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工业论文范例

为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拓宽学生知识面和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该研究室于2001开始，率先在四川大学进行了中国酒及酒文化系列课程的建设和教学实践，从课程开设以来到目前为止，累计选课人数已达数千人，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和好评，在拓展加深学生的专业知识、促进就业以及为酿酒行业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提高教学水平和结合行业实际需求，我们积极联合省内外酿酒企业参与教学实践，在校企联合培养专业人才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 酿酒行业背景、专业教学状况和合作企业介绍

酿酒行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酿酒行业获得了迅猛发展。2011年我国的白酒产量已突破一千万吨，啤酒产量接近五千万吨，其他各酒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酿酒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在迅速增加，尤其是白酒等传统酒类的生产，历来以经验操作为主，随着行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迫切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本课程组所依托的四川大学生态食品与生物技术研究室，长期以来与省内外许多有影响的酿酒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如茅台集团的浓香白酒酿造基地习酒公司、拥有“沱牌曲酒”和“舍得”等名酒品牌、在全国首开“生态酿酒”先河的沱牌公司，以及拥有“水井街酒坊遗址”文物和“水井坊”品牌的水井坊公司；此外，一些其他酒类的知名品牌如“金威啤酒”等也在成都建有大型生产基地。各具特色的代表性酿酒企业，为校企联合培养专业人才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2 校企联合培养酿酒专业人才的意义

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是让企业参与学生的培养工作，实现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产业发展、企业生产的互动和无缝链接。对于酿酒专业方向的教学来说，实施校企联合有助于专业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的结合，不仅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能够很好地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通过产学研结合、采用现代科学阐释酿酒企业的传统操作经验，可以使企业实际生产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得到分析、总结和提高。此外，对于培养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实力，以及建立起学生和用人企业之间的联络渠道等各方面都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3 校企联合培养酿酒专业人才的探索

为提高我校酿酒专业方向的教学水平，我们在教学计划、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校企联合的尝试。

摘要：

目前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意愿较高，但交易额不高，主要原因就是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感知。在文献基础上，探讨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的感知风险维度，有产品性能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时间风险及服务风险；并据此提出促进生鲜农产品网上销售的营销策略，如提供信息内容、塑造特色品牌、创新销售模式、完善标准体系、冷链物流支持。

关键词：

生鲜农产品；感知风险；网络营销

随着舌尖上美食的热播，网上掀起了购买农产品的浪潮。除天猫、京东商城、苏宁云商、亚马逊等电商巨头纷纷涉足生鲜领域外，还涌现了如本来生活网、顺丰优选、天天果园、沱沱工社以及1号店、我买网等专业生鲜农产品网站。据阿里研究院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2013）》显示，在淘宝（包含天猫）上，生鲜类目（即水产肉类、新鲜果蔬及熟食）增长率最快，2012年增长99%，2013年增速达到194.58%，生鲜类成为2013年农产品电子商务行业热点。生鲜类农产品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需求量大，但从2014年网上总销售种类来看，生鲜类仅占16.95%［1］。频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使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急速下降。目前，生鲜农产品网上销量不高，除了客观上冷链物流条件限制外，其次就在于网络环境下消费者面临更高的风险感知。根据消费者行为学中的感知风险理论，消费者购买时犹豫不前是因为感知风险的存在，故有必要从感知风险角度，探讨消费者网购生鲜农产品时的感知风险维度，并据此提出网络营销策略以进一步促进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一、理论回顾

1960年Bauer首次将感知风险引入到消费者行为学研究，他认为，消费者的任何购买行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发生会带来损失，因此消费者的任何购买行为都面临着风险；同时强调这种“风险”是消费者主观感知的风险，不同于客观的风险，但也正是这种主观风险刺激消费者行为的发生［2］。1967年，Cunningham认为感知风险包含两个要素［3］：（1）消费者对不利后果发生主观感觉的不确定性；（2）后果，不确定性发生后，消费者主观感觉后果的危害性。之后很多学者参与进来，并逐渐形成目前广泛接受的感知风险6纬度理论，即财务风险、性能风险、身体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和时间风险。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将感知风险理论运用到网上购物环境下，试图寻找阻碍网上购物发展的原因，并认为：受购买方式的影响，网络环境下由于不能亲身观察商品，所以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感知更高的风险；同时，也同样面临以上6种类型的感知风险［4］。Forsythe和Shi（2003）［5］认为“网上购物感知风险”是指个体对某项网上购物活动主观感知的不确定性和损失大小，并且这种风险感知伴随整个网上购买决策过程的始末；同时研究了财物风险、产品性能风险、心理风险及时间风险及其对网上惠顾行为的影响。井淼（2006）［6］对中国本土消费者网上购物的感知风险维度进行测量，在传统的6种风险外，增加了隐私风险和服务风险。国内研究还显示，产品性能风险和商家服务风险是影响消费者网上购物最重要的两个风险［7］。

一、从越轨社会学到青年亚文化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反社会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第一篇

一、移植与“三生教育”精神有内在契合的教学模式，使语文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

（一）具有“大容量、立体式、快节奏”特点，主要包括“预习、展示”两大环节

1.预习

预习是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积极参与展示、交流、提问、补充的基础。教师首先根据教学内容，围绕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制定出以问题为生成形式，有利于引导学生自学、思考、探究，并且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预习提纲。学生根据预习提纲，从教师提供的问题入手，采取查阅资料、独立思考、小组合作等多种手段自学，使大部分问题在自学中得到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求学生有意识地把它记在预习笔记中。

2.展示

就是让学生到黑板上展现、交流自学成果的过程。其他同学可以边分享边进行补充、交流，每个学生都可以毫不拘束地交流，不必申请便可发言或上台讲解。学生只要有勇气上讲台，展示得有水平，分析得有道理，就会赢得师生的尊重甚至掌声，哪怕展示的不够圆满，也不会受到讥笑与嘲讽，而只会得到宽容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