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农村道德生态发展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道德的变迁与人类社会始终息息相关──社会变迁推动着道德的演变，反过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每时每刻都要受到道德的制约，无论是人们自觉地追求道德进步还是被动地遵守道德律令，道德在人心和社会肌理中普遍存活着，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人文力。从这种视角看，道德显现出一种植物性，有根须，有枝叶，像植被似的养护着社会生活的土壤，自然而然地形成道德生态。西北农村文化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又具有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道德呈现出多边性与丰富性。因此，本文在研究中不仅注重研究西北农村地区道德问题自身及其有形外观，更注重它们所依赖的结构性环境，以期对西北农村地区道德生态的内涵达到真切的理解。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农村地区道德生态的变化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农村地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的生产与生活积极性得到很大的提升，在劳动和财富创造中寻求着自足与幸福，人际关系、道德风气好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不断更新，科学、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开始进入农村社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人际关系开始在农村构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西北农村地区道德发展的主流。
变化之一：从重义轻利走向义利并重
义与利的关系是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任何道德体系对这个问题无法予以回避，必须做出相应的回答及充分诠释。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体系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答，而这往往体现着道德流变的具体历程。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家大多主张“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孟子主张“去利怀义”，并在生与义发生矛盾时，“舍生而取义者也”。③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朱熹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⑤中国传统伦理将道德与物质利益要求对立起来，把“义”高悬于“利”之上。尤其是宋明理学，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要求人们放弃对“利”的向往而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⑥，从而在社会个体的道德意识中形成逐利为恶、弃利为善的观念和意识。在许多老辈农村人心里，多多少少都存在“抑商”情绪，羞于言利。长期以来，西北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基本上是在集市、商店（供销社的代销点）和货郎手中。集市在时期被取缔了，上世纪70年代末才悄然萌动。摇拨郎鼓、挑着担子的货郎是经常在乡间游走的身影，农村人既可现金交易，也可以用皮张、毛发、山药材、粮食等与他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他们所持的观点就是公道和两厢情愿。由于农村人对货郎这样的外来人保持着警惕，一般人家不会让他留宿。既使有姑娘看中了才貌都好的年轻货郎，家里人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认为货郎四处游走，职业不稳定，重利而轻亲情。在他们眼里，善取利者必然薄情寡义。
按照马斯洛“层次需要论”的学说，“生存的需要”是人的第一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世俗意义的道德观。人们的求利之心与生俱来，只要是正当的，那么就不能被遮蔽或者遏制。可以肯定地说，当小农经济被商品经济所取代，传统道德领域中的“重义轻利”也就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市场经济具有求利性，它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求利性驱动了人的内在潜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与伦理价值观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就不能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更应当为人们以正当手段、正当途径获取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进行道德辩护，为经济发展注入道德动力。道德不必也不能服从于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每一次的获取都并不必须蕴含着道德价值。
当代社会，追求的是“义”与“利”的有机统一。历史事实和近些年来西北农村地区的发展逻辑一再证明了道德与物质利益本身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理所当然地带来道德进步，但为道德进步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在如今多元化的社会，正确的价值导向是鼓励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追求道德进步，并要求个体道德境界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而提升。与此同时，要自觉地对经济活动予以道德规范，以义获利，以利促义，义利并重。
变化之二：从道德律令的刻板走向道德法则的宽容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总是将道德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验证码，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由于道德要求设立过高，社会主体往往难以身体力行。在西北农村地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仅仅在读书人阶层流动，但“三纲五常”仍有一定的存量。在这里，最容易听到的词是“家法”、“家教”、“族规”，是农村道德惩办的根据。事实上，“宗族”正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赖以生根的重要土壤。一些传统道德观念至今还潜流在西北农村人的血液里，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在前，子不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等。那些上岁数的老辈人，还尊崇着原有的道德律令，规劝乡邻，教育子孙。他们内心深处抱守着“传宗接代”的俗约，对自己生命未来的延续就像他们一年四季面对的庄稼和树木一样，必须留下根，那样才能保证人生链条的完整与传递。
从本源上说，道德不是苛刻、刻板的，应当跨越图腾、巫术等阶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道德的进步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尺度，没有道德的制约与牵引，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跨越血缘家庭与氏族公社而向文明形态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必需的束缚，是一种社会的必要，但不应当成为一种人为的束缚⑦。早些年，有一首台湾校园歌曲在西北农村也很流行，年轻人嘴里总会哼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很无奈。……”这其实在叙说一个个农村人离乡背井，体验着一种城市游牧精神的复杂的心灵历险：陌生的生活路径，陌生的街市，陌生的文化氛围，陌生的人，陌生的社会交际，陌生的道德场域，初入城市的农村人，感觉到一种疏离、空落和无尽的乡愁。很快，城市人的许许多多又被这些进城又返乡的农村人带回家乡，变成时髦、新鲜的生活元素，影响并改变着农村社会生活。#p#分页标题#e#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信息化浪潮的拍打，外界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从各个方面渗入广大西北农村地区，传统道德的苛刻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被一点点消解，道德的苛刻所依托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生产方式的变更潜移默化而又是丝丝入扣地改变着农村人的观念意识，⑧当然也改变着农村人的道德观念。那些已落后于时代抱残守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尺，其社会影响力渐渐式微。以前的农村人，穿的衣服也是蓝、白、青三种颜色，还要一年四季在头上戴顶帽子，沉闷而单调。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行喇叭裤，男女都穿，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也跟着时尚起来，后来有人说“喇叭裤”是改革开放的象征，这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从穿喇叭裤开始，整个中国人的思想自由起来了。市场自由，才会带来自由的议论、自由的生活程式、自由的思想，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产生勃勃生机。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正、平等意识等新思想不断滋长并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个体的善恶意识也发生改变。就是在这种改变中，道德宽容成为当然的要求和现实可能。嘴叼香烟、留长发、烫发、带女朋友回家、打响指、买一束鲜花……这些行为逐渐被农村人接受，就像土地很宽厚地容纳着从远方飘来的蒲公英种子。市场行为主体利益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道德的任务不再要求社会主体为了道德而道德，而是把个体道德的完善作为至高无上的善，为社会主体权利的获取与维护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变化之三：道德价值取向从重整体本位走向集体与个体的统一
总体来看，传统的伦理思想是以高扬整体主义、神性、理性为出发点的，因此在价值取向上，突出整体主义本位，轻视个体的需要与满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氛围中，庞大的政权组织以绝对的权威将触角伸向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自然经济状态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与其制衡的情况下，定然会造成对个体的无情挤压而使之处于卑微状态。在整体利益面前，个体的利益要求显得异常渺小与微不足道，全社会伪化为一种以为个人谋利为耻的社会心理，影响、制约着社会主体的善恶观念与道德行为⑨。这种道德规范千百年来一直留在西北农村地区的人们的历史记忆里，比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顾大家而忘小家等等。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人们心里要时刻惦记的是皇上、国家、祖宗，唯独没有自己。吃饱、穿暖、住好，这是大多数农村人的人生理想。许多人成家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恋爱的经历，缺少恋爱的机缘，嫁汉是为了穿衣吃饭，娶妻是为了生孩子、传宗接代。农村人对人的评判也是比较单一的：善与恶，忠与奸。在秦腔、陇剧这些地方戏里，忠臣、奸臣，好人、坏人，从脸谱上就能显现出来，比如：红脸的黄飞虎、关羽，白脸的魏忠贤、董卓、曹操……。农村人的道德评价往往黑白分明，简朴、直接，缺少过度带。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道德的反思，西北农村地区伦理道德思想的价值取向也逐渐由重整体本为走向集体和个体的统一。农村改革使得以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同时并存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并存，农民走出了“以粮为生”的传统劳作程式，在不断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积极调整生产结构，寻找机会从事农业以外的二、三产业。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般宽松，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农闲时节，他们可以去砖瓦厂、煤矿、建筑工地、乡镇企业去打工，挣些外快，以补贴家用，有些人甚至出县、出省去务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甘肃作家邵振国的小说《麦客》写的正是这方面的故事，拍成电影后风靡全国。显然，农村人不再是原来单纯的种地者身份，而是通过社会打开的渠道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新角色，生活也日益丰富起来。
个性是共性的重要元素，没有突出、精彩、多元的个性，就没有丰富、厚重的共性。经过30多年的社会变革，社会组织或集体与农民个体关系呈现出契约化的倾向，个体不必终身依附于一个集体，集体与个体之间出现双向选择。所有这些都对社会个体善恶观念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西北农村地区道德的流变也深受影响。反映在道德流变的轨迹中，就是将集体利益的维护与个体利益的尊重在价值观层面上予以统一。
变化之四：道德追求从内敛型走向积极进取型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呈现出明显的内敛型特征。它主张“修己”、“克己”，要求经常“三省吾身”，推崇温、良、恭、俭、让，重视团结、和睦的人际关系效应，推崇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个人私德，要求人们成为文质彬彬的追求道德的内在超越的“君子”或“好人”。⑩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个体的道德内省与践履，漠视对外部世界的探求，人们的道德视野趋于狭窄、短促、保守，对道德的追求呈现出封闭性的内敛特征。西北农村地区是传统的以家庭为细胞的小农经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生存的压力使他们除了对小块土地的精耕细作之外往往无法去思索与追求更广阔的出外世界，这是西北农村地区内敛型道德产生的经济基础。国人都熟知这么一个故事，说有记者问一个在山坡上放羊的孩子：“你怎么没上学，放羊哩？”“没钱。”“你放羊干啥？”“下羊羔，挣钱。”“挣了钱干啥？”“盖房子，娶媳妇。”“要媳妇干啥？”“生孩子。”“生孩子干啥？”“放羊。”这里虽然有戏谑的成份，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于西北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存环境局促，人们的观念难免传统、保守而又单一。
一个人要发展，一个地方要发展，抱守穷庐、原地转圈没有出路，必须勇敢地走出去，积极面对外面的世界，从挑战中寻求机遇。按这里的俗话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商品流通像血液一样深入社会生活的肌体，商品交换更加频繁，社会工作越来越丰富，社会分工日益扩大与精细，农村人不可能再被限定、隔离为封闭的个体，而是在经济与社会交往活动中彼此发生深入联系，又彼此影响着。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与加深，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相互叠加，又被利益的链条串联在一起。这一切，必然促进农村人思想的松绑与释怀，道德视野便渐次打开，也势必引发对原有的道德价值重新进行衡量与批判。#p#分页标题#e#
近些年来，西北地区农村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选择了到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去务工，选择了去外地办企业、办工厂、承包工程等等。据调查，一些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有外出务工经历，有近八成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在把财富带回家乡的同时，也将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带回了家乡。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政治改革的徐徐推进，一些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开始在西北农村地区蔓延，“选举”、“选民”、“代表”、“权利”等等，这些词汇已被农村人耳熟。他们也通过电视或报纸关心着政治和国家大事，也议论美国、朝鲜或伊拉克，他们更关心谁被选为村干部，这些当选的村干部能为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西北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体道德观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内敛型向积极进取型嬗变。
二、西北农村地区道德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社会正处在深刻的转型时期，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仍相对滞后，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尚处于发展过程中，西北农村地区思想道德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与伦理的双向效应困扰着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建设
虽然，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构建是在不同的序列里，但都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道德建设要以物质为基础。离开物质谈道德，属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引导农民道德素质的良性发展决不能忽视农民的利益要求。如果农民不能增收，农村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集体主义就会在农村失去物质基础，先进的道德精神，也就会面临着失去农村阵地的危险。如果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遑论其他。正如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贫困调查报告指出的：贫困是一种痛苦。穷人要承受来自食物缺乏与机会而带来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由于随被迫做出某种取舍而带来的道义上的痛苦。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因素发生激烈变动时，社会主体对新的道德观念的汲取以及对原有道德观念的修正也必定处于剧烈的波动期，也势必导致道德呈现出变动状态。物的肯定与获取，本来就是人生价值最为重要的方面，如果个体的切身利益因为经济关系的变动受到损害时，个体对伴随着新的经济因素而产生的道德现象与道德意识往往会采取排斥的态度，赋予其非善甚至是恶的属性，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抗拒着道德的变更。另一方面，西北农村地区与中东部农村相比，经济处于落后状态，这势必造成心理上的落差，进而对社会道德文明中的一些积极因素采取排拒。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西北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与伦理的困惑日益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和运行机制对道德进步有双重影响，它在推动西北农村地区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下，也会诱发出某些消极的道德现象。
2．过度的逐利思潮侵蚀着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主体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在西北农村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原则，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也使部分农民的人生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等负面效应，导致一些农村人人生价值取向功利化、个体化和本位化。受市场经济影响，有的农民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有所滋长，他们一切向钱看，在经济利益的诱使下，乱砍滥伐、恣意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屡禁不止。有些农民集体观念淡漠，对政治漠不关心，对集体公益事业视同陌路，缺乏社会责任感，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村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响着农村社会的道德建设。
3．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教化空间正被分割
粗线条地划分，西北农村地区道德教化空间主要是家庭道德教化空间、宗教道德教化空间、祠堂道德教化空间、生活场域道德教化空间、娱乐道德教化空间等。家庭是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共有的道德教化空间，它恒常存在，无时无刻不在起着道德教化作用○11。“族规”“家法”，正是高悬的达摩之剑，时时在警醒每一个家庭成员。宗教的道德教化空间主要是庙宇和道场，这既有政府物质与精神资助，也有民间力量的支持，被农村社会普遍认同。这些处所，往往在世俗生活面前显得庄严、神秘，农村人群总会在这里寻求安慰、庇佑，躲避灾祸，他们烧香、请愿、忏悔。娱乐道德教化空间在西北农村主要是戏台。人们往往从这里较为轻松地获取道德感知。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农闲时节安排唱大戏或地方小曲。如甘肃武威一直传唱着“凉州贤孝”，具有很明显的道德教化意义。获取道德教化，主要是听和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媒的迅速发展，电视、网络进入千家万户，这些媒介把世界各地、各民族的道德精神、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带进了西北广大农村地区，产生了新的道德教化空间，原有的道德教化空间正被分割。分割使得原有的道德理念产生了碎片化，如何重构乡村道德新秩序，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课题。
4．农民阶层的分化导致西北农村地区道德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
3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转型，社会成员的角色、身份、地位的大幅度分化与重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调整、大重组。在这个社会裂变中，农民阶层的分化最显著、最引人注目。社会制度的变革总会引起人群的分层，也导致利益的分割与再分配。在西北农村地区，各行业、多样化的从业人员取代了清一色的种地人，社会角色开始转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往山外面的世界，在强烈的致富愿望、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比较利益的引导下，摆脱土地、身体与传统价值观的束缚，跨地区、跨行业甚至跨国界去寻找致富机会和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那隔绝了几十年的城乡壁垒被时代洪流冲开了，曾经铁板一块的二元结构社会松动了，传统的身份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迈出了可喜而又艰难的步伐，汹涌的民工潮、庞大的民工群体即是明证。
农村的人群流动、居住特点、工作种类，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农民的身份也有了极其复杂的特点，农民已经不再是原来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原本僵硬的户口制度也在改革，它不再严格地将农民固定在那片世代生活的土地上。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民在城市打工、结婚甚至定居，户籍上的农民过起了实际上的城市生活。原本是最稳定的、以地缘关系和居住生产形成的群体，现在却成了流动非常频繁和复杂的群体。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农民被土地的约束减弱，大部分的劳动力出外打工，离开了不能使他们致富甚至是生存的村庄。田地已经不能承载数量巨大的农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乡村人开始在异乡寻找自己的未来生存和发展路径。#p#分页标题#e#
多少年来，农民的概念和土地紧紧绑缚在一起，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完全不经营土地，无论是时间上、空间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和土地渐渐失去了联系，农民身份仅仅表示着拥有土地的一种资格。即便是一些农民不外出打工，他们仅把土地经营当作一种“副业”，往往主要经营商业，如贩卖牲畜、粮食、蔬菜、衣服等。有的在本地农村打工，他们组成了村镇的商业活动主体。还有一部分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但是他们有的在当地企业工作，有的从事商业活动。道德秩序的构建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和文化氛围，在实际现存的“二元化”结构的社会中，要进行的是“一元化”的公民道德建设。如何合理的解决这一矛盾，是西北农村地区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点。在道德建构中如何做到既要充分兼顾全体，更要注重实效，使道德建设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如何使西北农村地区道德建设既能贴近农民的现实生活，又能注重农民的道德内在需求，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寻求农村社会道德秩序的创造与超越
中国文化有着优良的道德传统，这个传统是中华民族一代代人对民族基本精神的创造与沿传。每一代人都从前辈那里继承既定的文化传统，又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进行改造、补充，并将之传给下一代。所以，传统是一种流变、一种革新、一种创造和超越，而并不意味着守旧。当代中国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肩负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对道德传统进行更新、创造和超越。现代人的任务既不是粗暴或幼稚地遗弃传统，也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创造和更新传统，从体悟、反思中与流变的社会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时展的脉搏，创设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思想体系，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新传统。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已经完成，前者历史地取代后者而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和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惕道德传统中优秀因子在当今时代的流失所引致的对整个社会道德生态的破坏，必须警惕潜藏的双重人格演绎出的社会意识与人生价值的分裂，必须警惕崇高理想与世俗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偏差，只有在清醒认识的牵引下，才能营造出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当代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社会价值体系，使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有机地凝聚在一起。
道德的流变既是客观现象又有主观原因，其中经济、宗教、阶层、主体需要等因素对道德流变的影响较大，必须站在“中观”立场，辩证地考量与推究，才能得出趋近于真理性的结论。这是一个日趋程式化的时代，城市化、网络化、制度化从时间和空间上把现代人的精神层面切分成格子状碎片，需要每个人保持清醒和警觉。我们既要承认契约的规范性、安全度、约束力，也要认识到它对于社会生活缺乏温暖感。人情更适宜在熟人社会流通，随着社会交往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应当看到人情的背面潜藏着保守、风险和利益磨损。虽然，在道德的封闭性与开放性问题上，落脚点应是开放性，但如何达致二者兼得，需要现实为人性再做证明。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西北农村地区处于落后与封闭性的状态，农村人对道德的接受也一直是被动态势，而外在的冲击与扰动从没有停息过，加之西北农村地区的道德传统是根植于封闭性封建小农经济的，这与西方的道德传统是根植于宗教和三四百年历史之久的开放性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必须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文明。
当今世上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单一文化环境的社会，同一社会里不同代际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出现越来越多“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即使是在西北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商品、信息等流动的加速，也变得日益多元化了，这也加速了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接近、交流、碰撞、冲突和融合。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心理不断成熟的过程，是以“我”为主的交流。历史已经证实，不同文化要得以长存，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否能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如果一个区域的人们以封闭求生存，只追求回复自身固有的模式，而无视如何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发展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有益资源，从而参与未来世界文化的建设，那就难免被所遗忘。1○2传统道德文化的复兴是当今与同样值得人们关注的社会文化实践。两种实践是共存的、互动的。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道德传统，保持良好的主位意识，守护、借鉴、整合各类积极道德因子，多体共融，形成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道德体系。
我们对西北农村地区道德传统时代价值的研判，放置于世界多元化文明的大格局下，重新体认了传统文化的原动力，并自觉反思和探寻其精神指向在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契合点，通过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再现与还原了一个涌动于底层民众之中的真实的道德生态图景和发展态势。道德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极其相似之处，都需要不遗余力地去养护、修缮，以及“润物细无声”的植入，这也正是本课题最原初、最朴素的想法。只有科学地把握农村社会复杂的道德现象，才能辩证地去认识道德的流变，充分解析道德意志的现实作用与实践意义。构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道德体系，只能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与发展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