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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学理论界的“杂语喧哗”中，在各种不同的理论意向、理论话题和理论思潮的争论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成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对于文学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对于文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认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两个向度，积极将庞杂而又众多的文学理论话题纳入这一学术视野，无疑会催生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自觉。
关键词：文学理论； 理论向度； 元理论； 文化理论
引言
“说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恐怕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术语、新概念出现得太多、太快，简直叫人应接不暇”，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西方文坛理论更迭相当快，新的流派不断涌现出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情形，文学越来越多地向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借鉴思维方式乃至术语、概念，于是，新名词、新术语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艰深”（ Abrams,2004:1）。也就是说，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领域中，出现了对于文学命题、文学视角、文学思潮探讨的“杂语喧哗”的局面，而其中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构成了关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研究向度。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有效展开文学理论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文学理路的元理论走向与文化理论走向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面对现实变化所必须做出的学术选择。当下众多的文学理论话语无疑都可以纳入这一学术视野，对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和文化理论向度的充分认识，也将催生文学研究的本体自觉。
一、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元理论研究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为研究对象；二是经常思考学术传统中的老问题，从而反思并整合自身。文学理论的元理论问题的产生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就理论而言，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式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与多元化，使得文学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不在牢固或受到质疑，从而导致原理论问题的产生；就现实而言，社会文化与文学写作的复杂多变，使得文学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凸现出来。在当代，文学理论之为理论的哲学基础变动不居、文学之为文学的现实因素复杂多变，使得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思潮。实际上，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对于李兴权威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更主要的是对新的意指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这样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理论本身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需要理解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这也就是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后现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关联，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并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几年问世的文学理论著作大多充满着元理论的焦虑和对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就会将理论撕成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理论不再可能的、理论碎片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因此可以看做是面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理论浪潮，文学理论自身在意识层面上的自我激发。因为反理论浪潮的流行与强大，文学理论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因此，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常被当做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在当下理论场景中，也就出现了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卑与不自信并置的古怪状态。元理论思维是理论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自我论证和自我坚持。对于文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的层次上才是正当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和不相干的东西来苛责文学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解释文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文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学科反思的正途。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将为我们带来文学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和寓言化。
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使文学理论脱离其原先依赖的观念体系，以概念的概念作外向运动。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那些远离起源作外向运动的概念，像“是”（存在,Being）一样成为被发送之物；这个被发送之物是形而上学玄远或渐远的本体，而玄远或渐远的概念化过程就是被概念之物的本体化过程(Heidegger,1959)。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而致的文学理论本体化就把文学自身的“是”（存在，Being）的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迫使人们正视它自身“是”的问题。文学理论在人们的观念体系里曾不被重视，这与人们期望其对文学和文学现实负责相矛盾。现在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Being”（存在），它不再单纯地对文学现实负责，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直接反作用于社会，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文学创作而直接作用于社会。
文学理论获得了自身的“将是”以及“如何是”的存在地位，也因而获得了建构其“是”的肥沃土壤和丰富想象，它所关注的对象也变得无所不包，成为一个极具膨胀的知识体系；同时它也不再对原先依赖的概念体系负责，它冲破了体系所限定的狭小空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驰骋。这就涉及到理论的理论或概念的概念“寓言化”问题。这里的“寓言”不是指作为一种文体的寓言故事，而是后现代主义所阐明的一种意义机制和意义方式：与“隐喻-象征”所代表的某种巨大的意义体系的内在性特征相反，“寓言”突出表明了意义关系与意义线索的独立于任何观念结构与意义体系的外在性特征（基茨泰纳，2003:209-219）。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和解构语境下，“寓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语言与现实之间单一的对应关系，而是语言在能指层面上的播撒与延异。文学理论寓言化就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它打破了在形而上学或其他独断、庞杂观念体系下文学理论与现实的单向度、必然性的意义联系，实现了二者之间双向、多元、超然的意义关联。这是一种新的意义关系、意义方式和意义方向，是超出形而上学之外的关系、方式和方向，是在解构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漩涡中，保证理论之为理论的必要条件。#p#分页标题#e#
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在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使人们无暇顾及过去而专注眼前与未来的当下，有趣的是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试图在深厚、广袤的文化土壤中为新生事物找到最终的根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它是在历史或历史过程中形成，并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深深浸濡于文化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为了在新的生活情景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小弟解释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文学理论中心地位的美学、心理学或语言学的考察方式，社会学、人类学、种族、性别、文化身份、文化政治和文化权力、文化地理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文化研究的维度与方式的引进，大大丰富和扩展了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意义空间。近来一个时期在文学领域流行的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文学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现。这种“文化转向”对于文学理论学科的自我反思和新的层次上重建具有高度的引领与指导作用。
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急剧膨胀的世界，这种文化膨胀不仅是文化总量的扩大，更包含着文化本质的“异化”。具体地说，文化异化表现为空前的物质化，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属性的根本叛逆。这里“物质”一词并不是指“自然物”的简单附加或替代，也不是指按照实践主体的精神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后的成果或产品，而是指自然被其弄得面目全非时的掩盖物、否定者，是“异化物”。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后现代之后，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Heidegger,1999:45），而只是一种异在的、压迫人的“物的异化”。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存在的对话与交往的方式，如果人已经“异化”地存在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即以一种非人的、物化的方式存在，那么存在（Being）只能遭遇抽象化、概念化的命运。以往的时代里，人们在自明或透明文化的规划下生活和思考；而现在，文化自身就问题重重，令人困惑和不可捉摸，成为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即一个可以接近但却无法逼近的“本真”。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无限地接近那个作为“终极”存在的“文化”：文化不是以实体方式存在的文化研究的现成研究对象与关照客体，而是文化研究自身也包含其间的非透明的存在机制与意义机制。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超越现存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本体论预设，同时也要超越现存文化规划，才能真正有效地展开其对文学理论本体的“筹划”。
文化研究，自诞生之起，就不是对文化——精英文化或者大众文化的学院式研究，而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戴锦华，2003）。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所敞开的朝向社会的批判与践行空间：它意味着文学研究将关注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进行文化解读和文化批判。这正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政治性。书写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作者以第三世界文化视角深入透视和批判父权社会和殖民帝国的文化压迫和文化侵略。这些作者与其说是在做文化研究毋宁说是一种潜意识的控诉，一种文化的批判，一种自我身份的书写。文化批判和自我身份书写成为当今西方世界文学研究的热门。这是文学反思同时也是文化反思内在性的时代表现。
但是文化研究必须注意两个要点：一是文化研究必须坚持贯彻主体性的维度。对于后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而言，“主体”被置疑，被解构，成为“碎片”，而主体的这种内在的“破碎性”对主体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整合形成直接的挑战乃至否定。相对于传统而言，这种语境下的主体就被放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使主体失去自我整合的原先熟悉的庞杂的观念体系（形而上学观念体系）。而主体一旦不能自足、完整，相对于这种主体的“自我”的“他者”，此时又何以立足？因此，解构主义对于主体破碎的论述暗示了一条进入文学政治的路径。文学的政治性，体现在它对作为主体的认同与共谋。解构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绝对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否定和取消，而是从独特的视角提醒我们，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曲解围绕着主体性问题而产生的文化思考。事实上，我们无法离开主体性而生活，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我们生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共同生存，而共同生存就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拒绝排斥他人，因为主体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力量，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二是文化研究需要坚持其作为新的知识形态的自觉性。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文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场域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其核心是文学学科的价值观念、文学理论与文学写作方式的有机结合，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西方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除了始终以其成熟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不断与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持续呈现出基本理论构成的自主性建构与发展，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研究视野扩大、各学科相互融合的内在性的体现，因此，文学理论的文化取向不仅会大大拓展文学批评的场域，打开文本与文化现象的多元呈现方式与解释向度，而且也会在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坚持文学理论的文化向度这一新的知识形态必须努力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描述、分析、预见文学学科发展新现实的、与时俱进的文学理论开放体系。
三、结语：文学理论与现实之间#p#分页标题#e#
王一川（2003）在回答“什么是文学理论”时认为：“文学理论是一门人文学科，是关于文学的普遍问题的思考方式。文学理论当然要思考个别的文学问题，但这种思考往往要在一个包含若干个别的普遍层面进行，要在对于个别的关注中从事一定普遍性概括，从个别上升到普遍”。 《辞海》（2003）对理论一词的解释是：“人们由实践概中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结论”。但传统的知识体系则习惯于把“有系统的结论”（理论）玄虚化，使理论与现实之间本应有的关系断裂：一方面是理论越来越抽象；另一方面是现实越来越复杂和不为理论所说明。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和文化理论走向共同揭示了理论和现实之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理论不再是纯粹透明、高高凌驾于现实之上的万全法则，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再具有玄远而不可达至的距离。在此，我们不妨借用Anthony Pym（2010）在《翻译理论探讨》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文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每时每刻都在‘理论化’。当发现某个写作问题时，他们往往必须在几种可能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构想这些方案（产生可能的写作策略）并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选择一个最终的作文方法），可能非常困难和复杂，但作者可以在瞬间同时准确地做到。每当作者决定选择这个写法同时排除其它写法时，他们都掺杂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是什么、该如何写作的看法，他们在进行‘理论化’。 ……理论为文学的生成和选择过程设置了背景。因此，作为写作日常实践的构件，作者经常在进行着‘理论化’。这样一来，理论便被去除了过去具有的那种透明性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性，成为思想中的现实，而现实成为理论最真实的根基和最切实的生长点，二者之间更多地显示出一种相生相成的关系，有些时候，则更是共同处于晦暗不明的含混状态。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新关系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和文化理论走向日益彰显的共同原因。文学理论元理论走向的重新凸显正是现实变化的结果，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走向所需要坚持的主体自觉和新知识形态自觉也是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所需要作出的积极应对和学术选择。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是文学理论在无所适从的合法性艰危中对自身存在根据的有力论证、对思想空间的有效拓展、和对理论生成动力的全面催动；而文学理论的文化理论向度更是直接地转换了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关注点、观察角度、表意方式与价值坐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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