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论文范例

一、人类学对教育的研究

人类学对教育的关注是由非正式教育（家庭教育）入手的，即婴儿成长过程中教育信息的获得为切入点，探析人类通过平常生活习俗中得到教育的重要性。比如玛格瑞德•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年），米德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在重新系统地叙述萨摩亚养育儿童的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美国儿童的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并作了对比剖析。她在书中这样描述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萨摩亚姑娘的青春期与生命中的其他任何时期别无二异，甚至会因为可以自由地谈情说爱而显得更加美好……那种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萨摩亚社会的轻松愉快的生活态度使青春期变得容易度过。……这正是由萨摩亚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人类学对教育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因此后来人类学领域发展出了一门教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人类获得教育信息的途径、方式、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教育人类学主要涉及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进行研究。教育人类学在1970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社会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其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1900年，止于1960年；第二阶段从1960年起持续至大约1970年。在第一阶段中，人类学家驳拆了关于美国公立学校中移民、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层次儿童以及殖民地属地中原住民儿童学习症结的“错误理论”。他们对这些儿童在学校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对学校的问题提供了一些选择性的解决方案，并开展了研究工作，以为更好地解决学校问题提供知识扶持。第二阶段所做的主要大事为，人类学家开始鼓励在大学前的教育层次教授他们的学科。美国人类学协会成立了一个课程研究委员会负责开发和散播合适的课程材料。人类学家准备了一份教育参考书目，组织了多场研讨会，并就具体的教育问题撰写了论文。将人类学家引进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纠正文化概念被误用的需要，教育研究人员和干预主义者针对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民族儿童提出的“文化匮乏”论。“文化匮乏”论意指这些儿童不具有他们来自主流白人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中所常见的一些“特质”。人类学家反对这种对文化的特质定义，支持少数民族群体关于他们的儿童在学校遇到困难的原因是基于他们的“文化中断”的说法，并在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和学校展开民族志研究以展示和寻求解救这种文化中断。……1970年由关注教育问题的人类学家和对应用人类学概念解决教育问题感兴趣的非人类学家共同成立了人类学与教育理事会。该理事会下设12个委员会，对学科与文化研究、认知与语言学研究、人类学教学、少数民族事务以及教师备课等兴趣领域开展研究。从此，教育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得于发展。”人类学的教育研究就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从1970年开始美国黑人孩子在官方学校（正规学校）所遇到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委员会的人员站在体质特征上认为黑人孩子（或少数民族和收入低下的家庭孩子）在学校跟不上所设课程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身体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缺陷，由于他们的文化低下、脑部不发达所致，用一种文化偏见和人种歧视的眼光去看他们，而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差异不在于体质上的不同，而是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差异不应该用文化高低来看待，而是每个人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中断”现象，所以人类学家提倡在这些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区去了解情况，进行民族志的调研，要找出文化差异存在的根源，从而解决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问题等。那么，中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内地（沿海地区）和边疆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因素和传统非正式教育系统，因此，在中国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的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对学习乏味、在巨大的压力中学习、应付考试、理论学习跟实际应用联系不上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新疆地区大学、中学甚至在小学也存在着。下面笔者举例新疆教育中的问题和双语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作一番探讨。

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有些问题跟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可以与基础教育相关。中国人口众多，各个地区都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后就选择了报考硕士研究生，导致研究生也难就业的问题。这些光追究学历不考虑质量的教育体系为什么会蔓延？是学校教育，即教育体制所导致的。我认为中国的孩子负担最重，他们一生下来会走路以后就承担了国家未来发展的艰难任务。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是不是忘记或忽略了非正式教育的环节呢？按照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人类的重要环节。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学会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了吗？就像现代人对电脑或网络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样，他们对正式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高，没有自己的设想、爱好，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没有创造力等。我们的教育似乎在在制造一些机械性的机器，总想把孩子培养得十全十美，让孩子什么都要学，课外学习音乐（钢琴、小提琴等等）、美术、外语、数学等，当然以上课程对于孩子的思维发育有好处的，但是强迫的学习会使孩子对这种正式教育产生怀疑，失去积极性。有些孩子怕长辈，只能应付性地学习，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反面影响。“家有小儿，一天，忽地问道‘：爸，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吗？’父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随口应了一声：‘嗯！’却突然听见了欢呼声：‘哦！明天不上学了！’父亲这才想起，明天即非周末，也非公休日，怎么就可以不上学呢？于是狠狠地说：‘不行，明天得去上学！否则周末不带你去玩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理由想象，这样的状况绝不仅仅只发生在一个家庭……”越来越多的都市孩子面临如此的困惑，而想上学而没有条件上不了学的偏远的牧区、农区孩子也很多，这种问题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也在研究并寻找解决的方法。现代人对于工具的依赖远远超出了原始人使用工具的情况，虽然原始人所创造的工具很粗燥，但那是他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的斗争中所制造的，是普通生活中发现的。因此，培养孩子也要考虑地方特色和非学校教育中所学到的内容。

（一）教材和教师梯队缺乏，是影响双语教学顺利进行的根源

边疆民族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相同，因此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传承和非正式教育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化教育并存的特点。所以全国统一进行的双语教育教学模式很难适应各地区的教育实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校教育时统一的教材（统一编的小学、中学汉文教材）不能普遍使用的原因就是统一的语言———汉语。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们也非常渴望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没有很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甚至缺乏优秀的汉语教师，而且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辽阔的土地上分散地居住着众多民族）学校设立在偏远的牧区或山区，教学环境很差，教师的待遇也不高，因此很少有教师愿意在那里教学。个案：“为了传承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阿依特斯”文化的传承和培养接班人，我们从2011年开始编纂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中小学通用的课外教材《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文化教材》（1）（2）（3），目前已经在青河县各中小学开始试用，如果自治区政府和教育厅同意使用，我们想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等哈萨克族聚集区普及使用，这在哈萨克族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期对哈萨克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起到保存和传承作用。”以上个案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地方性教材（尤其是文化类的教材）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优良口头传统文化。

（二）民汉合校和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穆斯林民族茶文化的茶品

(一)盖碗茶

盖碗茶茶叶多选龙井、毛尖、普洱茶、茉莉花茶为主，泡茶前先准备一壶热水，然后把茶叶、冰糖、桂圆等原料放入茶碗内，称为“三香碗子茶”，“若加葡萄干和杏干，就称为“五香茶”，如果加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白糖、茶叶，则称“八宝茶”，配制后，用沸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除了三香茶、五香茶、八宝茶之外，盖碗茶还包括“红糖砖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饮茶者一般根据季节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调配不同的茶。一般情况下，夏季多饮茉莉花茶、绿茶、冬天多饮陕青茶;而驱寒暖胃多饮“红糖砖茶”;消积化食多饮“白糖清茶”;清热泄火多饮“冰糖窝窝茶”;提神补气、明目益思、强身健胃、延年益寿饮“八宝茶”。盖碗茶除了自饮自酌，多是穆斯林民族待客的一种香茶，“金茶银茶甘露茶，赶不上回回的盖碗茶”，体现了回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对盖碗茶的赞美和热爱。

(二)奶茶

穆斯林民族的奶茶根据原料不同分为三种:普通奶茶，即用砖茶或茯茶熬成茶汁，然后加入鲜奶和食盐即成;第二种是奶皮子茶，奶皮子的提取是将马、羊、牛和骆驼鲜乳倒入锅中慢火微煮，等其表面凝结一层脂肪，用筷子挑起挂通风处晾干即成，制作奶皮子茶则先将茶汁倒入碗内，再加熟奶皮制成;第三种是酥油茶，即普通奶茶或奶皮子奶茶中加入少量酥油而成。烧制奶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混煮法，先将茯茶捣碎，放入铜壶或水锅中煮，茶水烧开后一直煮到茶水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再继续烧片刻，待其有所浓缩之后，加入约水量五分之一左右的鲜奶，要不断用勺拂茶，以免溢出，再次煮沸，即成奶茶。而第二种做法将茶水和开水分别烧好，喝奶茶时，将鲜奶和奶皮子放入碗内，倒入浓茶，加盐即成鲜香奶茶。有时喝奶茶时，加人适量的白胡椒面，奶茶略带辣味，可以增加热量，提高抗寒力。奶茶根据味道来分，又分为甜奶茶、咸奶茶、香奶茶，甜奶茶，煮茶及调奶法同上，饮用时拌入白糖或蜂蜜，边饮边吃。咸奶茶，则是饮用前加入适量食盐。香奶茶则是在煮熬茶汤时，加入用胡椒、桂皮、丁香等研制的香粉，诸料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喜饮此茶，撒拉族制作奶茶则将半炒的小麦、茴香、核桃仁、杏仁、茯茶捣碎，放入锅中煮十分钟，沸后加入鲜奶，多味融为一体

(三)香茶

穆斯林民族以经营香料著称于世，因而他们也养成了饮香茶的习俗，香茶茶品种类繁多，风味独特，茶叶用花茶、绿茶、沱茶、春尖茶，配以桂圆、大枣、芝麻、菊花、莲子、枸杞等果实花卉，香茶因除加盖碗茶配料外，还用胡椒、花椒、茴香、生姜、丁香、甘草、木香、槟榔、草果、人参、丹参、党参、红花、芹芥、五味子、银耳、乌梅、桂花等做料。制造香茶时，应先将水烧开，然后将捣碎的茶叶放入开水中，出茶汁，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姜、桂皮、胡椒、花椒等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然后轻轻搅拌，经五分钟左右香茶即成，为避免斟茶时茶渣、香料混入茶汤，在煮茶的长颈壶上往往套有一个过滤网，避免茶汤中带渣。常饮香茶可以防病健身，健胃御寒，解油腻。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从文化视角对武术“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当前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有关传承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要形式;武术文化的“活态”传承特点客观上彰显了武术传承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系统性研究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武术;武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内隐的民族精神愈发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无论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还是区别于西方的人类身体文化和艺术,对于国人而言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武术与中医、书法等能够反映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传承人群体文化的理念与信仰、精神与追求或可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武术作为一种活态传承,文化保护的意义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值得广大研究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进展

1．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关注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始.从2003年我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并于当年公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其中有110余武术拳种入选目录.作为我国较早从非物质文化视角关注传统武术的学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确提出了传统武术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此后,更专家学者针对如何保护传统武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如邱丕相、王岗、吕韶钧、周伟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国家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已有60余项武术拳种入选.近年来,非遗视角或背景下和武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文化当展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从文化层面上对当前武术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学理层面的贡献,该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代表者如王岗(2013)、陈青(2006)等.二是运用地域学理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域武术文化进行研究,该领域研究学者有郭志禹(2000)、韩雪(2002)等.三是对民间武术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研究,提出发展相关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龚茂富(2013)等.四是运用跨学科理论对武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如戴国斌(2004)、乔凤杰(2005)、吉灿忠(2000)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武术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及传承人相关的研究,如刘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处,关于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进行赘述.

1．2武术“非遗”保护学术研究问题的思考

作者：覃守达 单位：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当前高校有不少人文课程拘泥于专业知识的抽象传授，缺乏形象生动的教学素材，尤其缺乏本土特色民族文化艺术素材，教材的内容和方法抽象、空洞、僵化、死板，很难激发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创造灵感，因此，建设本土化的特色人文课程教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受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正在淡化、失传，民间艺术人才发生严重断层，因此及时挖掘和抢救民间艺术资源并建设成本土化的特色课程教材加以传承发展之，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研究任务。

1．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存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及其教材，更未存在有关这方面建设的研究，然而，在挖掘、保护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已成为全球热点和国家策略的大好形势下，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教学改革蔚然成风———如广西艺术学院《美术教学论》课程负责教师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美术方面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教学课程及其教材；广西民族大学《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负责教师也长期深入研究并利用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教学课程及其教材。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董春雷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上发表题为《民间美术与学校教育》的论文认为：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它既蕴藏着民族精神，同时又历经了时间的洗礼，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民间美术的原生态面临严峻的挑战。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胡俊涛在《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民间美术课程教学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但该文更进一步地指出，民间美术的艺术形态的内涵与本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爱与重视，许多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探索研究这个领域。为了能更广泛、更深远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该文就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着重分析了课程设置意义、教学方法等问题，力求探索出一套较为合理的、适合艺术专业学生的民间美术课程的思路。

事实上，许多高校艺术类或人文类的教师都已经开始投入这一教学实践中，就如何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尤其是尚保持完整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来整合艺术类课程或人文类课程，掀起一股强劲的课程教学与教材改革创新之风。最为典型的成功范例是原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杰先生从1997年起，牵头申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教学改革项目“文艺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跨学科交融”，接着又组织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学科硕士点，联合向自治区教育厅申请“审美人类学系列研究”，获得立项后，他们便深入地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进行审美人类学田野调查，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搞科研与教学，以审美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为一条红线，把中文系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贯穿成为相互关联的学术整体。在他的带动下，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审美人类学课题组积极探讨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方案以及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意义及其学理依据等等，自觉形成一门具有影响力的特色人文课程———审美人类学，该课程教学成果荣获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一）；很快，由王杰先生主编的《审美人类学概论》作为“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开始了立项建设。

2．研究内容及其方法

基于广西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来开展高校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研究，是一项具有时代性迫切要求的教学改革任务。然而，面对广西11个少数民族许多不同族群或支系，分门别类地去挖掘、收集、整理其中的民间艺术资源，并形成一部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庞大而繁难的教学改革“工程”。因此，在立项建设研究方面，必须选择这样的思路：从壮族开始，逐个对这11个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研究，并逐个形成相关的当代广西少数民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以壮族为例，具体研究内容为：整合并利用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资源———侧重于壮族神话、山歌、舞蹈、戏曲（壮剧）、乐器、服饰、工艺美术等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网络及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当代广西壮族民间艺术鉴赏课程教材建设的研究。在具体的建设研究过程中，我们将采取以下的研究方法：

摘要：西方世界对民族音乐研究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倾向“音乐学”方向，其代表人物是曼特尔•胡德（MantieHood），其坚持音乐本体第一位，并提出了“双重音乐能力”；第二种是倾向于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梅里亚姆(AlanP.Merriam)和蒂莫西•赖斯（TimothyRice），他们力求从人类的发展中真正了解民族音乐，认为通过音乐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及创造和发展该音乐的“人”。本文主要就梅、赖研究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期管窥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种前进方向，为推进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做出微末的贡献。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梅里亚姆；蒂莫西•赖斯；研究模式

一、梅里亚姆模式

梅里亚姆1964年出版的《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其音乐人类学研究“概念——行为——音响”三重分析模式（如图1所示）。在书中他提到：“那么，音乐观念是音乐人类学家了解音乐体系的基础，因为音乐观念是所有人群的音乐行为的关键所在，不理解观念无法真正理解音乐。”图1三重分析模式他认为某一音乐事物或现象的产生，首先要研究音乐的概念，即当音乐表演者与听众两者脑海中的音乐观念契合时，这一段表演将取得成功。当人们将音乐概念付诸行动时，音乐的行为随之出现。梅里亚姆将音乐的行为分成了四种：身体行为、言语行为、社会行为、学习行为。伴随着音乐行为而产生的是一种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包含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影响，它被这个特定背景下的人创造，为这个背景下的人服务，但也不能独立于这一特定背景。梅里亚姆认为，“概念——行为——音响”是一个单向循环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

二、蒂莫西•赖斯研究模式

（一）四级分析目标

1987年,赖斯在其论文《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模式重塑》中提出了人类学研究的四级目标即：一级目标：分析的程序；二级目标：形成的过程；三级目标：音乐学目标；四级目标：人类学目标。赖斯四级目标研究模式的第一级目标是“分析的程序”，包括概念分析、行为分析、音乐分析，即梅里亚姆“三重分析模式”的内容。第二级目标是形成的过程，包括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这三个维度（如图2所示）。赖斯认为“音乐是基于个人的创造性而产生,个人的创造性又与历史构成性、历史传统有关系,它受到历史传统的制约。音乐创造出来以后,又是由社区或者村庄、部落等社会群体来维持的。”他认为对音乐的研究，首先应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建构，音乐的创造一定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创造。其次，个人层次的创造和体验是指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产生创作灵感，并完成音乐创作的过程。最后，社会维持指音乐的传承和维护一定是第一个维度历史建构下的人进行继承和维护。图2三个维度第三级目标是音乐学目标，这一级目标主要是用于探寻人类如何创造音乐的问题，也就是探索人们在创造音乐时所用到的方式方法以及形成的风格体系等问题。第四级目标则是人类学目标以及最终认识人类自身。蒂莫西•赖斯研究方式的四级目标是层层递进的，他希望从音乐的生成背景、创作过程以及其传承和维系中最终了解音乐和人类其他行为之间的联系。

摘要：本论文以中国知识期刊网自1979年至2018年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献内容为分析对象，从音乐文献学的视角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花儿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进行呈示。从数量看2001年是分水岭，数量比之前陡增十倍；从内容看，花儿研究动向与国家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也体现出音乐文献学对花儿研究方法的导引价值。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花儿歌种;发展趋势

“文献”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对学生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现存资料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也是孔子感慨文献不足而无法深入去考证夏商之礼。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献的支撑使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处于滞后甚至空白状态，文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音乐文献学在音乐领域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音乐文献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文献学是通过对音乐文献的研究，揭示音乐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发展规律，并为音乐文献的使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较新的学科。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求，音乐文献学本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产生于明代的花儿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音乐形式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花儿的研究近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专家的重视。

一、1979年—1989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异明显，以普通刊物为主。（一）文章研究的对象花儿音乐分析、花儿演唱、创作的花儿剧、花儿音乐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儿的相互关系、花儿的历史形成以及花儿音乐审美等方面。（二）文章的叙述内容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花儿、花儿会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等进行介绍；从文学的角度对花儿歌词的语法、方言、词式结构等进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学术身份1.花儿演唱名家有朱仲禄、苏平等，他们对花儿音乐的类别、音乐表现和演唱技艺等进行了介绍。2.高校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的学者有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柯杨。他在1980年与雪犁合编《花儿选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丛》第3期发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颗明珠——甘肃莲花山花儿漫记》，把花儿音乐介绍到了海外。此外，还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锡文、魏泉鸣等学者。3.专业音乐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于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发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一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花儿音乐的形态从音乐材料的分析到其历史成因和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对花儿的研究还是以文学性研究为主，对花儿的曲令音调的研究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这十年内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章为106篇，这一时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核心期刊中有关花儿的研究比上一时期明显提升。1.民俗学、文学角度的研究，从介绍、描述型发展到较深层次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如柯杨于1997年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的《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一文。2.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杜亚雄1997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的《“洮岷花儿”与生殖崇拜》已经涉及社会学方面的问题。3.文章研究涉及的内容与前一个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结构上有了一定的调整，花儿研究中音乐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学性研究向音乐性研究倾斜。

随着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应运而生并快速成长，目前已有期刊近200家，办刊质量也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学术期刊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军。随着党的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以及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践的不断深化，民办高校学术期刊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刊物在学术水平和编辑出版质量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国家像重视民办教育事业发展一样重视民办高校学术期刊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在坚持标准、严格审批的同时，适时对达到公开出版要求的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取消公开刊号的限制。同时，办刊者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尽力克服困难、苦练内功和着力提高办刊水平上，为刊物早日实现公开出版发行创造应有的条件。因此，笔者结合自己几十年编辑工作的体会，针对近年来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办刊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希冀对改进办刊工作有所帮助。

一、关于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作为我国学术文化事业主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出版物，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1983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此亦有完整的表述: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学术期刊正确的办刊方向，就是要多出精品力作，通过推出更多具有创新价值的高水平的学术理论文章，深入阐释与宣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掘、整理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推动科技文化交流，促进学术人才的培养，为不断繁荣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自1986年第一家民办高校学术期刊《湖北函授大学学报》诞生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办刊已走过32年历程。但是，到目前为止，近200家民办高校学术期刊中拥有公开刊号的仅有4家。当然，各刊在坚持正确办刊方向和宗旨方面总体是好的，但在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大背景下，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办刊工作也面临着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首先，我国人文社科学术领域曾出现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和，尤其是否定党的历史、党的领袖等思潮。对此，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为主阵地的报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进行旗帜鲜明地分析和批判。在各种思潮的影响远未消除的情况下，学术期刊必须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从陕西省报刊审读的情况看，近年来学术理论期刊上出现的导向和质量问题不少:有的违背有关政策规定，宣扬非主流价值观;有的受影响，评价历史人物偏离唯物史观的正确轨道;有的背离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在评析作家、文化作品以及社会、自然现象时，观点片面、说过头话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受各种不良的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国家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渗透等因素的影响外，“作者和编辑人员的政治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不强，报刊把关不严也是重要原因”①。最后，从我国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发表的成果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重基础理论和古代问题研究的多，对当代问题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关注及研究不够。有些期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的很少甚至没有研究。民办高校学术期刊虽大多为内刊，但编辑必须像办公开刊物一样，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明确的质量意识，牢牢把握办刊的正确方向。一是严格遵守宪法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出版工作的各项规定，自觉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办刊工作。在我国，所有出版物的底线是坚决不发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禁载的内容。二是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积极研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期刊绝不能脱离社会钻入象牙塔，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绝不能满足于不出问题、不惹麻烦，而是必须把办刊工作主动融于时代，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满腔热情地研究、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组织发表学习和阐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论文，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指导、智力支持及决策参考。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为现实服务的道路十分广阔，既可直接服务，如研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和治国理政思想等，为研究、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供思路和对策，直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可以是间接服务，通过研究、解决各学科的学术问题，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事实上，中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工作都有一个面向什么的问题，我国学术期刊要坚持两个面向:一是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二是面向学科建设，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繁荣②。对于普通高校尤其是高层次综合性大学来说，其研究更偏重于基础理论，更强调面向学科建设，解决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难题;而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其行业性、应用性办学的特点，决定了其学术研究应两者并重，甚至更偏向于实践、应用和技术类问题的研究。因此，民办高校学术期刊应更多关注当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立足国家、行业和地区的需要，更多地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科技及文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关注、研究高等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校办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教学和科研，促进学术交流，以促进我国民办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坚持特色化办刊

特色化办刊已成为当今所有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学术期刊办刊的重要理念。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召开的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研讨会的报告中，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国学报办刊现状尤其是全、散、小、弱的问题，强调要提高高校学报的办刊水平和影响力，必须走特色化办刊之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坚持特色化办刊，深刻揭示了我国学术期刊办刊的根本规律，是办好学术期刊的一条重要经验。面对众多学科专业，综合性学术期刊如无自己的内容和重点，所发论文面面俱到，各学科平分秋色，什么问题都研究，或来什么稿就发什么稿，根本无法办出亮点，也永远不能走出平庸。考察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实际可见，凡是办得好的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重点和鲜明的特色，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史哲》等刊重点在文史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突出重大前沿现实理论问题研究，都形成了各自稳定的内容侧重点和鲜明的办刊特色，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力。普通高校学报办得出彩的也大都与其办得好的特色栏目关系密切，如进入教育部名刊的除了一流大学的学报，还有不少普通高校的学报，首批入选的云南大学《思想战线》，其水平和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其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的深入、持久及高水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作为一家普通的民族院校主办的学报，之所以在海内外广有影响并跻身中国百强报刊、国家百种重点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和教育部名刊等，也主要得力于其突出的内容特色，即长期坚持开展人类学研究。仅以笔者看到的该刊2017年第4期为例:共设6个专栏，其中4个为人类学专栏，分别为商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刊文28篇，其中研究人类学的有22篇。黑龙江大学的《求是学刊》之所以能进入名刊，据笔者所知，其起点是因为“文化哲学”获得首批教育部名栏，该名栏属国内长期开设的仅有的专题专栏，其刊发的一批重要成果引领、开拓、推进并创建了我国文化哲学、生活哲学学科。有不少地方院校学报也因创办特色栏目而逐步在期刊界引人注目，如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的“甲骨文字研究”、《邯郸学院学报》的“赵文化研究”、《孝感学院学报》的“孝文化研究”、《衡水学院学报》的“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南阳师院《南都学坛》的“汉文化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唐都学刊》的“汉唐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的“秦汉文史研究”和《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的“秦汉史与青铜器研究”等都享誉全国。名栏带名刊，名刊带名校，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有不少民办高校学报也十分重视策划设计专栏，并努力组发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如《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民办高等教育”栏目因发文数量多、质量高，已入选教育部名栏工程，并于2016年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检查评估中成绩显著，荣获“名栏建设优秀奖”“名栏优秀论文奖”等多项奖励。学术期刊突出内容重点和特色，主要落实在精心设计和办好专栏上。学术期刊的专栏大体可分为学科专栏、问题专栏、专题专栏和地域历史文化专栏等类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以往以学科专栏为主的办栏模式提出质疑，提出以问题专栏代之，实践表明，比之学科专栏，问题专栏在提高办刊水平、扩大期刊学术影响方面，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笔者认为，在设计和编辑学术期刊专栏时，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专栏的设计、策划应坚持“两个实际”。一是从本单位、本地区科研的实际出发，重点选择能反映本单位、本地区优势学科的问题和领域作为研究的重点与专栏;二是从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重点选择研究国家及本行业、本地区、本单位急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除策划设计有关本校学科优势方向和领域作为研究的专栏外，还应特别关注民办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设计、开办相关栏目。

2．努力改变“千刊一面”的状态，积极探索开设问题栏目。民办高校不要与公办高校比，各民办高校之间也不要简单的模仿和攀比，办学术期刊必须走自己的路，切实从本单位、本地区实际出发，确定各自的内容重点和特色栏目。如《陕西国际经贸学院论坛》根据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实际，依托本校养生文化研究中心、医药学院等教学研究机构，关注养生养老，开设“养生文化研究”专栏，并依托珠宝学院等特色学科专业，开设“玉石文化研究”等专栏并多有创新，如能长期坚持，定会彰显学术特色和社会价值。另外，《西安思源学院学报》的“陈忠实研究”“白鹿论坛”、《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的“茶文化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的“黄河文明研究”“生态文明园地”、《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饮食文化研究”“中国—东盟发展研究”等栏目特色鲜明，并组发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但在栏目设置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陕西某民办高校学报某期刊发的研究思想的几篇论文，其选题、内容均不错，但栏目名称为“党建与思政”，范围太大、太泛，不符合专栏要求。另一学报某期刊发的3篇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论文，选题专深，却被分别安排在“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栏目内;其接下来的一期仍有《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及其障碍分析》等文，亦属“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却被安排在“经济学研究”栏目中，从而失掉了这些论文应有的新颖性及内容特色。

以(英)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1832-1917)和(英)詹•乔•弗雷泽(JamesFrazer,1854-1941)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从旅游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手里收集日记、传记等非欧见闻的二手民族志资料,在摇椅上写下了关于世界土著风俗文化研究的《原始文化》、《金枝》等洋洋巨著;①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1884-1942)以田野调查写就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②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研究范式;现代实验民族志企望通过田野实地考察催生“以他观我”,从田野观察的“浅描”(thindescription)走向格尔兹(CliffordGeertz,1923-)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给音乐学研究以极大的启示。   时而至今,伴随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欧美音乐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不断的实践,而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也在进行卷帙浩繁的音乐集成工种中探索和实践了民族音乐研究的经验和方法,这些新范式体现为逐渐出现的与音乐集成志书并行的现代音乐民族志上。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不揣浅陋,求教大家。   一、业余→科学→实验:人类学   民族志的序进历程   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异地人群见闻描写的著述,也是居于田野调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安生立命的看家本领。由于人类学家长期田野工作(fieldwork)被赋予书写,使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特有的学术活动而被普遍看好,成为人类学家成长不可或缺的标志。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如此重要,其间有一个不凡的发展演进过程,如高丙中教授所言,是由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再到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③。   业余民族志虽说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许多异文化见闻的游记和风俗的志书,但有用于人类学发展直接关联的并不是如中国的《山海经》、《蛮夷传》之类的典籍,而是来自于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奇闻轶事的记录。这些业余民族志书写是游历者随意和自发的兴起使然,有别于学者研究性的专业指归。适逢欧洲科学发展分门别类的机遇,有志于民族风俗研究学者对这些游记式的资料很为关注,泰勒和弗雷泽的杰出成就得益于这些资料的惠泽。为使业余民族志的书写更能够满足人类学家的需要,泰勒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为往返于殖民地的各种人士的写作民族志提供指导。完成人类学者需要的民族志实践是由马凌诺斯基完满实现的。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民族志”使人类学能够以科学的身份立足,对此,弗雷泽有高度肯定和评价④。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类学界对民族志这一知识生产载体和方法进行反思,即非欧传统文化以及非其历史传承文化能否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被客观描写。马凌诺斯基去世后出版了他对土著充满厌恶和对田野工作厌倦的日志《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记》(1967)⑤,给“科学民族志”当头一棒。而德里克•弗里曼(DerekFreeman)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结论截然相反的调查和研究⑥,加剧了人类学的危机,以及1978年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WadieSaid,1935-2003)发表《东方学》,⑦对人类学的声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使民族志客观描述的观念遭到怀疑,导致人类学理论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遭遇空前危机。   拯救人类学的是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就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1]格尔兹如同一个文化英雄,以其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和推动了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实验性写作,他于1972年发表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就是民族志革命性的实践。解释人类学以1973年出版《文化的解释》⑧中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和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⑨中的“地方性知识”(1ocalknowledge)为武器,拯救人类学界摇摇欲坠的严峻现实和民族志书写的表述危机,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反思和阐释推进的是民族志实验,如70年代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1972)、保罗•拉宾诺(Paul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1977年)和让-保罗•杜蒙特(Jean-PaulDu-mont)的《头人与我》(1978年)等作品。集中反映和总结这些实验作品的理论探讨是1986年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E.Marcus)与米开尔•M•J•费彻尔(MichaelM.J.Fischer)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乔治•E•马尔库斯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出版。⑩反思使科学民族志走下了神坛。探索和实验还没有结论,也很难会再有唯一的模式成为范本,因此探索和实验还具有合法性,还将继续进行。客观描写遭遇表述危机,传统的样式还因“部分真理”而继续,马尔库斯认为“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原有的民族与地方之调查领域,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2]客观描写已是不可能,解释就是必然的选择。音乐人类学的境况一同如此,乐谱文本(text)不能还原音乐本文(context)的尴尬现实,解释也将成为关于音乐的民族志的必然进路。   二、比较→描述→阐释:西方音乐   民族志的人类学步履民族志描写的对象是人,音乐学描写的对象是声音,而音乐民族志(MusicEthnography)的描写对象不仅是音乐,还“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AnthonySee-ger,1992)。可以说音乐民族志是民族志与音乐学的结合,是在田野工作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人类音乐活动全面的记录描述;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音乐文化的民族志。由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由“浅描”向“深描”的转变,音乐民族志也体现由音乐记写(“浅描”)向音乐阐释的“深描”强调。#p#分页标题#e#   西方音乐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传统,早期音乐民族志是来往于殖民地等海外的游记、日记和殖民档案资料里的音乐民俗记写。如同古典人类学利用民族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寻求人类社会规律的抱负,早期的音乐学研究也收集传教士、旅游者和殖民地档案民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伴随民族志学者的录音而有时音乐者也亲自披挂上阵,直接采录民俗声音,进行声音比较,以期归纳出人类音乐的普遍规律,因而产生研究音乐的学问———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1885年发表了埃利斯(A.J.Ellis,1814-1890)《论各民族的音阶》是比较音乐学开始的标志,奥地利音乐史学家阿德勒(Gui-doAdler,1855-1941)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正式提出“比较音乐学”概念,而真正实践“比较音乐学”的却是德国人。1900年,德国心理学家、音乐学家施通普夫同助手亚伯拉罕及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创立了“柏林人种学唱片档案馆”,对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在世界各地采录的数以百计的圆筒录音进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施通普夫的《暹罗的音体系及音乐》(1901)、霍恩博斯特尔与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1914)等等,使柏林大学成为当时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一战期间,比较音乐学学者沉浸在柏林大学的音响资料馆踌躇满志地研究音体系,马凌诺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的科学民族志方法,为比较音乐学转向田野起到启示作用。二战前后,许多欧洲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比较音乐学家流亡美国,特别是乔治•赫尔佐格(HerzogGeorge,1901-1983)1925年移居美国,投奔博厄斯门下,促使了源起于欧洲的比较音乐学与人类学在美国结合,使文化之研究音乐学成为新颖的学科方法。同时,柏林音响资料档案馆毁于二战,比较音乐家又到处逃亡,于是以博厄斯学派研究方法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研究逐渐为显学,简单录音和音乐记写的音乐学让位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音乐研究。   早期西方音乐民族志材料是航海发现和殖民远征时代对异国音乐缺乏概括的泛泛描述。启蒙时期的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对中国、波斯、瑞士等音乐的记谱和研究,到1914年斯特兰韦斯(A.H.FoxStrangways)对印度斯坦的音乐的整体研究,是民族志方法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应用。   1930年代后的欧美音乐研究关注了自然民族和族群,以参与体验的方式去获得第一手的民族音乐材料,使人类学与音乐学结合,产生赫尔佐格《尤马族的音乐风格》(1928)及其弟子内特尔(Bruno•Nettl,1930~)《北美印地安人的音乐风格》(1954)等著作。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950年出版《民族音乐学》一书,提出用“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取代Comparati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标志着学科发展转型的新阶段。由于切合当时音乐学以原始民族和族群的音乐文化为关注的实际,渐为学界接受和认可。这种以民族文化整体关照为视角的音乐研究的思路和实践,导致1964年出版了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andMethodinEthnomusicology)和梅里亚姆(Alanp.Merriam.1923-1980)的《音乐人类学》(TheAn-thropologofMusic)两部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引领了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继承了赫尔佐格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衣钵对孔斯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提出的进一步规范和阐释,把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拓展到“无文字社会、亚洲和非洲高文化音乐及民俗音乐”;而梅里亚姆则高举人类学音乐研究的大旗,在《音乐人类学》(1964)及随后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进一步把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民族(族群)的层面提高到人类文化的高度,有意强调了“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中应有的音乐人类学(TheAnthropologofMusic)研究的文化旨意。1950年代以来,作为孔斯特高徒的美国音乐学家胡德(MantleHood,1918-)强调“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和参与观察,兼顾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平衡。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亦步亦趋的跟随人类学的脚步,由于从事音乐研究的特殊人类学家和特殊音乐学家的特殊知识背景和特殊方法好恶,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和风格的分化和融合显得非常的复杂多样。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类学方法合理论受到怀疑,民族音乐学也在思考学科方法上谨小慎微,从“比较音乐学”(1885)到“民族音乐学”(1950)再到“音乐人类学”(1964),表征着学科发展的比较(Comparison)→民族(Ethno)→文化(Culture)三个阶段,○11体现着从注重比较到注重描述再到注重阐释方法的转变。但小心谨慎地记录着“他者”音乐,力图客观地描写独特族群或区域音乐文化的“民族志报告”。一方面既是虔诚地效仿着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路径,另一方面又是在诚惶诚恐地力避科学民族志的覆辙。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拯救了人类学的危机,也给民族音乐学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   虽然说影响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也应此形成繁复多样的研究群体和莫衷一是的方法实践。但是,描述(“浅描”)与阐释(“深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方法话语。1970年代的人类学界在反思和拯救,找到了突围的阐释学方法;而197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界也在思考,于是有了内特尔和梅里亚姆等对于学科对象和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如梅里亚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理论的观察》“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和内特尔《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方法》对“田野”概念和研究领域的探讨,○12激励了198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步发展。不但学科呈现多样化,音乐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民俗音乐,而且音乐教育家和非欧音乐表演家及一些民间音乐风格作曲家也加入到了这个“民族音乐学”队伍中来。1989年社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期发表致民族音乐学C•西格尔(ChalesSeeger)的信,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上的一切音乐”,[3]体现了非“民族音乐学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也表达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宏大抱负。#p#分页标题#e#   1980年代1990年代是阐释音乐的民族志蓬勃发展的时代,也启发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1978年[美]保罗•伯利纳(PaulBerliner)出版《姆比拉之魂》,被称为音乐民族志的范本。斯蒂芬•费尔德(StephenFeld)1982年的《作为象征体系的声音:卡鲁利人的鼓》和1984年关于卡巴布亚—新几内亚鲁利人音乐民族志的《声音构造即如社会构造》,○131987年安东尼•西格(AnthonySeeger)的《苏雅人为何歌唱》,○14以及1990年[日]三口修出版《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新论》,○15俨然是关于音乐文化的经典人类学民族志。至此,音乐民族志的著述基于描写、注重解释已是重要特征。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从比较音乐学的音体系关注,到注重客观描写(浅描)的人类学民族志实践,再到强调阐释的人类学方法的音乐民族志追求,以文化阐释(深描)为重要价值取向的现代音乐民族志就成为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模式。   三、方志集成→音乐民族志: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转型   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来说,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舶来品。1920年代初北京大学创办的《音乐杂志》发表了早年留学日、德的萧友梅(1884-1940)、王露(1878-1921)等关于比较音乐学的文章;1927年王光祈(1892-1936)入柏林大学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音乐学家,是中国人正统接受比较音乐学的先行者。但是,直到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才标志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正式确立。南京会议以来的20多年里,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或因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理特点,或因结合传统方志的纪实要求,或因追寻人类学的现代路径等,研究风格异彩纷呈,或偏重传统的音乐本体,或在乎民族识别的视角,或指归人类文化的视野。   方志是我国传统记述地方地理文化的志书,西周的“采风”到19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民歌收集,着力点不在音乐上。1940年代陕北(如延安“民歌研究会”,1938)和国统区(如重庆“山歌社”,1945)才注意了对民歌音乐的收集和研究,○16传统方志性的民歌采风成果才开始从文学性的歌词开始转到音乐的记录上,也使地方民歌以选集(集成)的形式开始了方志性的整理。建国初期有了规模较大的音乐方志集成性质的工作,1950年对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即阿炳)的二胡曲、琵琶曲的传谱和演奏技艺进行采录、整理;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山西“河曲民歌”调查,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1956);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以及1956年至1964年,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这些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大面积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版了很多方志性的集成和研究介绍书籍,如常苏民《山西梆子音乐》(1954)、杨荫浏《苏南吹打》(1956)、贵州音乐家协会《侗族大歌》(1958)、《苗族民歌》(何芸、简其华等)、《西藏古典歌舞———囊玛》(毛继增,1960)等专著。这一时期的巨大成绩就是民歌、说唱戏曲和乐种曲目选编和地方歌舞的方志调查报告出版和发表。   过于深厚的民族音乐研究传统和始于1979年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的浩瀚工程,使得“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与集成方志的编撰和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任务方法相互纠葛,相伴相生,磕磕碰碰走过20多年的历史岁月,在2005年浩大的音乐集成工程终于划上一个记号,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编撰了音乐志书集成的分卷约有120多卷。音乐集成工作组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音乐田野调查,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而许多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也在音乐集成的工作中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周吉、买提肉孜等)、《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乌兰杰)、《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何洪、卢克刚、叶菁)、《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等乐志集成。其中伍国栋主编的《白族音乐志》就是我国传统方志编撰模式在音乐志书实践的典型代表。○17虽然集成志书工程在一定意义上挤压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但是,为编撰音乐集成的田野研究和音乐院所的田野调查也形成的一些小型的音乐民族志(文章),陆续在《中国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1990-1994)和《中国音乐年鉴》“民俗音乐实录”专栏(1991-)以及其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1993年领衔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实施拓展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空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1996)、《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邓光华,1997)等著作以及拓宽后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的组成篇章,○18已是大型音乐民族志(专著)。   当前我国的音乐民族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如“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项目中的系列民族志专著成果;另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中的实验民族志,如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和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沈恰《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杨殿斛《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等主题民族志。特别是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俨然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叙述研究对象,一反全知全能第三人称的隐身叙述,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我”参与观察,加入口述纪实的内容,成功地择用叙事语体对繁碎的街头音乐(俗文化)进行研究,实为实验音乐民族志的典型代表。○19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音乐集成的调查与编纂。随着集成任务的完成,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目标就得很快从集成转移到民族音乐的深层次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民间民俗音乐,也要关注城市大众的通俗音乐活动。我们不再耗费精力去论争“Ethnomu-sicology”是称为“民族音乐学”还是称为“音乐人类学”好,正如本学科1885年原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由于学科的方法拓展和学科旨趣的嬗变,到1950年人们开始接受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如若过去些年月,我国民族音乐研究逐渐从民族的视角走向族群和人群视角的时候,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不管是Ethnomusicology还是MusicalAnthropology)。毕竟,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97学科目录”始设“人类学”,而“民族学”在在中国盘根错节发展中赋予了民族政策意识而具有特殊地位。#p#分页标题#e#   当前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谱系不同和切入视角的喜好,可以并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名称,但借鉴人类学从“浅描”到“深描”的阐释人类学的方法逐渐等到学界认可而广泛地应用到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之中。体现对音乐民族志思考的集大成者是专著《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的出版。○20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得益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示,而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汲取人类学民族志的给养,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跟随人类学的发展而具有相似的阶段特征。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来说,西方比较音乐学(阿德勒,1885)、民族音乐学(孔斯特,1950)和音乐人类学(梅里亚姆,1964)在百年里的历时发展中积累的理论和方法,在20多年里共时平面的呈现;加上我国方志编纂的音乐集成任务使然,使我国从1980年到现在的民族音乐研究方法和风格相互交织,多样共存,有偏重形态方面的比较分析和集成志书,有关注民族身份的音乐系统介绍和分析,有注重音乐与相关文化的深层探究。对于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有集成志书的编纂,又有科学民族志风格的著作,还有实验民族志的探索。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发展,适合于研究者各自课题需要和个人风格的音乐民族志会异彩纷呈,把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建设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