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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同的研究课题和实践方向，并形成不同的理论成果，这是由时代背景和时代主题及其转换所决定的。在中国处于半殖地半封建社会、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斗争，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就是“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也随之相应地实现了转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党”，“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课题逐渐展开。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回答这些课题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特征的体现。 在探讨“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国内和全球性问题的困扰，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发展能否实现可持续，是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而全新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丰富的理论体系，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内含丰富而具体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已进行了充分论述和展开，有的则被后继者深入挖掘，而有的则还蕴藏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由于某种原因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在目前看来便是有待充分挖掘和逻辑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便会发现其中生态文明观之深刻意蕴、生态文明之宏阔视野以及生态文明之鲜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也包括生态文明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一课题的提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国内外现代化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应对和摆脱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态视角和生态精神，也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风格。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两个层面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有必要把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的观点，“我们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属于政治领域或政治学的范畴”［1］。“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特点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相比，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属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的中国化，其成果有较大的稳定性。作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主要考虑的是管用不管用，能否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无需更多考虑学科的体系、结构和内容……而作为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必须考虑学科的体系、结构和内容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的问题”［1］，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亦存在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之分，事实上，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身内容来看，也的确内含着两个既相互关联、相互一致又有所区别的目标任务。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取得的一切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一切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两方面内容。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亦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需要从着眼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政治层面和着眼于理论建构的学术层面双重推进。 在时代的中国，由于生态问题尚未突显，环保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基本上处于不自觉状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渐开始了生态意识的觉醒和生态行动，敲响了生态问题的警钟，并着重从政策和法律等实践层面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时代特点，把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到关系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关系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高度来认识，并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生态环境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空前的地位，特别是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些无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而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资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一时代课题进一步得以明确，标志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内容在内的当代中国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形成。#p#分页标题#e#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进程的简单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首先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展开的，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实践永远是认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提出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亦取得了以“生态文明”目标的提出为主要标志的初步成果，对此，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评价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生态文明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虽然宣布一个目标和实际地采取措施去推动它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种宣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3］7的确，这一宣布一方面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在勇敢地担当起全球性的生态责任，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执政实践出发，在政治层面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这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政府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在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也不乏真知灼见，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最具学术影响的。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而出现的，虽然理论的提出和建构也是关照了某些实践的，但总的来说，它不是或并没有成为改变现实世界的现实运动和力量，因而在实践中往往是不成功的。就此而言，其理论尽管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制度支撑，因而也就而难以摆脱其乌托邦的色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首先是个实践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应该是政治实践和学术理论两个层面的双重推进，因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需要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加强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学术层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具体来说，学术界不断全面深入地挖掘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研究，积极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文明理论作出的基础性贡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逐渐成为一种显性的理论。学术界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概念，提出了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和重要特征的新命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并为政府决策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相对于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学术层面的成果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像对政治层面中国化那样较高的评价，也未产生重大国际学术影响，学术层面中国化相对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挖掘尚不够深入，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上解读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这方面的工作仍缺乏细致性和系统性。其二，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阐发和建构中，往往侧重强调坚持的一面，而在发展和创新上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经验证明，离开坚持的发展，其后果往往是离开马克思主义，而离开发展的坚持，其结果则往往是导致教条主义。其三，在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方面，学术界普遍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和谐思想的契合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具体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析取和转化的工作还需要一定的功夫，在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具有中国特色方面仍有广泛的努力空间。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具体路径 鉴于目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进展现状，从推进其进程的角度，笔者有以下思考。 (一)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着眼于实践过程中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解决，其成果形态属于政策理论;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侧重于学科理论的建构，其成果形态属于学术理论，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在现实中二者往往是相互渗透而且相互促进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政治层面成果的取得，恰恰得益于学术层面的研究，如“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把生态文明确定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明要素，这些都首先是学术界的贡献。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指出:“有人将生态环境建设仅仅视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不够的。当然，提高生态意识可以说是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但作为生态建设，它有自己独立的内容。最近有的同志提出，现代文明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4］179此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我们才逐渐看到“生态文明”的概念，以至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明确的目标提出来。而问题是，学术层面的成果转化到政治层面，为政府所采纳，这似乎实现了学者们的终极追求，这一方面容易助长研究终结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容易被有些人视为权威范式，束缚研究者的思维，成为学术层面中国化的一个动力阻碍机制。这也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学术层面的研究成果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一方面要防止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学者们要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一味地逢迎上意、注解政策。另一方面，学术界要把政治层面中国化的导向和成果作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加强学术理论的创新，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更加新鲜丰厚的理论支撑，而不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比较淡化政治色彩，主要从学术角度切入研究，这样虽然容易脱离实践，但有利于学术探讨和进步，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借鉴。 (二)加强从总体上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解读，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 #p#分页标题#e# 由于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生活资料不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在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特别强调“财富的极大丰富”，认为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同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还没有达到危害人类继续生存的程度，因此，把生态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系统的、包含社会属性在内的科学来设计和研究，并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主要任务，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没有形成像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样系统专门的生态学理论。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是空白，没有发言权，甚至认为马克思是生产力主义者、“生态原罪者”。以福斯特、伯克特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艰苦的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使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终于得以浮出水面，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遮蔽，建立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同时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实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初步回归。可见，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而在中国，由于生态危机的突显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亦起步较晚。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的特点，决定了全面系统挖掘其生态思想，建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最基础性的工作。这就需要学者们自觉站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既要从多学科的视角，又要从整体维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问题，特别是要加大从整体上研究的力度。对此，有国外学者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敏锐洞察某些实在的因果过程方面，马克思显然是一个科学先知。实际上他的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的形式描绘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称之为哲学)这种严格的二分法最终在如下情形下会显示出不足:自然正在逐渐为人类所影响。马克思认为，最终会出现一种专门的科学描述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5］这一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生态学世界观和社会思想不可分离紧密相连的宏阔视野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122。这种宏阔的视野理应成为我们的研究视野。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曾经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7］707。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异域，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寻找到一种能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包括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所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许多生态思想的智慧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如道家主张的生命应符合自然状态、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极其契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这一点特别为一些国外学者所看好，他们认为就文化传统及其所塑造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来看，在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要大于西方，因此，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成为超越现代化引领世界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精神和道德领袖［3］213。我们要把这种文化优势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强大动力推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用中国哲学文化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表达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闪耀着生态智慧的光辉，而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觉自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等都可以被视为现代生态意识的中国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进程中，非常有必要将这些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理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高度，以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特色。为此，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话，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