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方言小说民俗学意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宗宝琴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方言对池莉的语言风格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武汉方言就没有池莉的汉味语言风格。方言有助于作者将思维渗透至本土地域文化的里层，所以当作家形成了与地域文化相应的语言风格后，则更易于发掘地域民俗文化。三是方言创造了有意义的能指形式。每种方言都有独特的能指作用，在汉味小说中方言能指武汉地域文化的特点也是数不胜数，在作品中映射出武汉人干脆、直白、爽快、利落的性格和武汉市民化的文化特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于方言去感受特定地域的民俗文化。
文学创作中的方言运用能让作品带上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这已成为现当代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艺术追求。方方、池莉、何祚欢、魏光焰等武汉本土作家，运用武汉方言创作了大量以武汉为背景的小说，文学界称其为“汉味小说”。在汉味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拐子”、“么事”、“板眼”等武汉的方言词汇；可以找到“筲箕圈、六点钟———半转”、“四官殿的东西———活的”“、瘦狗子进茅屎坑———闻（文）进闻（文）出”等妙趣横生的武汉方言歇后语；汉味小说描画了一幅幅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市井风情图，为读者全面了解武汉的民风民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日常生活民俗。汉味小说中的方言词汇就像武汉日常民俗生活的一面面镜子，汉味作家通过运用口语化的方言语言系统，用武汉方言词汇勾画出了武汉市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也为武汉独特的民俗风情保存了一份记录。在汉味小说中，我们不难找到像“汉正街”、“花楼街”、“吉庆街”和“平房”等居住建筑的字眼，这些都是武汉市标志性的建筑，居民屋式和建筑民俗都带有明显的武汉地域文化特色。“民以食为天”，饮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作家在文学创作时，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当地的饮食文化。而汉味小说中饮食民俗是通过方言这枝生花妙笔将其展现了出来了，在汉味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总会看到诸如“过早”、“鸭脖子”等武汉的饮食民俗事项，使读者感叹武汉的饮食不光满足了日常“吃饱”“、吃好”的要求，还“吃出了新意”、“吃出了艺术”。
商业民俗。“汉味小说”中主人公大多都与商业文化有关，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上，《生活秀》中作者叙述来双扬送礼之前，“算盘”打得“精”，送礼都是“掰着指头算过”，思量过是否物有所值。“精”是武汉方言，形容人精明。《孕城》中“宗祥老弟哟，您家到底是商人咯，随么事都算尽了，都要算到只赚不折才迈脚哇！”还有“汪玉霞”的酥饼———绝酥（劫数）、“谦祥益”的房子———内外祥（强）”等歇后语都活脱脱透出武汉商人的实用主义和精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3]汉味小说中作者以武汉方言白描的手法大篇幅地描绘了走街串巷的叫卖，《孕城》中“糖麻花！盐麻花！椒盐馓子———枯———麻花呀！”“、葵花籽！葵花籽！香死人的葵呃———花籽咧”等，常常让人情不自禁地对这些叫卖声赞叹，那些叫卖的口号可真好听，实在使初到武汉的外地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感，这些方言词汇，或凸显或映射着武汉的商业民俗。
广场民俗。广场，本文中是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它的主要功能是供人们集会、交际、休闲、娱乐等活动，是文化的象征。汉味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通过人物的方言对话来凸显壮观的“竹床阵”广场民俗。小说中当燕华埋怨猫子老不下来，地方都给人家占了。猫子说：“哎你小点声好不好？你这人啦，谁家的竹床自有谁家的老地方。大家都要睡，挤紧点就挤紧点呗。”还有许师傅说：“姑娘伢要文静本分温顺。”燕华在竹床躺下时，王老太轻轻在她耳朵边说：“伢，猫子是个好男将啊。”燕华说：“晓得”。王老太又说：“男怕干错行，女怕找错郎啊！”燕华说：“晓得晓得”。这些方言对话不仅凸显了“竹床阵”广场民俗，还起到了静化心灵和塑造人美好人格的作用。还有大家集中在这“竹床阵”数着武汉老字号的小吃，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具有集体美育的作用。
人生礼俗。人生仪礼往往是标记人生中某一重要的环节，汉味小说《看着我的眼睛》、《太阳出世》等将武汉市民赵胜天和李小兰从怀孕、生产、带孩子、请保姆、坐月子等诞生礼俗描写地详尽至极。《太阳出世》中池莉用武汉方言把武汉结婚习俗写得透彻、传神。汉味小说中我们还可看到旧时武汉人给孩子取小名多低贱粗俗，希望孩子能健康存活与顺利成长。如《孕城》中的车夫“吴二苕”（苕，武汉方言，是指傻的意思）、“陆疤子”“、张腊狗”等，《怀念那些声名狼藉的日子》中的“东瓜”“、丝瓜瓤子”等，也有些名字以祈祥祝吉为主，寄托着长辈的期盼，如“祥儿”等，还有时尚、洋气的名字，如《生活秀》中“来金多尔”，是分别取爸爸的姓“来”和妈妈小金的姓“金”再加上名“多尔”组成的，这样既独特又洋气，还有《太阳出世》中的“朝阳”，《看着我的眼睛》中的“赛赛”，这些取名都凸显了武汉的民俗文化。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语言无论从题材、文学审美和文化等方面来说都对作家的创作有着某些潜在的制约性，同样，作为本身就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性的、影响作家比较深刻的母语方言更具有这种制约性，因而文学创作中方言运用价值的研究对文学语言、文学创作和民俗文化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汉味小说代表作家，彭建新在《孕城》里描绘了如今鲜有人知的武汉“后湖八景”，还有出彩的“斗蛐蛐”、“芡子”、“芡虫”等方言词汇和何柞欢的“儿子三部曲”中“汉正街”“、汉口”、“厚处往薄处擀”等方言呈现了武汉历史情味；魏光焰代表作《街衡巷陌》和《胡嫂》中“麻绳巷”、“破烂街”、“蛇皮袋”“、水货”、“麻木”等；池莉小说《烦恼人生》、《看着我的眼睛》、《太阳出世》中“跑月票”、坐“轮渡”“、过早”“、坐月子”等方言展示了武汉的市民百态；方方《风景》、《黑洞》和《落日》中“河南棚子”、“太”和“披屋”等方言透视、反思了武汉民众的生存与文明。汉味小说代表作家运用方言来原生态地表达当地民俗风情、民俗心理、民族情感和民众日常生活等习俗，为民俗资料的收集、保存和传承提供了新途径，从而使汉味小说具备了丰富的民俗学价值。但还有两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和探究的。#p#分页标题#e#
一方面，汉味小说文本中蕴涵和保存了大量民俗资料信息，许多民俗事项的资料信息是以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小说文本中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汉味小说的作家实际上是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民俗事象进行了加工，形成了文学形象，最后形成了文学与民俗并重的双重属性的文本。因此，可以说，汉味小说中关于武汉都市民俗的许多文本信息，就是一种特殊的田野作业的反映。作为民俗学的工作者，应充分重视这种蕴涵在文学文本中的这种特殊的“田野”，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研究。另一方面，汉味小说采取小说的文学文本方式，以武汉方言为小说文本的表达工具，对武汉都市的民俗风情、民俗民性和市民日常生活等都做了细致、准确、全面和深入的叙述，蕴涵了丰富的民俗学价值，为民俗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流传和理解提供了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不仅具备民俗学文献的价值，而且开拓了文学表达的题材视野。但如何研究和对待文学文本中的民俗学信息，这也是一个值得花精力去深入探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