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村落武术活动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王明建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当前中国的中心文化都是现代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1］。但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2］。就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3］。武术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草根文化”形态，而当前对我国武术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镇”；另一方面，对武术的研究则以宏观性的研究为主，扎实的、微观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极有必要采用一种“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态，将武术研究的视角置于“村落”这一社区生态空间之内。为了从理论与实证的双向维度对我国村落武术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式，通过对一个自然村落武术活动“地方性知识”的考察来分析村落武术的变迁。其实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曾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家努力进行并取得有世界影响的一项工作［4］。费孝通先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指出：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单位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5］
1操作性定义
1．1村落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6］。在我国，村落可以分为2种，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而确定的乡（镇）下边一级的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区域［7］。由于行政村与自然村常常是重叠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鲍屯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
1．2村落武术村落武术是以村落民众为主要参加对象，在村落环境下传承、发展的武术活动。
1．3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主要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功能（意义）与结构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8］。
2村落武术的变迁及启示
2．1社会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系统，它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等方面。而所谓的社会变迁，便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变［9］。我国的民间武术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文化体，对村落武术而言，社会的变迁是导致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当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8］22在贵州安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发展和变迁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贵州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鲍屯便座落于此，历史上安顺地区的屯堡村落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时期的屯军活动影响最为明显。在贵州安顺周边，包括普定、平坝、镇宁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着数以百计这样的村落，这些村落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命名，隐含着这些被称之为“屯堡人”的由来。清朝道光年间《安平胰志》记载：“屯堡即：明洪武时，军之住所”。
《安顺府志•风俗志》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屯军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鲍屯就是这样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军、民户后裔，屯军习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明清军事文化的遗存，其村落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武术印记。特定的军屯历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鲍屯村落民众在实际的生活中，除了应对频繁的战事活动之外，还要应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敌意，正因为如此，鲍屯自古习武成风，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军裔嗣”崇尚武术，在安顺鲍屯考察发现，时至今日，鲍屯村落民众对传统武术、军傩等活动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认同，一种渴望保留传统文化的心态，至今依然成为村落民众强大的内聚力，并顽强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明以后，随着起伏动荡的社会变迁，清朝屯田制的废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术活动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当大明王朝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军事战略而遗留的屯堡村寨的军事武术活动也逐步衰退，甚至丧失。在鲍屯，发轫于军事战争母体的村落武术活动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逐步渗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中，如庙会中的武术表演、地戏中的武术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变成为村落民间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鲍屯的村落武术是作为当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主体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军事征战”“保家护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庙会等武术活动则成为村落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村落武术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变迁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目前，鲍屯的村落民众依然还在传上传习下来的独特拳术，因其传承区域仅局限于鲍姓村落而称之为“鲍家武术”或“鲍家拳”，但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这偏于一地的“鲍家武术”也陷入“无人问津”和“自生自灭”的窘状并逐步失传，偌大的村落里武术的传习者已寥寥无几，仅有鲍姓第二十代孙鲍灵佑与其徒弟鲍安洪、鲍灵斌还在苦苦维系，武术的传播空间也仅存于村落活动中的庙会表演中，曾经的繁荣和盛况已难以再现，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记忆中，但是通过查阅当地县志、族谱，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屯村落的武术活动的个性特征却依稀可见。考察发现，鲍屯村落传习的武术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自身特征，具体表现为：1）兵器和套路多，内容丰富。鲍屯村落传习“鲍家武术”的整个武术系统使用的兵器多达数十种，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钝鞭、虎头钩、拐、捎子、炮锤、手棍、绳镖、绝鞭、短棍、鞭杆棍、青龙刀、蛇皮鞭；2）武术技术动作的战斗性、对抗性较强，具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武术套路多以对练为主。鲍家武术的套路和动作，较多以实战要求进行编排和设计，演练的过程仿佛置身于战斗训练和演习中，通过斗智、斗勇、斗技、斗谋等对抗性活动来展示武术套路，具有较为显著的军旅特色。演练的套路有三禁枪、三会苗子、二会苗子、双刀破苗子、五虎刀、杀四门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夺大刀、虎头钩、和平拐、捎子、六棍、连锤、单枪、青龙刀、四平剑、梅花九节棍、炮锤拳、手棍绝鞭、流星锤、花枪、短棍、鞭杆棍、蛇皮鞭数十个套路；3）与军傩地戏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家武术经常与军傩（傩戏的一种）结合在一起，用来歌颂和表现战争中英雄人物高超的军事武艺。在独具特色的安顺地戏中，以武术的器械作为其道具，以武术的套路、动作作为其表现形式。在鲍屯，武术与地戏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与村落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在鲍屯，规模较大的民俗活动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戏和“迎汪公”。庙会的举办为鲍屯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独特的武术文化传承空间，并一度成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传承与发展的直接社会动因。#p#分页标题#e#
2．2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着的［10］。一般而言，当社会或者自然环境发生变迁的时候，文化主体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迁［11］106，当然，这种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贵州自古称为“化外”“蛮夷”之地，在明朝初年，当地土司占地为王，不尽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其势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诸省。为一统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设军卫以屯戍之。”［12］平息战乱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长治久安，大明皇帝实行了让军士屯田的举措，“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不仅完成了明王朝镇压反叛的目的，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数十万征南将军的命运，曾经的军士开始拿起锄头开垦土地，亦兵亦农，“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的特殊群体———屯堡人［13］。据史料考证，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军数量有30万之众，洪武年间安顺地区的移民以军卫移民为主，构成了独特的军事移民社会。由于明朝战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规模军事移民，也带动了贵州地区民籍人口的迁入，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设屯，军民居住上有区别，如名为‘屯、堡’都为军户住所，名‘村、庄、寨、院’为商民户住所。”［14］鲍屯无疑属于前者，时至今日，虽历经600余年岁月的洗礼，鲍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场等遗迹依然随处可见，整个村落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军事征战色彩。
从鲍屯村落武术来看，在明清时期，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展得很红火，主要的社会动因是村落武术承载的功用价值能够有效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之后的匪患，以及当地土著居民对外来者的反抗，武术很大程度上成为村落民众“保家卫国”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当地独特的“军傩地戏”中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关于鲍屯和安顺地区的“地戏”，《续修安顺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黔中民众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失生疏，含有养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在安顺境内，盛行不衰。有这样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即便是今天看来，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其地戏活动依然带有显著的军事色彩。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地戏演出的内容全部为金戈铁马的战争，剧中人物没有生旦净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将为主；其二，地戏表演时使用的兵器有2种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枪的表演，场面勇猛逼真，犹如置身真实的战争场面。事实上，早在1988年法国巴黎艺术节上，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就曾经引起巴黎的关注，这不仅是因其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更因其显著的“武术”特色让人惊奇，地戏中的“空拳对”“扭脖劲”“鸡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艺；“打黄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艺；“梭枪”“抛枪”“杀转枪”“耍刀”“飞刀”“理三刀”“围城刀”等刀枪技艺均含有大量武术的成分。当然，今天进一步探讨当地的“地戏”，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地戏活动具有“养兵于农”的内涵，但绝非仅此，实际上，“地戏”也就是当地那种戴面具戏，当地也称之为“跳神”，只是近些年来由于其不设舞台，在地上表演，故称之为“地戏”。实际上，“地戏”是一种傩戏，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种祭祀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傩的形式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傩的主题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驱鬼到娱神再到娱人的发展［15］。
同时在村落武术的调研活动中还发现，建国以后，鲍屯和其他的村落民众都把习武当作跳好地戏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看来，“跳好地戏”、参加正月与七月的地戏表演反而成为村落民众参与武术活动，促进村落武术发展的直接动因。目前，在鲍屯所在的大西桥镇，有较为流行的地戏16堂，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四马投唐、罗通扫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通过查阅地方县志等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在明清时期，整体上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变迁幅度并不太大，这反映在鲍屯村民对村落武术活动的需求上。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其一是“保家卫国”的实际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灵”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动中的地戏、庙会等。由于村落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并契合这时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时期，村落武术发展的社会推动力较大，故较为红火。但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本用于“保家卫国”的村落武术价值已几乎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国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市场化大规模的渗透到村落的各个领域，我国农村村落的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的小农经济开始并逐渐瓦解。经济体制的变迁影响到农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众不再需要依靠“神灵”来乞佑风调雨顺，村落民众不再局限于宗亲和姻亲，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大大降低。由于急剧社会变迁之下，村落民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而导致村落武术活动与村落民众需求出现紧张和不和谐，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始衰落的根本动因便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这势必导致村落武术活动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文化变迁与适应：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人类学认为文化的变迁是文化的常态现象。文化的稳定和均衡是相对的，变化与发展则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变迁史，文化变迁记录下了社会发展的进程［11］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对我国的农村村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地触动与震撼。这种震撼和触动表现为：在经济结构上，以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经济逐渐崩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被引入农村，小农经济不复存在；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基础逐步退却，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连土地都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根本。德里达指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构［11］107，在大规模文化变迁背景下村落武术未尝不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自身变革”的含义。这种变革可以表现为村落武术在功能、内容，以及形式实现“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例如，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的解构与重构。明清时期和解放之前，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主要表现为“练为战”的军事功用和“保家护院”的自卫手段。#p#分页标题#e#
之后，随着法制社会的完备，村落武术活动发生新的解构，村落武术用于实战的功用大大降低和减少了，转而使“为了跳地戏”而成为推动村落民众习练武术的社会动因，更进一步说，村落武术中所承载和隐含种族凝聚力、种族认同感的隐语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强。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建设逐步加快的今天，鲍屯的村落武术毫无疑问地面临着新的解构与重构过程，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不断调适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文化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村落武术的发展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被湮灭，同样也必须适应文化主体新的文化需求。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形态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死去”的文化遗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馆中。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大力开展和建设新农村的社会大背景下，鲍屯正在组织申报“鲍家拳”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承担着村落民众健康需求、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寄托种族认同等功能的村落武术馆校“鲍家拳馆”业已成立，并发挥着新的社会功能。
3结束语
村落武术作为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在村落传承发展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调试性和适应性。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态的变迁是致使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而村落武术活动衰落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村落传统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构建村落体育、塑造村落体育文化、维护村落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6］，因此，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便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而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与适应，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