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及其对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启示，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 要：人们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传统归因一般是：国家间实力发展不平衡、国家利益冲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等宏观因素，而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则从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这一微观分析层面入手，创立了国际关系中的错误知觉理论，为我们认识国际冲突和战争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首先论述了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然后运用其理论分析了国际社会爆发的冲突和战争，由此获得一些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启示。
关键词：国际关系；错误知觉；罗伯特•杰维斯；启示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即使二战结束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国际冲突和战争也从未间断过。例如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八十年代的两伊战争、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二十一世纪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当前的利比亚冲突等。为防止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人们始终在探究其原因。一般认为，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传统归因是：国家间实力发展不平衡、国家利益冲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等宏观因素。而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则独辟蹊径，从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这一微观分析层次入手，探究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并由此创立了国际关系的错误知觉理论，为我们认识国际冲突和战争原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
（一）产生背景
认知心理学是20 世纪50 年代兴起的心理学思潮和研究领域，是以人的认知或认知过程为对象的心理学。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杰维斯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微观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1968年，他的重要论文《关于错误知觉的假设》，引发了国际政治学界对微观层次研究的极大兴趣，也奠定了他作为认知学派国际政治理论领衔学者的地位。1976年其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问世，全面阐述了他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从此，微观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和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错误知觉的含义及其生成机制
（1）错误知觉的含义
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各部分和属性的整体反映，是对感觉信息的整合和解释。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 。因而面对同一刺激，不同的人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严格来讲，当决策者的主观感受和认识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就出现了错误知觉，但在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中，他对“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是以道德与否为价值尺度的，他所说的错误知觉仅指决策者的认知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并由此导致决策失误，引发本可以避免的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那些知觉。
（2）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
杰维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重点分析的国际关系中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认知相符。认知相符指人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在接收信息时会下意识地使其与自己的原有认识保持一致，当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时，则对其视而不见或进行曲解，以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相一致。国家决策者无视或曲解与自己原有认识不一致的信息，就不免做出不理智的决策。例如，美、英等国决策者对伊拉克国家的原有认识为：萨达姆统治下的独裁政权，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镇压本国平民，还曾两次入侵邻国。在他们眼里，这一政权不可能主动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会尽可能藏匿和秘密发展违禁武器。因而他们对伊拉克销毁境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视而不见，却对其秘密发展违禁武器的“证据”极感兴趣，最终促使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伊拉克长达八年的战乱，且美、英等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2.诱发定势。诱发定势是指在人脑中处于前沿位置的内容对其知觉的影响。因为重新调整人的大脑的关注焦点是不容易的，所以决策者在对新信息进行解读时，会或多或少以他们即时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接收到的信息。例如，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政府感觉到珍珠港可能会受到敌国的攻击，曾发电报给驻珍珠港的美军司令官肖特将军，让他时刻提防敌人的“敌意行为”。华盛顿所说的“敌意行为”是指外部敌人对美国领土的进攻，但由于当时敌方特务不断在珍珠港搞破坏活动，肖特将军满脑子都是如何对付这些破坏活动，所以他根本没想到华盛顿的指令是让他注意外部敌人对美国领土的进攻，于是对外部进攻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重大损失。
3.历史包袱。历史既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教会我们许多东西，也可能会由于人的认知局限而成为包袱，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类比，将一些实质不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起来，往往会出现严重的错误知觉。例如，20世纪30年代由于张伯伦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致使希特勒很顺利地就发动了侵略战争，事后很多人“以此为鉴”，出现了慕尼黑综合症。美国总统约翰逊就受此影响，得出妥协只能使人具有更强的侵略野心的结论，不考虑越南与纳粹德国的本质区别，认为在越南投降不会带来和平，于是扩大战争事态，最终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三）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
人的心理过程本身就有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加上国际关系中信息的复杂性、模糊性及人认知水平的局限性，所以在国际关系中知觉错误和决策失误是常有的事情。杰维斯在其理论中详细论述的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以下四种：
（1）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由于人们的认知取向是将不完整的视为完整，将不统一的视为统一，将不圆满的视为圆满，所以，人们往往会过高地判断人的性格的统一性。进而高估对方内在特征的作用，低估其所处环境产生的影响，结果就会认为对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国家决策者将对方想象成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会使他们把对方国家任何的无意或者巧合的事都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例如，冷战时期，美俄关系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俄政策的错误知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说，“俄国人是国际象棋大师，他们严密地设计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就像他们在棋盘上筹棋运子一样”，他把苏联的所有行动都看作是苏联全国蓄谋已久的事，因而很难对苏联的行为做出客观的评价。#p#分页标题#e#
（2）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当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预期一致时，决策者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行动所致，这样便常常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例如，美国认为苏联解体应主要归功于美国运用其软实力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此外，美国甚至盲目地认为，只要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效仿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多元竞争的民主政治，世界大战和地区冲突就都可以避免。而当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预期不一致且出现不利结果时，决策者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比如，中国的抗美援朝，美国人就武断地认为这是中国国内存在高度的对美敌意和周密的战略谋划，而不认为中国的行为是因为担心美国对中国领土的威胁而做出的自卫反应。
（3）愿望与恐惧导致的错误知觉。愿望思维是指人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希望接收自己愿意看到和听到的消息。人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因而很容易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维中，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对和平抱有侥幸心理，他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维中对法西斯希特勒一再让步，一些英国人也对张伯伦寄予很高希望，对和平抱有侥幸心理，所以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时，他们都沉迷于愿望思维中，相信张伯伦为英国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结果可想而知，仅仅是自己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恐惧对错误知觉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克劳塞维茨指出，在战争期间人的胆怯使他们更容易说谎和采取不诚实的做法。每个人都更容易相信坏消息而不相信好消息，这是一个通则。这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很常见。
（4）认知失调。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时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却认为不正确，于是就出现了认知失调现象。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通常过多地肯定自己制定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而有意淡化这些政策造成的损失，如果这样还是不能消除心理上的不平衡，他们就会更加努力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理由，自圆其说，使自己相信其行为是正确的，以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原本打算在印度支那进行干预，以防止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现象的发生，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做到，为了调整自己的认知失调，他们便转而认为即使不干预，印度支那的多米诺现象也不会很严重。
二、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对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启示
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国际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另一层面的原因。这一理论，对于认识当前的国际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分析出发，在如何有效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方面，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保持国际社会信息的透明性和真实性，增强联合国对于各类信息分析与的权威性，是减少各国领导者信息误读导致错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
2003年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最重要“理由”是伊拉克拥有联合国决议所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大量引用伊拉克从尼日尔购买铀黄饼的情报，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英国政府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评估报告》前言中宣称的，“萨达姆的军事计划可使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使用它们的命令下达后的45 分钟之内准备就绪”。但伊拉克从尼日尔购买铀黄饼的情报是意大利军事情报安全局局长尼科洛•波拉里在总理贝卢斯科尼授意下而编制的，以帮助美国搜集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英国政府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评估报告》也在英国军事情报局六处处长公开认错和《贺顿调查报告》出台后不得不承认误判。 布什总统也于2005 年12月14 日的演讲中承认了战前对伊拉克的情报错误， 而联合国常驻伊拉克武器核查项目组的斯科特•里特曾多次表示的，“我在七年间作为联合国驻伊拉克的主要武器核查人员，亲眼见证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的范围以及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彻底销毁它们方面的成效”， 但美国政府却不予考虑。此外，联合国检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在提交安理会的核查报告中也指出，联合国监核会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相关的被禁止的设施和项目，“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空的化学武器弹头”。 但美国政府却不认可联合国对信息分析和的权威性，进而绕开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所以，保持国际社会中信息的透明性和真实性，增强联合国对于各类信息分析与的权威性，这是减少各国领导者信息误读导致错误决策的前提和基础。
（二）保障安理会各理事国切实有效行使表决权，建立全球应对冲突的磋商、协调和决策机制，是有效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关键
在某些与本国无紧密联系的国际事务中，有些决策者存在对表决权行使不充分的情形，主要表现在表决时盲目跟风或不作为，使很多潜在的问题得不到充分讨论和解决，决策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大大降低，这种情形下的群体决策很可能使一些非常荒谬的决议也顺利通过。例如，自2011年3月19日起，法、英、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防止利比亚发生人道主义灾难，阻止卡扎菲“屠杀平民”为由，对利比亚发动疯狂的军事打击。但由此导致的人员伤亡已大大超出未干涉之前，甚至还会使冲突升级、爆发持久内战，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利比亚的巨大损伤，安理会各理事国都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在1973号决议表决过程中，安理会各理事国中有10个国家投赞成票，中国、俄罗斯两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德国和巴西三个非常任理事国投了弃权票，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1973号决议获得通过，这才使法、英、美对利比亚的干预有了“合理”依据。在当前利比亚冲突的解决问题上，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5月8日强调，但单靠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利比亚冲突，我们需要政治解决方案。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也于5月16日表示，利比亚当局呼吁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活动，通过政治途径探讨利比亚的未来，并希望国际社会派团调查事实。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5月27日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也明确表示，俄罗斯愿意参与调解利比亚危机。但持续两个多月的利比亚冲突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解决途径。由此可见，建立全球应对冲突的磋商、协调和决策机制，这是有效避免和解决冲突与战争的关键，此外，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使个成员国充分磋商，各理事国也要切实有效地行使其表决权，切实保障安理会决策的科学性。#p#分页标题#e#
（三）抛弃冷战思维，增强国际社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互信，是增进世界和平，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方面
2010年11月23日朝韩两国在延坪岛附近发生军事冲突，直接原因为韩国与美国在朝韩存在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在书面抗议未果的情况下，为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做出防御性打击，但其最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持冷战思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朝韩问题专家于迎丽认为：“东北亚局势动荡深层次原因在于本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尽管冷战已结束，但一些国家仍然习惯以冷战思维来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刘江永也认为：东北亚局势的背后是美国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感到担忧。把握不准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思考如何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使中国受到“制约”。这种“制约”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冷战思维”，是东北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已经结束将近20年，但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并未随着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影响着国际关系。美国政府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妄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用争霸史、挑战史来看待中国等新兴国家，将其发展视作对美国的挑战，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理解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鼓吹“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推行渔翁战术，不断挑起朝韩军事冲突等国际冲突，以从中渔利，给中国的崛起和发展设置障碍。因而抛弃冷战思维，增强国际社会的互信，是增进世界和平，避免国际冲突与战争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罗伯特•杰维斯 著，秦亚青 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陈刚.“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吗?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评介”.《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03期.
[3]申玉庆.“外交决策的微观认知视角——对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几点评价和思考”.《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4]丁松泉.“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错误知觉”.《二十一世纪》,2005年38期.
[5]薛晨.“社会心理、错误知觉与美国安全观的转变及实践——以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
[6] 《意总理为情报局长辩护》， 新华社2005 年11 月1 日专电， 载《京华时报》，2005 年11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