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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哲学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二元论在创造财富与技术文明的同时，亦带来巨大的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以生态哲学的视野检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吸收古中国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生态理念，建立系统的“人-自然-社会”生态整体观，确保人类永续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哲学 天人合一 整体和谐
不管人类是进化而来还是自古就存在，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亘古就有。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人类跨入工业时代以来，自然满足人的欲望与需求的供给速度大幅提升，物质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但人与自然关系骤然紧张，导致了巨大的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匮乏、能源枯竭、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空前严重。人类面临生存环境恶化和精神漂泊的双重困境，所幸的是人类理性直面问题的办法总比困难多，生态哲学应运而生。
一、生态哲学与整体非中心论
生态哲学用生态系统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生态哲学最初以“新唯灵论”为理论根据，强调人和宇宙的精神统一性，确认自然界的和谐性和完整性；人的道德问题在生态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命哲学对生态哲学有很大影响。
生态哲学在特定意义上又可称为环境哲学。环境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通过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位置与价值，探讨人、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的内在关系；环境哲学扬弃传统哲学二元论范式，把人、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人—社会”是整体，在整体主义理论框架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自然获得应有“权利”和道德关怀，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与持续永恒发展。有学者深刻指出，“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2]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人与自然对立二元论
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十七世纪勒内•笛卡儿认为，动物是机器，它不需要同情。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与自然关系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由此，人类中心主义成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人类中心主义大致经历三种不同历史形态：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寄于托勒密为代表的“地球中心论”，主张人类在空间万物意义上是宇宙中心。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包括经过神学目的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也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中心地位。现代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在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利益”置于首要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主客二元论哲学根源和致命点。人类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原材料，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在牛顿-笛卡尔哲学体系中，世界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构件组成的机械系统，所有构件又可分割为更基本构件。当个体主义思维方式与二元论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发展成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对自然的干预空前，“人定胜天”“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但是，人类在自然与宇宙面前非常渺小，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3]
三、西方近代生态哲学人与自然系统整体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结合导致的价值观已经被人类自身进行哲学反思和拷问，生态整体论逐渐形成并成为生态哲学的基础理论。
西方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学与生态学等学科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成。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1864年，美国学者马什出版《人与自然》，开始反思工业等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生态学是德国E.Haeckel于1866年首先提出并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在其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互惠或敌对关系。1923年，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文明的哲学：文明与伦理》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价值领域扩大到所有生命的理念；使人类关于自然价值的认识第一次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生物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主张所有生物都把“自己的种类看成是好的”，主动捍卫自身的生命，尽力传播自己物种。1933年，莱奥波尔德发表《大地伦理学》提出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并在提出生态伦理学概念，创立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大地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对全球生态危机形成更广泛共识和世界生态运动深入开展，生态伦理思想走向系统化。1979年《环境伦理学》学刊成为环境伦理学发展史的里程牌。
四、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论
季羡林认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未来的关键；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5]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具有浓厚自然和环境色彩,“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生态伦理观，强调以自然为母体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天”是根源和宇宙最高本体,人类是自然生态环境中有机组成部分。#p#分页标题#e#
孔子提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对自然界生物充满悲悯之情,认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6]孟子从性善论论证天人关系，“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提出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发展“仁民爱物”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7]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肯定人在自然界具有独立自主性,“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对饥荒、疾病、殃祸“不可以怨天”，是由于“应之以乱”；“草木荣华滋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8]北宋哲学家张载进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观点。
老子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庄子进一步提出“人与天一”“物无贵贱”“顺物自然”“物我同一”天人和谐思想。[10]
“人与自然”是古今中外文学永恒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人与自然”关系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中国诗人将情感和人格转化到自然，客观美景融合丰富的心灵与人性。曹操《观沧海》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是诗人壮怀激烈的投射；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是诗人对自性的顿悟；李白《独坐敬亭山》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是诗人与青山的默契；韦应物《滁州西涧》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是诗人无尽寂寞与怅惘。
古中国诗人欣赏自然，以自然为中心皈依自然，表现在语言上会失去形容能力，亦表现为对自然永恒赞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却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张孝祥“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时，却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春江花月夜》在“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吟唱中，人类生命和情感获得了永恒。
五、生态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功用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为解决人类特定时代最突出的问题而存在和发展的。古代人生活的世界和环境较恶劣，物资稀缺，生存不易，因此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与自然关系二元论曾发挥出巨大的现实功效。强调人类在自然环境中主导作用,凸显人类价值和肯定人的意志自由,在焕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延伸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但是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忽视自然本身存在和演化规律,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索取和掠夺,已造成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我们在现实中应该吸收先秦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念,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粗暴蛮横行为方式和狭隘道德伦理观；肯定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天地运行直接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有机整体,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具有统一性等观点。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生态哲学警示人类人化自然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类自身，自然界为生产提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人与自然物质交换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限度，更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和谐，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
生态哲学要求人类的发展应该追求经济、人文、社会与生态的综合效益，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步发展。人类的发展是一种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境界。人对自然界决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只是索取，更不能任意掠夺，而要实行“人道主义”。在实践领域要对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建立符合国情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上建立资源节约，环境污染小经济实体；生活上积极提倡适度消费和替代消费等，实现马克思描述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愿景。否则，《寂静的春天》描绘的场景可能会成真，“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鶇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营田野、树林和沼地。”[1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5.
[2][英]阿诺德•汤因比著, 徐波徐钧尧龚晓庄等译, 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M],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美]R.卡逊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M],十五大自然在反抗.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4][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