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合作与竞争:美国民权运动内部关系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 要：美国民权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堪与独立战争、内战等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相提并论。它的成就大多是在第一阶段即1955—1965年期间取得的。在该阶段，活跃着五大主要的民权组织。尽管它们在具体的策略方面存有分歧，但是由于它们在运动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它们能够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在民权抗议行动中，它们既相互竞争，又积极合作。通过合作，它们能够在单个民权组织力不从心的较大抗议行动中形成合力并取得胜利。而竞争刺激了更多的民权抗议行动。此外，民权组织的领导人们还不时利用民权运动内部的这种竞争来胁迫当局和白人社会对黑人组织的变革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这是正常情况下所不可能的。总之，合作是民权运动存在和壮大的基础和保证，竞争是民权运动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合作与竞争并存是1955—1965年期间民权运动内部关系的显著特征。
美国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算得上是人类争取摆脱暴政、重申人的尊严的至高无上的努力之一 。长期以来，有关这场运动的研究，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大体上看，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领袖人物及全国性民权组织。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批新的研究者试图重新规划民权运动史研究。他们突破把民权运动仅仅理解为“在著名领导人组织下争取全国性民权立法的抗议行动”这一观念，从而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基层组织和普通民众 。九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开始探索一种综合性模式，试图把地方的和全国性的以及社会和政治等各种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只有突出全国性机构和地方活动分子、温和派与激进派、白人和黑人、男子与妇女间斗争的各种因素，才能比较充分地描述民权运动的全貌。” 尽管如此，对于民权运动的研究，尚有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例如，民权运动的内部斗争,妇女在民权运动中的重大作用，等等。尤其是民权运动内部斗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民权运动史研究中一直是个弱项。 甚至在该领域至今尚无系统的专门著作问世。这不能不说是民权运动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实际上,要想深化对美国民权运动的认识,了解它何以在六十年代得以如此蓬蓬勃勃地展开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对于当时的民权组织及民权运动内部关系加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1955--1965年期间的美国民权运动内部关系作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
一、
人们通常认为，1955--1965年期间的美国民权运动主要是由五大民权组织组成，即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基本上是一个黑人上层知识分子和上中产阶层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联合组织，在五大民权组织中历史最悠久，规模也最大。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取消一切人为的种族隔离，主张黑人应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地位。 实际上，后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斗争目标主要是集中在为争取黑人选举权和取消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这两个方面。它主张通过渐进和合法的手段来达到其目标。具体地说，主要是通过法院诉讼和院外游说来为黑人赢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为此，它保持一支律师班子和院外活动班子，并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会的主要工作便是为它们摹集经费。六十年代期间，它也部分地接受和运用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
全国城市联盟实际上主要是一个给从农村到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的黑人进行培训和职业介绍的团体。它旨在通过与公司、基金会和富有同情心的政府官员的合作，改善城市里黑人特别是南方黑人移民的经济状况，提供住房和教育培训方面的帮助。 与企业集团进行谈判是它的拿手好戏，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在六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静坐运动浪潮中诞生的一个黑人大学生自治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参加静坐运动的青年学生。他们具有惊人的热忱和勇气，是名副其实的民权运动精锐突击队。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被公认为是民权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民权组织。它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致力于建立救赎社区（redemptive community） 。在关于其宗旨的声明中，它指出，“我们认为，非暴力行动的哲学和宗教理想是我们建立目标的思想基础，是我们信念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行动的规范”。 实际上，它自成立起便致力于动员和发动南部当地的黑人，以强行改变南方的现状。
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这个在二战期间由一批和平主义者们发起成立的民权组织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主张种族平等。它宣称，“种族平等大会只有一个敌人：种族歧视，只有一个任务：反对种族歧视。” 种族平等大会在其宗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它将奉行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实际上，种族平等大会是最早倡导和实践非暴力直接行动斗争策略的。按照著名的民权运动研究专家奥古斯特 迈耶的说法，“在民权领域发展和筹划直接行动策略和非暴力直接行动哲学的真正功劳应当归于种族平等大会。”
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可谓是民权运动中主张和实践直接行动斗争策略的三大民权组织里最小心、最审慎和最“保守”的。 它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黑人斗争逐步走向高潮时产生的，是第一个由南方黑人自己领导的民权组织，也是当时民权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力量。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 “基本目标是争取完全的公民权利和美国黑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平等与混合”。 它的理想是要培育和建立“基督共和国，使种族间人人皆兄弟的梦想成为现实”。 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张采用非暴力群众性直接行动来实现上述目标，认为，“美国种族问题这一难题通过成千上万信奉非暴力哲学的人的行动能最快最好地得到解决。” 它尤为擅长筹划和发动一些较为重大的民权行动。
可见，尽管这些民权组织在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上存有差别，但它们的奋斗目标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和种族混合。具体地说,它们不仅要求黑人享有自由地进入公共场所的权利，而且在受教育、就业机会以及行使选举等宪法赋予的权利方面均应与白人一视同仁。民权运动目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许多人做大量的工作。”正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 威尔金斯曾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携手并肩，一起来推进我们共同的事业”。 而“五大民权组织同时并举，齐头并进，以不同的斗争方式，朝着同一个目标大踏步迈进。” 也正是这一阶段民权运动的显著特点。#p#分页标题#e#
二、
如上所述，美国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内部五大民权组织在根本目标上的一致及斗争目标的多样性、复杂性,使得它们在斗争中相互合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而斗争方法和策略的不尽相同，一方面使它们能够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也为它们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埋下了种子。合作是民权运动的基础，竞争是民权运动得以发展的动力。应当说，没有民权组织之间的分工配合，民权运动是难以取得如此成就的。 而没有民权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民权革命也会放慢速度的。
通常，为了实现某项较为重要的目标，单个民权组织的力量就显得势单力薄，往往需要各民权组织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为此，它们甚至还特别成立了民权运动重要论坛——民权领袖联合理事会，旨在减缓民权运动内部紧张气氛、促进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在该阶段的民权运动中，民权组织之间较为正式的合作并不少见。如1957年5月17日的香客朝圣运动、1957和1959年的两次青年学生要求合校运动、1963年8月28日的向华盛顿的进军运动、1962---1964年的密西西比州选民登记运动，等。
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可谓是该阶段民权组织进行卓有成效合作的典范。早在1963年初，老一代的黑人领袖A 菲力普 伦道夫就曾向五大民权组织进言，希望他们集中力量，于当年夏天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共同来表达人们要求自由和公平的强烈愿望。后来，到了7月份，民权运动领袖们想乘着伯明翰斗争及随后民权抗议活动迅速扩大的势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从而把黑人运动推向高潮。 他们同意共同来领导这次的进军运动，并成立了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委员会，五大民权组织的负责人亲自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伦道夫任主席。他们还多次召开筹划委员会会议，并最终确定这次进军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国会施加压力，支持肯尼迪政府提交的民权法案。1963年8月28日，大约有二十五万黑人及其白人同情者在民权组织的组织和率领下浩浩荡荡向首都华盛顿进发，并最终在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各民权组织的领导人都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其中尤以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最为著名：“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站起来并且亲眼看到它的信念的真实意义：认为这些真理即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 。它表达了所有民权组织对黑人自由和社会和谐的憧憬和向往。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显示了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坚定决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对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法案的最终通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民权组织间合作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当它们中的哪个民权组织发动了某项大的民权行动，其它的民权组织便会依据其自身的特点，并以自己特有的斗争方式，积极投身到那场斗争中去，从而为其最终的胜利尽一份力。我们姑且称这种形式的合作为非正式的合作。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我们下面仅以1961年的自由乘客运动为例作些分析。
1961年由种族平等大会挑头发起的自由乘客运动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成功，完全是所有民权组织精诚协同的结果。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长途汽车上及沿途公共汽车站设施的种族隔离制度。5月4日，在种族平等大会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从华盛顿分乘两辆长途汽车南下。5月14日当他们到达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和伯明翰市时，遭到了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袭击。亚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要求自由乘客们尽快离开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形势迅速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长途汽车公司也拒绝再载自由乘客们去蒙哥马利市。种族平等大会发起的自由乘客运动只得宣告解散。
然而，自由乘客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正如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黛安娜•纳什所说，“如果他们凭暴力就能拦住我们，那么民权运动也就完了。自由乘客运动决不能停止。” 约翰•刘易斯、黛安娜 纳什等人立即从黑人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志愿人员接替原来那批自由乘客，并继续原先的行程。当他们行抵蒙哥马利市的长途汽车总站时，立即陷入了白人暴徒们的包围之中，并遭到凶残殴打。刘易斯被打得昏死过去，就连正在当地执行任务的司法部长助理也因试图救一名自由乘客而被打伤。自由乘客运动再次陷于停滞状态。
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和金也对蒙哥马利市发生的针对自由乘客的暴力事件深感不安，认为这些青年学生们需要帮助。现在是该他们出来并尽自己一分力量的时候了。于是，金搭乘飞机立即赶到蒙哥马利市，并宣布将在当地黑人教堂举行群众集会，为陷于停顿状态的自由乘客运动打气鼓劲。当晚，一千多名前来参加集会的黑人群众在金带领下高唱自由歌曲，向自由乘客们表达敬意。金要求大家不要屈服，“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所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我们毫不畏惧，我们终将胜利。” 并坚决主张自由乘客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最终到达终点。第二天，一支包括了前两天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还打着绷带的自由乘客的庞大队伍启程向终点站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进发，从而将自由乘客运动推向了高潮。持续了一个夏天的自由乘客运动最终迫使肯尼迪政府采取行动，敦促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一切州际交通工具，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又一种族隔离政策完全被打破。
民权组织间的合作无论是正式的也好，非正式的也罢，最重要的是不同斗争策略的相互配合和互为补充。在1955--1965年民权运动期间，直接行动和法律行动都是交错进行、相互作用的，二者缺一不可。1955—1956年蒙哥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胜利，便是金领导该市黑人进行的长达一年多的联合抵制行动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院诉讼这两方面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仅如此。实际上,在此期间，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它们的有效结合分不开。我们知道，六十年代初期的静坐运动主要是在亚特兰大、拉什维尔、杜尔海姆、新奥尔良等城市里取得成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地方黑人拥有选举权，并能够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而这些黑人选举权的获得，又是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民权组织通过法院诉讼使得最高法院作出了白人预选制违宪的裁决，并在随后发动的大规模的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分不开的。静坐运动是如此，自由乘客运动、1963年的伯明翰斗争等也都概莫能外。就连被誉为是“自瓦格纳法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立法” 的1964年民权法同样也是直接行动和法律行动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产物。1963年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发起的伯明翰市群众议示威运动对于促使肯尼迪政府下决心一改之前主要由行政部门采取行动的民权策略，转而诉诸新的民权立法无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然而它所提交的民权法案最终能在国会两院得以通过，也是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其院外活动班子的积极游说分不开的。 特别是它的负责人克拉伦斯 米切尔更是功不可没。“如果要论哪一个人对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最有功劳的话，那个人就是米切尔。美国黑人将会一直对他在那些漫长时日里所做的富有成效的游说工作心存感激。” #p#分页标题#e#
三、
在1955—1965年民权运动期间，五大民权组织为了能够在民权运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能吸引公众更多的注意，时时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它们不惜相互排挤，并想方设法从对方手中夺取其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的控制权。它们还相互指责和批评对方的斗争策略。与此同时，它们还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民权组织领导人进行诋毁。
尽管民权组织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难免给民权运动带来了一定的损害，但是，不容否认,民权组织之间的竞争对于这一阶段民权运动来说更多的是积极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杰克•J•沃克曾指出，“只要在追求平等及结束种族歧视这个根本目标上存有广泛共识，社会行动中何为正确的斗争方法这方面的分歧反而会是积极和有益的”。 奥古斯特 迈耶则更是认为，“民权组织及其领导人之间的竞争是民权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相互竞争的推动，民权运动就会停滞不前”。
且让我们以六十年代初民权运动的发展为例对此加以论证。1960年春的静坐运动被公认为标志着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静坐运动的刺激下，各个民权组织纷纷加入到静坐运动中，以免被人称作是胆小怕事的汤姆叔叔。正如哈佛 西特科夫所说，“静坐运动推动黑人领导层的斗争精神上了一个新台阶”。 小马丁 路德 金坦言他从黑人社区所发生的静坐运动中得到了鼓舞。1960年冬在洛杉矶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强调说，“现在我们已不得不把斗争掌握在自己手中”。 甚至连被认为较为保守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 威尔金斯，为了免被群众所抛弃，在群众大会上也挺起了腰杆。他说，“白人强硬也好，不强硬也好，一切随他们的便。但是这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公共场合的种族隔离的做法都必须取消”。 不仅如此，在威尔金斯的领导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从原先的反对，现在转而将直接行动作为其行动策略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不少地方的分会还带头组织并参加了群众性直接行动。全国城市联盟也不甘落后。在与企业家们打交道时，它一改过去的那种圆滑和谨慎，开始变得直率和强硬起来。无疑，这是竞争带来的结果。用奥古斯特 迈耶的话说，“主要是民权活动分子的民权行动所造成的新气氛才使得全国城市联盟这种斗争策略的变化成为了可能”。
静坐运动的成功促进了其它民权组织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身到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为了在新的抗议浪潮中勇立潮头，它们竞相组织更富有挑衅性的抗议行动:种族平等大会发起了较静坐运动更有危险性的自由乘客运动、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则选择被称为最顽固的种族主义堡垒的密西西比州偏僻乡村发动选民登记运动，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1963年在伯明翰市开展的长达一个多月剧烈的抗议示威运动则更是将五、六十年代的黑人运动推向了巅峰。
说1963年的伯明翰斗争是民权组织间竞争的产物，是因为在奥尔巴尼运动失败后，其它民权组织对参与并实际领导该运动的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多有批评与责难。回击这些批评和责难可说是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发动伯明翰斗争最初的主要动机之一。奥尔巴尼运动的失败使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使得许多人对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组织能力公开表示怀疑。有人甚至嘲讽说，“只有假定奥尔巴尼运动的目标是去坐牢，那么它才是成功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证明非暴力抵抗仍然有效，按金的话说，“人们能够从事没有仇恨，没有暴力的斗争”， 同时也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其重要性和领导能力，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到处寻找新的突破口，他们要发动一场剧烈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并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从而达到鼓舞士气，重震民权运动的雄威的目的。可以说，1963年的伯明翰斗争完全实现了上述目的。
可见，正是民权组织间的竞争增加了民权运动的战斗力，推动了民权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否定这一点，我们就将无法解释五六十年代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民权运动在其主要的民权组织间竞争不断加剧和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却能够范围大为扩张，力量大为加强，进展非常引人注目这一基本的事实。
不仅如此，民权组织的领导人们还不时有意识地利用民权组织间的分歧和竞争,并将其内部出现的一些民权组织的激进化趋势作为一种要挟手段，迫使白人社会和当局对民权组织的变革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同时促使政府下决心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而民权组织的这些要求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大可能被采纳和接受的。换言之，较为激进的民权组织所发动的抗议行动有助于使温和的民权组织的要求和抗议方式合法化，从而保证它们能够引起白人机构的注意和支持。“不论是地方当局还是联邦政府，经常在与金和威尔金斯这些黑人代言人打交道时，都会显得更加积极，行动迅速，就因为他们担心非如此，他们就得与民权运动中较为激进的成员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打交道了。”
利用民权运动内部的分歧和激进化趋势来作为一种斗争策略要挟白人社会和政府，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在民权运动期间是比较普遍的。民权运动内部许多的领导人都非常擅长运用这种策略。就拿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来说吧。该运动尚在酝酿阶段的时候，肯尼迪政府曾呼吁黑人领袖们取消这项计划。然而在与黑人领袖们晤谈后却转而承诺将对进军运动给予大力的支持。那么，黑人领袖们是用的怎样的策略呢？我们只要听一听黑人领袖们对肯尼迪所说的原话便一目了然了。A 菲力普 伦道夫说，由负责任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们(指已经走上街头的黑人群众----引注)要比由那些只会利用他们和鼓动暴乱的人来领导他们好得多。 金也指出，“进军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即籍此受了不公正对待而满腹怨气的人可以在有约束力的非暴力领导人的领导下通过正当渠道来发泄他们的牢骚和不满”。种族平等大会的法默进一步补充道，“如果我们取消了这次的进军运动，然后在争取立法的战斗中失利，那么我们就将处于即便不是不能维持也是极其困难的地位。其结果必将是不满情绪发展成为暴力行径，新的领导也将应运而生”。#p#分页标题#e#
实际上，正是由于担心黑人的不满真的会象金等黑人领袖们所警告的那样被更为激进的民权组织利用和控制，从而发展到诉诸暴力，肯尼迪政府才下决心全力支持和帮助金、威尔金斯等领导的那些较为温和的民权组织，并最终诉诸新的民权立法。
可见，民权运动内部的竞争和分歧特别是有些民权组织的激进化趋势，也绝非象过去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全然是坏事。至少在该阶段的民权运动中并非如此。奥古斯特 梅耶在论及金的作用时就曾说过：“如果要是没有那些从事着更为激进行动的好战分子们的存在，金就既不会为白人们所敬重，也不是那么值得尊敬的了。若没有种族平等大会、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金就会被认为是‘激进’和‘不负责任的’，而非是‘温和’和‘值得尊敬的’了”。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综观全文，我们认为，在1955—1965年民权运动期间，五大主要民权组织尽管在具体的行动策略方面存有差异，但是由于它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它们能够结成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联盟。在民权抗议行动过程中，它们既相互竞争，又积极合作，从而推动了民权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通过合作，它们能够在单个民权组织力不从心的较大规模民权行动中形成合力并取得胜利。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正式的合作，也有非正式的合作。然而，正式的合作也好，非正式的合作也罢，归根到底在于不同的斗争策略主要是法律行动和直接行动的相互配合和互为补充。民权组织间的竞争也并非象一些民权运动史著作中所说的那样一味地削弱了民权运动。实际上，竞争也常常会刺激更多更激烈的民权抗议行动。因为竞争使得每个民权组织都想超过对方，当它们中有谁在某领域取得了进展，别的组织就会去找寻新的目标，并进行更为猛烈的进攻。有意思的是，民权组织领导人们还不时地利用民权运动内部的分歧和竞争,并将其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来胁迫白人社会和政府，迫使它们对黑人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从而达到加快民权运动斗争目标的实现、促进种族进步的目的。难怪连一向强调民权运动内部的竞争和分歧削弱了民权运动的战斗力并最终导致其衰落的戴维 加罗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竞争时常会给整个运动在政治及战略上带来好处。
总之，合作是民权运动存在和壮大的基础，竞争是民权运动得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合作和竞争共存正是1955—1965年期间民权运动内部关系显著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