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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宽红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在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里,从认识“船坚炮利”到“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在生存论语境下展开的。它倾向于经验性常识认知,这种图示下生成的知识样态凸显出人与现实生活的维度,具有朴素的经验主义性质,与“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思维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科学传播成为全社会所共同关注的议题下,探讨公众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于科学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基本价值取向:优先关注实用和效用
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进程,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样态与人的生命活动不可分离,侧重于常识生活的实践行为,尤其是在人的生活视野里获得体现,生成的科学知识存在于人的生活土壤之中,是一种生存论语境下对生活本身、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探究活动。循着这条思路,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与所谓的“生活科学”的认识论视域是密切相连的,生存论的思维语境与“生活科学”的范畴是考察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的背景性因素,这是我们探究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的前提和出发点。从总体而言,我国公众科学知识主要源自于人的生活世界,倾向于常识性的经验认知,诉求于人的生存志趣,具有生存论范式下的意蕴。例如,“DN“A这个术语被广为人知,更多是因为与人的生命遗传问题息息相关,六六六(HCH)、滴滴涕(DDT)的知识则源自于农药对人身体的危害等等。因此,我国公众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反映了一种生存论视野下的“前科学”状况,对应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的知识状况,体现了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元科学”阶段,或者说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阶段,是对科学来源的一种基本探索。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样态主要源自于生活实践中的日常经验,或者说是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而生成的,与人的生命现象不可分离,展现了人之现实生活的内涵。
生存论这一范式使得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样态与“生活科学”①的认识论视域紧密相连。“生活科学”这一概念就是根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而提出的。而“生活科学,则是基于人们现实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生活科学所表现出的特征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工具理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②可见“,生活科学”主要是围绕人的生活经验而展开,关涉到常识中感性直观的内容以及社会知识。例如,从科学观点理解程度的国际对比上看,中国公众在“吸烟会导致肺癌”、“地球围绕太阳转”等问题上,其测试数据明显高于他国水平;从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上看,与美国、日本的公众相比,我国公众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达到了75%,而对于当代医学科学前沿高深复杂的进展还不是很关注。③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科学概念理解力较高,而对那些远离日常生活、较多涉及学院科学原理与现代高科技、需要阅读较多书籍和报刊等才能知道的问题,理解程度就很低了。
由此可见,我国公众身上表征出来的这种具有“生活科学“意蕴的知识样态实际上就是在生存论语境下展开的,这一范式使得公众理解和诠释科学的方式往往侧重于常识的生存论视域,与经验性认知内容密切相连,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活动中,其关注重点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世界,诉求于生存的旨趣,并不断地显现在人们常识行为中。基于生存论语境以及“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思维视野,我国公众形成了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工具性价值取向,即优先注重实用和效用,倾向于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价值,这种工具性价值的目标是以服务于人的生活事务为主,与如何改变生活环境等直接效应密切相关。如此一来,就使得知识的功能在于满足公众自身之主观性需要的诉求旨趣。例如,就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建设的目标来说,从早期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现阶段的“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都深刻体现着这种实用工具性价值的优先地位。
这种注重实用和效用的工具性价值思路也渗透到了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与价值目标中。也就是说,在公众科学意识、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与科学素养等方面,都彰显出了优先注重实用和效用的工具性价值倾向。在这样的语境下,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评价来说,如果科学能够对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有用或有效,那么科学知识就是实用的、有益的,其功能就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和应用。自然,公众就能够去认同它、接受它。反之,不管它是如何精致、如何精确,公众则会忽视它,不轻易去认同它,其功能当然就不能体现和实现。
二、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与科学传播的关系
通过对我国公众科学知识之基本价值取向的分析,引发我们对科学传播问题的思考。关于我国公众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就公众作为科学传播的主要对象这个维度而言,公众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对于科学传播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在这个问题上,LeslieA.Olsen和ThomasN.Huckin指出:“界定公众状况,通晓他们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们的兴趣需要乃是知识传播者所具备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因为它决定着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提供给他们,怎样去描述这些信息。”④从宽泛意义上说,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是实践科学传播的前提条件,关涉到了科学传播的功效,甚至影响并决定着科学传播能否顺利实施和完成;另一方面,建构在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之上的科学传播也在影响、改造、塑造着公众的价值取向。因此,科学传播如同一个转换器,通过这个路径和渠道,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两者作为交互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互动。
由于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是在生存论语境和“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思维视域下发生的,而这种生存论语境和“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这种文化底蕴语境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不可分离。所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的形成,因而这种价值取向也表征了文化的强大渗透功能。就此而言,公众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可发挥一种文化动力源功能,对科学传播起着引领效应。这是我们实践科学传播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成为影响和促进公众主动参与科学传播的深层力量,推动着科学传播的开展和深化。建立在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上的科学传播如同一个转换器,通过这个转换器,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自身也会发生变化。有效的科学传播不仅有利于克服知识发展中的“瓶颈效应”,同时通过其对公众知识价值取向的改造和渗透,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被更新,走向现代性生成之路。其思路是:在其发生效率的过程中,能够引导公众对科学技术作出某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置换原有的价值旨趣,如直观性和朴素性等等,介入到科学、技术以及工程的理性思维中。借助于有效的科学传播,在改造公众对知识的价值取向之情境中,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选择朝着传播者预定的目标演变,公众科学素养的内容、性质和总量获得扩展,引发公众科学样态随之变化,从素朴思维走向精致思维。由此,公众对科学的价值旨趣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公众对科学的认同感加强,科学素质获得提升。由于科学传播改造了公众原有知识的价值取向模式,促使公众科学知识样态发生置换,提升了公众的知识水平。#p#分页标题#e#
由此就使得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并介入到科学中,推动知识生产的创新和发展。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科学源自于人的常识性认知,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哲学家杜威曾指出:“科学探究总是始于我们日常生活所经验到的环境,总是始于我们所看见、操作、使用、享受和痛苦的东西。”⑤科学的目的与直接的实用价值紧密相连。进一步说,科学目的与公众的工具性价值诉求是不可分离的,如齐曼所言的:“在考虑科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时,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⑥在这种意义上,公众生存的价值诉求推动着科学的繁荣和进步,民本、民生问题不仅成为推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同时也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之一。只有使知识的生产方向、规模与目标符合于民本、民生问题,才能提升科学生产的原创力,增强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效率,促进知识的应用。
因此,公众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经过科学传播这个“转换器”的改造,科学素养不仅得到了提升,公众的知识样态也被更新,而且还促进了公众对知识的理解、认同与运用,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实现,使科技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公众,实现科技发展造福于人的福祉目的,由此来克服知识发展转折点上的“瓶颈效应”,推动科学生产在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三、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传播模式
在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传播体现为相依相存,互促互动的关系,对实践有效的科学传播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在具体的科学传播实践中,应考虑和重视我国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的现状,应用到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法制构架、管理模式以及行为规范等系统设计中,创造和形成一个以公众价值取向为核心的科学传播文化情境。换言之,与科学传播事业相关的所有环节和过程都应形成一个以该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系统。只有建构渗透着这种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科学传播系统,才能调动公众参与科学的积极性、能动性,发扬公众参与科学的自主精神,籍此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乃至国民的知识素质。
首先,以“生活科学”的价值取向为本,建构科学传播的情境模式。建构在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之上的情境模式是科学传播的切入点和归宿点。在此,情境是指进行科学传播的背景性环境性要素,即科学传播系统活动所发生的“背景性的环境条件”,这种背景性事件包括“公众责任心的复杂事件、正在变迁着的政治状况、根本利益动机的认知缺失等等”,⑧其核心指向公众效用工具性的价值取向,因为这种价值取向在科学传播中是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和文化动力源发挥其功能的,是科学传播情境的主要构成要素,即科学传播所发生的环境性背景事件是一个生存论与“生活科学”视野,蕴含着公众在优先关注实用和效用的工具性价值需求旨趣,由此生发出一个容纳我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综合在一起的整体性事件。情境模式不是单一的,一切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历史现象都纳入到科学传播情境之中,这是科学传播首先需要界定和认知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该情境模式不仅与我国传统文化习俗紧密相连,更与公众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的思维定式及其采取的行为等要素不可分离。因此,科学传播状况受到情境状况的制约和限制,这是我们进行科学传播的起点和归宿,这种情境模式乃是我们理解和实施科学传播的关键性因素。
情境模式引导着科学传播的开展和深化,促使公众与科学从自发走向自觉。情境模式建立意味着我们进行科学传播时,首先要考虑科学传播对象的基本特征———生活论语境下优先关注效用工具性价值的状况,其原因在于它是情境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视它为前提和基础,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传播。如果忽视它,科学传播系统的活动则会形成所谓的“缺失模型”,而单项交流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收获甚微。进一步说,无论是科学传播的内容,还是所应用的方法、手段、语言等一切环节和方面,都要以此为中心展开和深化,即在赋予公众新科学知识的时候,应优先考虑受众的接受状况。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公众的胃口”,促使公众从被动变成主动,自律性地与科学传播形成对称性互动关系,转变成科学传播系统内的主动积极对象。通过发挥公众这种价值选择的能动性,公众对科学传播的回应和反馈就会积极主动,整个科学传播系统情境则呈现出彼此互动的特征,受众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便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变。籍此,公众自身的科学知识样态获得了改造,对知识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置换,科学传播的结果和目标也能顺利实现和完成。
其次,以“生活科学”的价值取向为本,建构科学传播的实践模式。在这里,实践模式指的是科学传播功能实现过程中所应用的工具、手段、媒介等方面的总称,它是一种大规模、多元的、多层次的开放体系,涉及到科学传播中所应用的技能(科学传播的语言词汇、方法、手段等等)、媒体及其活动(科学传播所使用的教材、博物馆、电影电视等等)、对话与协商(受众对科学传播的反馈与回应)。作为科学传播所使用的具体可行手段和环节,它构成了科学传播的无形基础,体现为一种目的性活动。应该说,实践模式之目标在科学传播开始时,就已在传播者头脑里作为一种目的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通过这一模式,传播者将传播内容、信息等分阶段地向公众这个群体发散,传播者的传播目的变成了现实,由此重构和扩充了公众的科学结构、内容以及性质,实现了传播目的。实践模式以科学传播的情境模式为核心和主导,付诸实践、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目标的过程。通过实践模式的路径,科学传播才最终成为可能。如果说情境模式是科学传播系统活动的方向和归宿,那么实践模式则是科学传播系统目标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实践模式具有不可规约的意义,一方面使得公众自觉在科学传播中更新知识形态,接受新知识,提升科学素养。另一方面,又将科学知识带到公众这个群体内,有助于促进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应用。
作为改造公众科学样态、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基本手段,科学传播的实践模式表征着人类实践活动在科学传播层面上的开展。从科学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来说,其得以正常实现的前提在于是否符合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在于是否适应公众的价值诉求。因为实践模式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关系性存在方式,内涵着传播者与公众作为交互主体的互动关系。其过程是科学传播者自身活动引起,并调整和控制公众科学知识价值语境变换的过程。进一步说,科学传播者与公众之间要结成一定关系互动,以达成科学传播者的预期目标。既然要达到预期目的,必然联系着传播对象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内容,需要科学传播对象———公众的配合。而公众在这个环节内往往是“无知的”、“受动的”,受到自己原有思维方式支配和影响,仅仅按照自身价值取向模式,即自己的兴趣、态度、爱好等旨趣实施自己的行为。因此,符合和顺应公众原有的价值取向思路,满足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兴趣,乃是实践模式得以正常开展的基本诉求。如果实践模式远离公众知识价值取向思路,传播者势必会陷入“对牛弹琴”境地,其有效性不仅得不到保证,科学传播的目标也很难实现。#p#分页标题#e#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传播工作仍然以国家为主导,与发达国家的科学传播相比,国家在科学传播中投入的各种新技术、新手段、新媒介相对有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新技术的使用尽管发展很快,但仍然是有限的。低收入、欠缺的人力资本,以及很弱的竞争力、环境的变迁都会降低知识传播的效率。”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乃至国民知识素质的改善目的,我国科学传播实践模式更应符合中国国情,即建构在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之上,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所运用的各种传播技能手段、媒体活动等,都应围绕这个现实来开展。只有这样,才能顺应我们的现实,最大程度地激发并引导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藉此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乃至全民的知识素质,实现科学传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