景值得期待却任重而道远。放眼未来,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理想,要想在中日关系交涉中充分掌握主动权,必须珍视软实力的战略价值,坚定不移、多措并举地发展软实力。鉴于以上分析和考虑,本文对未来提升中国软实力作如下建议:#p#分页标题#e#
1.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时段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中国崛起的根本所在,是中国软实力尤其是其文化、思想、发展模式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10 ],是近数十年来中国软实力迅速膨胀的源动力。没有强大经济实力作支撑,软实力之于中国犹如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未来中国经济应尽力保持快速发展态势,继续彰显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从而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经济基础;为参与和构建地区及全球性国际制度提供实力保障;为扩大对外援助、推动全球治理及改善国家形象提供现实可能。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应注重发展质量,在发展中逐渐破除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贫富严重分化、创新滞后、产品质量低下等缺陷与不足,实现可持续、高品质的发展,从而为中国软实力在国内的培育和在国外的投射创造可能。
2.改善国内治理。中国在市场经济、贫富分化、政治腐败、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国内治理问题上的欠佳表现一直备受国际社会抨击,成为制约中国软实力提高的重要原因。未来中国政府应把改善国内治理上升到战略和全局层面,通过深化国内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等系统性手段使这一愿景得以实现。要下决心破除阻碍进一步经济改革的制度性障碍,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要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支持民营经济繁荣发展,为企业投资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要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地区及城乡经济差距,遏制贫富分化继续扩大的势头;要果断推进政治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民主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推广和普及;要继续采取高压态势打击政治腐败,加强制度化防腐建设;要加快推进法制化进程,建设法治国家、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要继续改善人权状况,维系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对话机制。
3.提高文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现阶段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来自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滞后且发展空间巨大。今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若想取得突破,必须在提高文化现代化水平上做好文章。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应追求有所作为、有所超越,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现代化道路,而其中精要则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衍变。除了积极推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国还应该努力提高文化产业化水平,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与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要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进一步完善文化战略设计,使之更具全局性、长远性和可操作性;要充分珍惜和利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好机遇期,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落到实处,积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4.深度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制度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实现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是战后国际制度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应坚持积极参与和维护当前主要国际制度的态度决不动摇;当前国际制度仍存在问题、有待改进,中国应当仁不让、不失时机地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完善,使国际制度更具公正性和合理性;中国应增强参与国际制度的能力,在制度创立和议程设置方面发挥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应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合理承担国际义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尤其在地区国际制度层面,中国应充分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辐射作用,使之持续转化为参与国际制度的权力资源,在地区重要政治经济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争取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5.增强对外传播能力。中国在软实力资源方面较为丰富,但在软实力资源的转化和投射方面却不够充分,而软实力资源的转化和投射与对外传播能力的强弱有直接关系。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的不足直接使中国的观点和价值理念不能得到有效传达,中国的真实情况不能被完整呈现于国际社会,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隔阂和抵触加深,中国的国家形象被丑化、异化。未来中国必须着力增强对外传播能力。要加强海外传播力量,加大对涉外传播媒体的支持力度,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对外传播网络;要了解和尊重国际传播规律,主动、巧妙地设置国际传播议题,采用“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报道方式;[11]要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传媒品牌,使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出中国声音,牢牢把握舆论引导力,争取国际话语权。
本文作者：陈万里 单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