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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丹莉 黎亮 单位：宜春市第三中学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
歌谣研究的最初动因
《歌谣周刊》第一期发刊词阐述了歌谣收集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GuidoVital)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知道，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第一个目的即是学术的目的，主要是将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而民俗学研究本身也有其社会改良的思潮背景，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改造社会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则是去民间寻找国民的心声。中国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时代风声构成了歌谣收集的真正历史动因。第二个关于文艺的目的主要是受到西方歌谣研究运动的刺激和影响。虽然文人编纂整理前代歌谣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杂歌谣词》篇，收入上古至唐五代谣谚一百二十余则。
以后历代都有编纂，尤其以明代成果最丰富，而清代杜文澜《古谣谚》则被认为是继《乐府诗集》之后最好的选本。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却与传统的歌谣编纂有所不同，主要是对近世歌谣的全面收集整理以便为新诗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为文艺的目的与黄遵宪“诗界革命”引民间歌谣入诗一脉相承。但直接的冲击恐怕还是受外国影响。英国1878年成立的民俗学会专去采集英格兰岛以及欧洲大陆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及宗教。最早被介绍的歌谣理论是意大利人vital1896年编的《北京歌谣》的序文，其中提到“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和“民族的诗歌”，周作人提出“为文艺“的口号受到外域研究的冲击不可忽视。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文艺研究工作的重点是民歌的社会科学还是文学方面曾经有过明显的踌躇。周作人在1924年的会议上提出除搜集民间散文和韵文之外，还要包括民俗一支，因此在《歌谣周刊》里出现了许多关于结婚、节日的文章。而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时，胡适在《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民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为文艺的结果呢?也有争论，有人怀疑“已经搜集到的许多歌谣和故事，对于民族的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的复兴究竟会有什么益处。”鲁迅也曾经说，文人的文学僵死了，就从民间去寻找新的生命，然后再一步一步把它绞死。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为文艺的目的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民族的诗歌迟迟没有出现。为文艺和为学术其实可以囊括在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这个最大的历史动因之下，为改造国民性去民间寻找民情和民文艺，就是从内部完成启蒙的努力。这个动因可以一直追述到清末民初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改造运动，我们如何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切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这同样很重要。且不论歌谣运动最后是否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歌谣研究的地位和方向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立，后来歌谣研究的方法也基本上从中生发。
研究方法的开拓与传承
田野调查。歌谣研究是在歌谣征集活动(1918)中开始的，这为中国歌谣研究奠定了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歌谣研究会(1920年2月)与风俗调查会(1923年5月)组织的田野调查工作使得近十年收集歌谣达一万三千九百零八首。风俗调查会所列风俗调查表将歌谣放在“思想”一栏中，与环境、习惯两个大项并列，可以说为歌谣研究打开了视野。遗憾的是，此表没有注意歌谣在什么时间、场合吟唱、吟唱的功能和参与者的反应。歌谣的曲调也没有保留下来。不过这些遗憾在后来的研究论文中稍稍得以弥补。比如孟森在《有关山歌的史料》中，讲到他家乡每年七月最后一个晚上的歌谣比赛。随笔中涉及杵歌，说明了是舂米时唱的歌，甚至在葬礼中也唱。比较研究法。常惠在《向投稿人进一言》中提到“在每一个省，有时甚至是邻近地区，对同一首歌却有不同唱法。”胡适在《民歌比较研究之一例》中提出了“母题”和“细节”两个重要的比较研究概念。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则在收集异文的基础上具体展开了歌谣母题的比较研究，并发现水路和陆路传播的效果与地方特色的形成。文史结合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16号上提出了歌谣研究文艺的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价值时，他写道“其资料固然很需要新的歌谣，但旧的也一样重要”。文史结合法在张竞生拟定的风俗调查表中有所体现，表中所列将实地调查、记载的材料、器物三者相参。此法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将考古、史料、风俗歌谣一视同仁地对待，进一步巩固了歌谣的国学地位。
他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开启用现代歌谣理论来阐释古代歌谣的先河。难点是对上古歌谣的辩伪工作。社会学方法:刘经庵《民歌与妇女》短评，用歌谣选集的方式展示妇女生活史。综合研究法:朱自清《中国歌谣》(1929－1931年讲稿)是歌谣征集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从起源、演进、分类、修辞等几个方面研究歌谣形成了中国歌谣研究的理论框架。80年代至今中国歌谣研究沿着前人开拓的道路和方法继续进行，但又有所选择和偏重，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三个领域:第一，古代歌谣的研究。用现代歌谣理论分析易经、诗经等古代作品。其中专著有:张紫晨《歌谣小史》，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赵晓兰《歌谣学概要》，刘荣升《民谣背后的官场内幕》。整理评析类著作2部:尚恒元、彭善俊编《二十五史谣谚通检》，李文禄、王巍主编《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以上1980－2000年)吕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栾保群《历史上的谣与谶》博士论文2部:首都师大舒大清《中国古代童谣的发生及理性精神》，北京师大李传军《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古代歌谣的整理与评析类著作2部:黄剑篇著《千古民谣》，雷群明、王龙娣著《中国古代童谣》，论文集1部: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p#分页标题#e#
(以上2000年以后)可以说承袭顾颉刚文史结合法颇多。)主要观点有:a时政歌谣对历朝历代政治发生影响:作为一种民间心声，如果与历代的吏政互动那么就能收到正面效果;b时政歌谣同样也能反应一个历史时期人民的思想状况，如北朝时政歌谣表现了人民对时政的关注但是却没有积极的参与，正是北朝民间缺乏统一信仰的反应。其次，地域歌谣的研究。如从民俗、文艺等角度关注信天游、吴歌、花儿、客家山歌等歌谣。专著有郗慧《西北民族歌谣学》、朱秋枫《浙江歌谣源流史》、钟俊昆《客家山歌文化研究》。基本上采用社会学和综合研究的方法。最后，歌谣研究译作:张铭远翻译的葛兰言《＜诗经＞的祭礼与歌谣》一书，在结构形态法基础上对诗经的结构主题分析，与文化思想解读至今仍然具有前瞻性的参考价值。
58新民歌运动
1918年开始的民谣征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展的，而58新诗运动作为的一个标志，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文联纷纷征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和一样，新诗运动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数据繁荣:仅湖北一个县就爆出了一千多个民间诗人，一年之间全国荣誉作家，诗人桂冠就从不足千人跃进到二十余万人。北大歌谣征集了十年才一万来首诗歌，而58年一年光上海市就出现民歌一百多万首。山西某县送往文联的诗歌要用车拉，按斤两计算(称出斤量460斤)。广东一个县的农民把诗歌一担一担挑到广场上。时期的诗歌在之后还盘踞了多年，直到80、90年代的中小学还在唱。争议问题:为学术还是为政治。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时以及稍后的年代中实际上是以一方批旁另一方的形式展开的。代表如姜彬在《批判钟敬文早期民间文学研究上的反动立场》一文中从四个角度批判了钟敬文的治学:世界主义立场、学术脱离政治，反对民间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资产阶级民俗学。
58年新民歌运动是否推动了文艺的进程。一种观点认为58年新民歌既不属于民间创造，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是民间创造，因为:(1)它没有经过民间自行选择的口头流传，而是写下来报上去的政治指标。(2)许多新民歌不过是文化人自编的。谈不上文学，表现在:a.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主题是歌颂歌颂党歌颂祖国，模式是太阳=。b.情感把握的概念化:话语宏大、慷慨激昂、情感空洞失真。c.粉饰太平无视现实:报喜不报忧，满眼喜笑甜乐不见苦愁怨叹。而实际情况却如民歌所唱: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吃了几个月，饿了好几年。另一种观点以姜彬为代表，(姜彬1991年《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收入其《四十年来吴语地区的民间文学》一文回顾了新民歌运动)认可以运动的形式推进文艺创作，如中国古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新民歌运动与政治运动同步的现象很少见，但是除了存在很大的偏向外，对推动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也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许多人看那个时期觉得它荒诞，说它不过是“文化史上的过眼烟云”，实际上那个特殊时期民众心态得到了夸张的放大的表现，骨子里面的东西到现在也许并没有改变(想想建国60周年爱国诗歌比赛)，历史说不定还会重演。
展望
1931年4月乐嗣炳在《当代文艺》上发表了《怎样研究中国歌谣》，认为“歌谣是最原始的艺术，在原始时代它是艺术底全体，虽然文化发展底结果，音乐文学舞蹈戏剧……渐渐独立，但歌谣仍旧保持它底原始性，并不直属于音乐文学舞蹈戏剧”。这是歌谣研究的困难，一方面需要对歌谣的整个生态环境做全面调查，另一方面需要歌谣研究者与音乐、文学、舞蹈、戏剧领域的专家讨教与对话。纵观百年来发展至今的歌谣研究，大体上在文学和史学上展开，涉及民俗和社会学的方面，但是比较研究和地域研究仍然薄弱，相对文艺和文学的其他领域来说比较沉寂，原因是面对西方理论的失语，方言的困难，音乐成分的陌生。而非遗工作又为歌谣研究的复苏提供了一个契机。
但是从上而下带有政治因素的歌谣收集与研究如何才能行之久远功在千秋，还需要学术精神的贯注，因此重新疏理歌谣研究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与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民歌民谣能否被保护，如何被保护，先把它们记录下来是第一步。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曾讲到庞大固埃在海上听到了结成冰的声音，民俗学者们在记录民俗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把它们冻结成冰，以待如庞大固埃们那样的后来者———这是最低限度的目标，也到底有些希望和意义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