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传教士人类学思想转变探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周蜀蓉 王梅 单位：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势力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传教士人类学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一批具有科学精神的传教士不仅在基督教传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在人类学事业发展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面对西方专业人类学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一系列传教思想的变化（如“社会福音”兴起等），以及各殖民地国家纷纷开始的现代化事业等各方面的挑战，传统的传教士人类学事业不得不做出因应，在新的环境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简称学会）是民国时期华西教区传教士人类学事业的重镇，聚集了一大批各具专长的传教士学者。他们不仅定期组织实地考察、演讲和学术讨论，还将部分考察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发行学会会刊———《华西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1924－1946），在国内外传教界、人类学界和汉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经了全国非基督教运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学会的组织结构、学会宗旨、学术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充分展现了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事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笔者在此拟对学会变化作一个时间轴上的考察，侧重其思想意识方面的转移，藉此观察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事业在中国之命运①。
一、传教士的探险时代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期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学术团体，但是它的成立与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是分不开的。成立于1910年的华西协合大学是华西教区五大差会联合开办的教会学校②。作为一所基督教新教的教会大学，西方博雅教育理念是其重要的办学思想，其重要特征就是非常重视研究自然的科学课程。新教的大多数神学家都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法则和神的理性是同一的，对大自然的研究，有利于清楚地认识上帝和人类本身。可以说，近代科学是从基督教内部培育出来的，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③。所以，华西大学聚集了一大批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各国传教士，正是这些人倡导建立起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构成其学会最初的主体。可以说，华西边疆研究是华西协合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的延伸④。在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公开会议上，当时的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学会第一任会长莫尔思（W．R．Morse）作了长篇演讲。他明确指出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目的及与基督教事业的关系。他说成立学会只是单纯的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没有任何其他掩饰的居心”，他们只是“谨慎地希望能为人类共有知识的文库添加一点我们的贡献”。当然，这背后乃是有上帝的指引和基督精神的支撑的⑤。此外，莫尔思在演讲最后特别强调了所谓的“探险精神”。称探险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而这种精神常常能激发传教士，也是进行人类学研究必须要具备的精神之一。因为探险缘于“人对人的兴趣”，而这正是人类学的重要原则之一。进而指出学会在人类学事业方面的设想，称他们进行探险考察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要“用人类学的概念来研究这里的人民，并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他们所在的地区。在世界上现有人类和地域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莫尔思还强调了成为探险传教士需要具备哪些品质以及探险事业能够给传教士带来的多种精神益处⑥。由此可知，学会成立初期，成员大都以探险传教士自居，而他们的传教士人类学事业正处于探险阶段。这与学会此后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彼时华西地区最能体现探险家精神的传教士人类学者，无疑是学会第一位荣誉会员叶长青（J．H．Edgar）。他的传奇人生经历以及在这一地区长达30多年的探险活动充分体现了一个传教士人类学者所具备的探险精神。他于1901年8月来到华西，1902年到嘉定、峨嵋、宁远和打箭炉等地考察⑦，1905前往打箭炉传教，直到1936年去世。他在康区生活近30年，长期在汉藏边地进行考察研究与传教活动⑧。甚至可以说，是他帮助学会早期成员完成对华西边地首次探险活动，激发起他们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兴趣，引领他们组建起学会的。此后，他不仅自己不断在学会杂志上发表其研究成果，还负责指导、协助学会在汉藏边地的多次探险考察研究活动。除了以上学会成员自己对学会主旨的阐释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一时期传教界思想的变化对学会成立及其工作的影响。1910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士大会开始“呼吁基督教建立在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之上”⑨。要求传教士以新的态度与视角来观察审视他们所在的环境。所以，学会章程明确指出学会的目的是“是研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等，尤其是这些因素对少数族群的影响”⑩。而学会的工作是整个基督教事业的重要基础，是传教士的责任。因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现在发现与了解到的将会影响后人”???。
学会如此重视对当地文化的探索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点之外，还与彼时美国盛行的“抢救人类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西方人类学学者将抢救正在现代化洪流中消失的少数族群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秉持科学精神的传教士人类学者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努力记录他们认为藏在音乐、诗集、人工艺术品等形式中的传统和民间传说，以求保存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载体。这种人类学者的紧迫感很明显的体现在学会会员身上。葛维汉（D．C．Graham）在写给斯密斯索尼学院（SmithsonianInstitu－tion）威特莫尔（A．Wetmore）博士的信中就表示，学会专攻比较宗教学和原始宗教学的科学家们都认为“东方宗教将发生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因此，尽快地搜集其文物，研究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越快越好”???。该会会长刘延龄（R．G．Agnew）也曾急切地呼吁，“我们必须认识到，马上行动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在环境变化之前对有用的材料进行整体的研究，那么，很多原始状态将会永远的失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将是此后国民政府关注的问题，也关系到学会的存亡。学会章程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们的兴趣在华西地区的非汉族群体。这除了对众多未知族群的好奇心之外，更多的是基督教传教士根据经验对特殊群体的偏爱。因为他们在处于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中的工作往往能取得成功，如伯格里（S．Pollard）对石门坎的苗人，陶然士（T．Torrance）对川西北的羌人，叶长青（J．H．Edgar）对康区的藏人、羌人，顾富华（R．L．Cunningham）对打箭炉的藏人等。有学者认为传教士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可能使这个族群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滋生出反对或者优于汉人的资格意识???。不管这种观点是否适合华西地区，但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基督教在少数族群中的工作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学会的探险家人类学者们不得不面对众多的怀疑甚至诋毁。他们开始意识到，要在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中求得传教士人类学研究的位置，学会需要一些改变。#p#分页标题#e#
二、务实的转向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波及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基督教事业遭到自庚子以来最大的冲击，连偏远的华西地区也没有幸免???。如果说，此前学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独立状态的话，那么此时其独立状态就面临着结束的命运???。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国民政府的积极活动，各地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等，使传教士一时间成为遭人痛骂的帝国主义代表，不仅他们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甚至连学会在中国的生存都岌岌可危。整个华西教区的工作直到1929年才开始逐渐恢复。面对新的形势，顶着巨大的压力，学会不得不对其自身的立场以及工作做出一些调整。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修改章程吸收中国会员的加入，并强调学会的世界性（国际性）。学会希望通过吸引更多的中国学者，增强学会实力和竞争力，避免被重组。1931年5月在戴谦和会长主持下对1922年拟订的章程进行了修订，删除“会员人数被限定在25人”的条款???。称居住华西的任何人，只要对这一区域人们的生活感兴趣就欢迎加入学会。即使不在华西定居，只要对学会的目标感兴趣也可成为通信会员???。此后，学会的总人数与中外会员的比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会长莫尔思在1933年的演讲中也指出，学会“最初的目标有理论上的限制”，现在应该将视野扩大。称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社会联系，学会里并没有什么间谍与军国主义者。而且学会的工作与国籍无关，他们只是希望能为了解东西方文化提供帮助。他希望有中国籍会员加入，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竭尽全力地辩明充分展现了学会当时受到的压力与面临的危机。随着中国学者在学会势力的发展，杨少荃（S．C．Yang）于1936年成为学会第一任中国会长???。在他的演讲中，我们看到中国会员对于学会不一样的定位与期待。杨氏希望扩大学会的规模，寻求与更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体现更多的中国性，建议在学会的演讲和杂志上试着用更多的中国语言文字。而且，还希望能够通过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有用的资料，解决经费问题???。杂志第8卷总编徐维理（W．G．Sewell）亦认同杨少荃会长的讲话，他说“学会第一次有中国会员成为该会会长，是学会国际性本质特征的表现。如果我们想要学会与中国科学思想结合得更紧密，就应该多考虑会长杨先生发表的就职演讲”???。
除了以上中国元素的出现与发展外，学会关于科学研究观念的变化，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学会成立时莫尔思曾声明，其进行科学研究只是出于一种对知识单纯的渴望，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到了1933年，莫尔思的演讲开始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应用。他明确提出，“科学研究有实际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所有研究都取决于认识到学到的知识将能够用来改善、纠正或清除不利的状况”。科学真正的回报是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或完成自己设置的任务，所以“知识必须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对科学观念进行重新探讨的不只是莫尔思。布礼士（A．J．Brace）在1935年会上的演讲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引用了《科学的退化》杂志上一篇文章来反对过去要求科学被要求必须去除人文特征的观点，说明“科学不能仅仅是事实的堆砌，它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它必需考虑到人类的情感、理解知识的技巧、收集知识背后的动机和感受，以及以某种方式微妙地影响其他研究”。只有“把科学和人性结合起来将有助于解决许多人类社会的问题”。
最后，布礼士似乎道出了新科学观念的根本：“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造福于华西的人们，无论他们是汉人还是少数族群人民。”???此一时期，“为华西人民提供服务”，“造福华西人民”等已经成为学会很多演讲的宣言，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学会新的工作指向。《华西教会新闻》曾在评论学会杂志的时候指出，学会对华西边疆的研究范围更广阔了，尤其“希望能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提供建议”???。所以，学会为了更广泛地满足社会共同体中的普遍品味，开设了与中国相关的实用性话题进行探讨的公开会议???。可以看出，学会主旨转变的关键还在于要符合国民政府的取向，满足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品位”。正如启真道所说，在中国，传教士难以避免将其工作与国家联系起来???。布礼士会长在评价董宜笃（V．H．Donnithorne）牧师《汉州的黄金时代———唐朝时期的景教》学术文章时说，大家应该关注的是“他向我们很好地示范了怎样与中国官员建立友谊并获得支持，他与中国官员合作挖掘了一系列遗址”???。学会这一务实的转向，使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不再限于少数族群，亦关注汉人的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这一变化对于传教士人类学来说是巨大的，因为这些传教士学者们必须要在基督教、国民政府和少数族群中寻求一种平衡，这个时候争论与取舍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西康管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突出的体现。
李哲士（S．H．Liljestrand）认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和学会人类学者对西康地区的兴趣越来越大，只要国民政府能保持这一地区的稳定，就有利于传教士学者进入这片未开发地区进行考察活动???。李哲士的主张是务实的。而叶长青的态度则多少有些矛盾。叶氏尽管看到同化可能危及“自我决断”???这个被他所重视的观念，但他意识到中国和基督教两者能把西藏带出它所处的孤立状态。他或许更倾向务实。此外，同样作为学会资深会员，在少数民族尤其是羌族地区传教多年的陶然士，对此种变化却持相当保守的态度。陶然士显然对这些少数族群有偏爱，总是维持他的强硬反华姿态，强调汉人对于羌人的影响如何使羌人忘记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陶然士在当时的传教士学者中算是一个特例。他渴望给他的主体一个基督教的身份和开发这些部族和汉人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一时期整个学会的思想主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间存在着有矛盾与挣扎。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则将学会拉入了一个更大的洪流。
三、寻求合作之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及教育机关纷纷内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转移，西南边地一时间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大后方。至此，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已不单单是传教士人类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了，它成为直接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些地区不仅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其忠诚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战争的成败。所以，国民政府指示地方官员把本地土著居民放在中心，其地位可见一斑???。政府的重视使西南边疆的研究，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的状态，几乎成一种显学。真是“各科人士皆谈边疆，西南边疆获千载一时之幸”???。#p#分页标题#e#
就在这“西南边疆获千载一时之幸”的时候，学会本身的发展似乎面临着重大的转折。葛维汉在1937年的主席演讲上称“杂志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些负面现状”，因为彼时学会刚刚遭到人才方面重大损失。1936年叶长青的去世对学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此外，“学会一些主要的‘可靠的人’也都已回到他们的家乡没有再回来”，这其中的代表就是莫尔思、陶然士都于1937年回国。学会的传教士大大减少，很多有能力也愿意做该工作的人又太忙，无暇顾及”???。可以说，在学会中，最初令人振奋的传教士探险家的岁月已经远去了。因此，葛维汉在最后呼吁每一位会员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学会发展更多的会员，尽可能的去推进学会的影响???。这个时候，吸收西迁的中国学者是其必然的选择???。大量中国学者的加入，使学会获得较大的发展，甚至被马长寿称赞为，从事边疆研究的诸多学会中“工作最为努力”的???。但传教士人类学事业的发展却依然面临多重困境。
为了确保边疆少数民族的忠诚，国民政府发展了孙中山“建立民族国家”的理念，提出“将中国各族融合成一个‘大中华民族’”的主张???。并开始积极开展边疆教育，促进国族构建???。在这样的环境下，基督教也在寻求自己的位置，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华基督教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就是其代表???。虽然学会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运动中，但自1935年之后，夫妇就以学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公开露面无疑是对学会立场的最好说明。对政府边疆政策及中国现代性的认同持续出现在传教士的作品中，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是一个现代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的观念在传教士人类学事业中形成。启真道（L．G．Kilborn）和郑德坤就很赞同国民党政府的边疆政策，认为中国文化已是现代的，而其现在进行的改变定居在边疆的土著人的特性和尝试是正当的。因为中国现代化政府的文明政策被证明已经消除了这些种族和汉人之间的许多障碍，到处存在着非常明确地使边地人民与他们的邻居和解的迹象???。
在此种认同下，学会传教士积极参与到这一融合民族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展示传教士人类学工作的重要性。传教士提供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国民党政府非常看重的边疆教育方面。如葛维汉曾组织苗族基督教学校基金，并且安排一些苗人领袖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这种形式的教育可以沟通现代性、汉人和非汉民族，帮助苗民与汉人建立良好关系，促进苗人在社会各方面的提升???，使其成为一个文明的民族，成为中国有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学会还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学校教科书，鼓励青少年扩大他们的视野，使华西的问题能够留待华西人们自己解决???。
同样作为基督教团体，学会也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简称边疆服务部）有过重要的合作。1941年夏，戴谦和、葛维汉等人都曾随学生服务团到川西考察。葛维汉对边疆服务部工作极为赞许，并加入边部为义务研究员。此后又多次参与该部组织的考察活动。1943年，葛氏在给边疆服务部主任张伯怀的信函提到，自己从事的羌族研究和边疆服务部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希望能与边疆服务部合作筹办一个与羌族礼俗及信仰有关的展览，这一想法得到边疆服务部响应。于是，学会、边疆服务部和大学博物馆联合于1943年5月15日在华西大学化学楼举办了一场大型羌族文化展，葛维汉还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有关羌族文化的讲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观察基督教人类学事业。我们并不能说学会的传教士人类学者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的初衷，亦即希望通过基督教，让“自立的”少数民族人民找到勇气去形成一个现代特性，并保持自己传统的特征。只是出于在新形势下立足的需要，学会倾向于通过教育或其它媒介促进少数民族发展，以此寻求与国民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合作，而不是进行无谓的斗争。
然而，这种合作却在抗战胜利后逐渐停止了。抗战结束使内迁的许多高校陆续迁回原地，大批学者随着返回故乡，学会的很多中国学者也先后离开???。这对学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学会杂志在出版了1946年度的科研成果后，因经费匮乏而停刊???。但学会的讲座一直举办到1950年5月???，此后不再举办公开的学术演讲会。而组织活动完全结束是在1950年6月年会召开之后。1952年，执委会7名外籍人士相继回国，5名本土学者也各奔东西，学会成为历史???。学会作为华西地区传教士人类学事业的中心与代表，为这一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也身体力行地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对华西乃至中国近代综合科研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华西传教士人类学者思想演变的梳理，不仅能对西方传教士人类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认知，而且对基督教学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亦能引起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