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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婷婷 叶文振 单位：厦门大学 福建江夏学院
女性学理论体系是女性学的重要知识内核和学科支撑。要推动女性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系统梳理近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首先介绍2006年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女性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收获，然后在评价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建设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对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收获
女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三大主要基础理论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下面我们将分流派概述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研究近5年来的主要学术产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女问题上的运用，该理论较为强调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的作用，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只有参加社会公共生产劳动、消灭私有制，妇女才能得以解放。在社会主义中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妇女理论依然是近年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重心。5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妇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理论与历史经验。对此，部分学者对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妇女解放思想给予了学术关注，比如单孝虹通过剖析关于妇女运动的一些思想和论述，指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1］。在这一领域，还有不少学者通过考察共产党的各项决议和文件，解读了党的妇女运动方针和历史贡献。女性学教授韩贺南着重研读了中共首部妇女运动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关于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关系的基本观点以及支撑这一观点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最后为我们勾画出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这一基本命题的理论体系［2］。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党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的历史沿革和积极作用，《中国妇运》期刊还特别开辟了《党的妇女工作90年》专栏，其中学者于念在《从四个决议案看党成立初期妇女运动方针的基本思想》一文中，除了关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还对三大、四大和六大先后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中的精神做了精辟的阐述［3］。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探索。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产出了大量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论著［4］［5］［6］［7］，提出应吸纳社会性别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众多实现马克思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路径［8］。另一方面，充实和完善较具中国特色的女性学理论———性别和谐理论的内涵也依然是部分研究者学术努力的重要方向。性别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内容和内在要求的见解，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9］［10］。关于性别和谐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方面，叶文振认为性别和谐是一种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性别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是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我国的性别和谐程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性别意识、妇联的组织作为、性别文化与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11］。学者们进一步就如何促进性别和谐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大多认为应通过国家政府、各级妇联、社会舆论、两性人口等多方联动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性别关系［11］［12］［13］［14］。
在国外，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现代主义视野对传统马克思妇女理论的规范性形态进行破译和创新仍然是西方学者的学术工作重点，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妇女公共生产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应对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一些新的妇女问题，西方学界不断地借鉴、批判及自我批判。在妇女劳动与妇女解放问题上，有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异议，不赞成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制并将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终止的观点［15］。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争论后达成的共识，例如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一、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观点，部分研究者声称，这场争论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妇女做家务，而不是男性或一些其他类型的人们充当处于从属和受剥削地位的家务劳动者［16］，事实上，性别分工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对于妇女的状况和家庭领域有必要做更仔细的分析［17］。另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忽视了受资本家霸权支配的无产阶级中也有性别区分［18］，没有注意到在家中受丈夫奴役的妇女走出家庭后，在工厂中也得不到平等对待的事实［19］。
第二，阶级分析和去阶级化的女性观争论。后现代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研究中表现出的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采用了空洞与格式化的语言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两种理论倾向，反对单纯从经济决定因素和阶级分析出发阐述妇女问题，认为应诉诸于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微观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妇女压迫主题［20］。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们强调一种反阶级论的女性观，力图摆脱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纯经济分析，并试图把性别问题从阶级分析中分离出来，放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私人的和非政治的生活领域中进行考察。持另一种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去阶级化的微观分析回避了资本主义女性压迫的阶级实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阶级分析，因此有可能导致一种否认集体主义行动和瓦解政治斗志的相对论和个性化的简化论［21］，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微观文化抗争只有融入具有阶级力量和结构地位的当代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性力量［22］［23］。
(二)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流派是理论分支最多的一个基础理论流派，各分支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上观点各异，有的注重生理因素，有的注重心理因素，有的注重经济因素，有的注重文化因素等，但是，它们都以女性经验为研究来源，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政治目标。近5年来的国内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编译和提炼西方女性主义原著和思想。在经典原著部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1550～1720年》［24］、波伏娃的《第二性》［25］等西方女性主义的学术典范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此外，一些学者则致力于译介较为新近的西方论著，如中央编译局江洋编译了英国吉莲•豪伊著述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该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女权主义教规化潮流中，有哪些内容被包含进来，有哪些内容被删节，有哪些内容被抹掉［26］;宋素凤评介了佩吉•麦克拉肯主编的《女权主义理论读本》［27］，此读本收录了诸多女性主义文本范例，涵盖了女权主义的重要议题，所跨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法律学、精神分析学、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与政治学。在阅读了大量女性主义西文文献后，部分学人还梳理和介绍了如“赛博(cyber)女性主义”［28］、“全球女权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29］等西方较为新兴的女权主义流派的主要理论思想。第二，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思考。为回应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跨学科的女性研究不断繁荣。在伦理教育方面，高德胜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视野入手，呼吁重建道德教育大厦，使道德教育的核心概念包容女性气质［30］。敬少丽进一步审视和分析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科与专业分类中的性别倾向和价值分层问题［31］。在政治哲学领域，付翠莲则就女权主义对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中正义理论的批判这一话题展开探讨，认为女权主义通过挑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揭示其正义论忽视女性的内涵，从而表达了女权主义的正义诉求［32］。在文学艺术界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热闹景象，一些文艺学的硕博士生也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毕业学位论文进行研究［33］［34］。反观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林树明撰文对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存在着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分重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信息大量重复、批评的“文学性”学术品味不足等缺陷［35］。#p#分页标题#e#
相对比来看，国外女权主义流派这几年的进展更快，并大致呈现出两条发展主线:
第一，种族和性向等差异问题。西方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像从前那样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讨论妇女问题已变得不再适宜了，所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主题多样、殊异观点共存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种族问题始终是近来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大量女性研究的文献与学术成果围绕种族问题展开，大多认为种族不平等状况依然严重，并且有批评控诉女权主义内部也存在种族歧视，一些女权主义领导人不是忽视黑人妇女，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黑人［36］［37］。并且这类控诉并非一般的感性话语，大多都建立在实证材料或数据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学者们通过实证调查资料的收集，分析了女性在婚姻、教育等诸多方面权利的种族差异［38］［39］。其次，随着西方同性恋(homosexual)人数的逐渐增加，女性同性恋(lesbian)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异性恋和女同性恋者的身心情况的比较研究结果指出，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上都比异性恋者有更大的风险，企图自杀的人更多［40］［41］［42］。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逐渐深入对西方国家女性同性恋家庭的生育要求以及女性同性恋家庭中的孩子成长等方面的研究［43］。
第二，全球化、跨国主义中的性别议题。近年来，超越国家边界的妇女问题迅速攀升，区域、跨国及全球发展过程中的性别理论和现实问题已然成为国际妇女研究关注的主要前沿议题之一。全球女性主义的成果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进行。首先，是诸如贫困、生育、性等一些全球姐妹面对的共同问题，女权主义者们倡导应强调全球妇女政治经济权利的整体发展，并兼顾全球妇女在家庭、工作、民族等方面的多重公民身份［44］。其次，有人坚称，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比皆是，性别压迫与阶级、国家和种族的压迫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背景下不平等的劳工制度及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妇女的剥削就是一例［45］［46］。在女性主义从地方逐渐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也变得日益跨国化，有学者断言，未来就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女性主义研究的时代，妇女研究者们特别是妇女自身应站在全球发展的新高度上，来开拓全球女性主义的新视野［47］。
(三)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强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的建构作用。近些年，社会性别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性别分析大有成为女性研究主流的趋势。国内2006年以来的社会性别理论相关研究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纯理论上的探讨。李叔君等从“秩序”问题入手，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逻辑辨析，力争从凸显出来的问题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空间［48］。同年，李叔君基于现代性与社会性别理论相融合的路径，从政治权力、财富以及文化三条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49］。还有一些研究者则以“社会性别”概念为线索，对国内国际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和嬗变进行了大致的勾勒［50］［51］。国内学界在对社会性别的理论评价方面褒贬不一，但大多数都还是对社会性别理论持积极态度，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推动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发展和男女关系的根本改善［52］，以性别研究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和解构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是妇女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社会性别理论并非完美无缺，李晓光博士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它的局限性:社会性别理论试着建构一个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话语理论，一不小心可能会陷入一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泥潭;而且社会性别理论如果过分执著于性别的视角，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视野的狭小与盲区的出现［53］。第二，积极引进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在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者不仅致力于理论的探究，也积极把社会性别理论运用于各种现实社会现象和社会政策的分析中。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学者们关注并深刻分析了诸如农村女性家庭地位［54］、“剩女”现象［55］等社会热点问题。现象分析之外，女性学者们还力图对公共政策法规提出完善建议。鲍静总结了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必要性，并探讨了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所面临的本土化和主流化问题［56］。李红则在分析了现存社会政策中的性别不平等特点后，具体探究了制定丈夫休产假的法律条文、男女同龄退休制度等把社会性别平等理论镶嵌在社会政策之中的有效策略［57］。针对特殊全体“女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就业状况，专家们也纷纷提出如对领导干部尤其是男干部进行性别意识培训［58］、在农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及特色经济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就地顺利转移［59］等各种带有社会性别理论内涵的政策建议。从世界范围内看，近年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关男性气概的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妇女生活与经验得到了相对详尽的研究，所以西方学术界对发展男性气质等男性研究的兴趣开始日益浓厚。康奈尔(RaewynConnell)作为当今世界在此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其研究集中体现了男性气概方面的最新成果。康奈尔在其代表作《性别与权力》一书中就指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都是在社会性别秩序下的包括生产、权力和情感的三重关系下建构起来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是相互影响而存在的，社会性别研究不能忽视男性气概，因为针对男性气概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妇女研究及女性地位的改善［60］。在最近的研究中，康奈尔继续在全球框架内考察了殖民贸易、全球市场等经济重建进程是怎样间接影响和塑造了当代西方男性气概的，而这些又是如何影响了女性特质的建构，他认为社会的、性别外部的原因均会引起性别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单是男性气概被重构，女子气质也被重构［61］。在相对微观的领域里，康奈尔还对体育教育和男孩阳刚气概建设［62］、变性人的人生［63］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第二，关注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随着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渠道的迅速扩大以及外籍华裔学者人数的大幅度增加，西方社会部分学者开始把研究主题转向中国多样社会性别的构成过程、妇女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64］。与早期对中国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国外中国女性研究的主题更加广泛，基于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有所增加，政治立场相对客观。近5年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妇女研究还涉及身在国外的华人女性，例如对新时期的女华裔留学生的关注就是一个例子，研究者通过对20名华人女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来研究她们的社会适应和心理调适情况［65］，以期加深教育者对这些女生的了解，从而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做出贡献。西方学者在中国妇女问题方面的另一个学术关注焦点就是对中国流动妇女、工厂女工等弱势妇女群体进行研究［66］，并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批判发展到“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分析阶段，即在分析性别问题的同时要与对象的如阶级、种族、地域等多重社会身份结合起来分析［67］。#p#分页标题#e#
二、近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
追寻5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演进脉络，不难发现，女性学理论研究在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跨学科性逐渐增强，但“理论预设”的痕迹过于突出。5年来，女性学研究的各学科分支不断深入拓展，为女性学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而且是多元的理论内涵。这些女性学学者的专业背景是多样化的，她们来自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她们以女性学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既有学问并将各自专业的最新理论信息带入女性学的研究。此外，女性学学科建设对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的渴求与吸纳，也使得所有能为女性学研究所用的资源集中起来，进一步促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现象。但这期间，很多女性学者急于从新的角度、依据女性学理论和视角对原有学科问题进行阐释与分析，得出与此前不同的结论和研究成果，因而很多的著述中都出现了一种高度相同的倾向: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断章取义，挑出文本中有利的片面例子，然后使之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理论研究的僵化。
第二，实证支撑不断丰富，但存在将社会性别分析夸大化的倾向。多年来，我们在作为基础理论源泉的社会实证层面上的研究硕果累累，对于许多具体的妇女问题探讨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许多以前被遗忘或者容易忽视的问题也都被纳入到了女性学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语言、同性恋到文化、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女性学研究无所不在的目光。但若将这些成果分类，不难发现，在理论的实证支撑方面，很多成果都采用了女性学理论中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可以说，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立足于学术之林的重要砝码之一，它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为学科之间的交流建构起一个以社会性别分析为支撑的平台。但是，应特别注意和警惕的是，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妇女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然而又不能给予很恰切的论证，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倾向并不利于女性学理论的继续前行。
第三，多元综合趋势明显，但没能从根本上克服简单糅合的弊端。在各国妇女理论研究的不断交流和有机融会中，女性学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形成彼此交错、相互交织的局面，流派与流派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以上三种女性学理论的基础理论范式在表述与行动取向上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当前的实际研究中却没有那么径渭分明的界限，并开始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与此同时，很多学术产出渗透了多学派的理论观点和视角，很难说它们单纯地属于哪个理论派系的研究成果，只是鉴于不同地理与历史情境下妇女发展的复杂性，研究者们各取所需，对理论的应用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但该多元理论综合仍然以西方社会为中心，仍然停留在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糅合在一起的阶段，而没有在对不同流派观点的全面理解与概念创新之上努力实现研究范式层面的系统整合，缺乏理论深度和应有的超越与创新，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女性学理论研究的重复和老套。
三、女性学理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5年来，国内外女性学理论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理论意识和学术取向在相当程度上都有所更新，产生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著述。但从世界范围内看，不可否认，中国的女性学理论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依然略显逊色与滞后。为了加快女性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促使中国女性学学科的真正成熟，在审视和对比西方女性学理论近年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促进学术队伍和研究对象的性别多元化。在目前国内女性学理论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女性学者占主导地位，男性研究人员少而又少。性别因素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研究者对问题的看法，但这种出自不同性别主体的感受对认识和理解女性的内涵，增进不同性别之间的相互沟通，创造良好的女性学理论发展环境和氛围，是必要而有益的。因为男性学者对问题的研究从表面上看是与女性相对的男性视角，但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与女性研究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目前把女性学研究视为女性专利的现象，会在无形中缩小和削弱学术队伍和研究力量。为此，需要呼吁更多的男性研究者对女性学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给予关注和参与。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影响女性特质建构的男性气概，在这一领域，国外学界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反观当今中国，关于男性气质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比较匮乏。在今后的女性学理论研究中，男女双方均要坚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即使难免有一些性别偏见掺杂其间，也可以寻求在广泛的相互对话与真诚交流中加以磨合，达成超越性别视角的共识。
第二，在中国女性学学者中倡导学派意识。毋庸置疑，近年来，女性学理论研究在新的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中国女性学研究在五花八门的西方女性理论学说的挑战面前，缺乏应有的回应能力与整合消化能力，大多都是对西方女性学理论零碎的、去脉络化的跟随和引用，或者反之高呼以本土化代替西方化的教条主义批判，缺乏提炼、概括到理论高度的能力。尽管学术界经过多年的探索，提出了性别和谐理论，但是看似很有理论市场的性别和谐理论，由于大多研究者将它作为政治主张束之高阁，缺乏理论创新与拓展的勇气，因此其内部分支相对单一，在国际学术推动方面收获甚微。其实要推动中国女性学理论的深度构建，很有必要倡导学派意识，形成各学派相互探讨与碰撞的学术氛围，也只有这样，性别和谐理论等理论创新才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可能。当然，理论创新是个难点，即便是在对西方女性学理论的借鉴与学习上，也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发掘每一种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各种限制性因素，去探索形成不同理论分支的动力机制，再从中找寻基于本土的理论源泉来指导社会实践，这才是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学理论本土化的一种路径。
第三，强化理论研究的合作精神和全球视野。西方女性学理论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者们的共同参与和交流合作。但上述的回顾显示，在我国，女性学学者们合作的作品相对少见，但独立一方、单枪匹马的学术努力却到处可见。其实，相对比来看，团队意识、合作意愿更能促使大家彼此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前进，是女性学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所以要发挥女性学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的引导作用，选择那些能牵动全局发展的基本理论课题，以课题组织队伍，广泛开展国内学者甚至是中外学者间的合作研究，围绕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集体攻关，不断推进女性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再也难以在民族国家、地方社区的层次上进行封闭式的研究，无论是否接受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女性学家们都不能不考虑这个全球化的因素。我国女性学理论研究者不应该将学术视野还继续局限在国内和若干年前的西方研究，更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加及时地跟踪、吸收、反思全球的女性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而也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立场出发，用自己具有开放视角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女性学学科构建与理论发展中发出我们的声音和做出应有的贡献。#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