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中传教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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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中传教士的意义

作者:云利英 单位:内蒙古集宁师范学院

洋务运动是晚清朝廷为了挽救自身灭亡的命运而采取的一场求强求富运动,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新式人才的培养成为必然,近代科学传播、科学教育因此也应用而生,洋务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洋务教育与近代科学传播

洋务教育是指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所办的官方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点。它的创办和建设冲击了陈旧的科举制度,影响了近代学制的建立,导致了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出现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什么是传教士?基督教16世纪发起的改革运动以后分裂为新教和旧教,新教是一个代表欧洲新型资产阶级利益的教派,它脱离罗马公教,成为今天的基督教,而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是近代基督教对华传教运动的主体,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活动,新教来华传教士在进行宗教布道的同时,还从事了积极的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革活动。本文所指的传教士是新教传教士。

什么是洋务教育?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洋务教育是指在19世纪60年代到1894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洋务派推行的、旨在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洋务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推行的一些教育措施。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等于洋务教育的终止和失败。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中所办的教育事业仍在继续,如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本源自京师同文馆,在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校管理上,都明显有洋务教育的特色,可以看成是洋务教育的产物。“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仍在指导着晚清的教育改革,张之洞作为后期洋务教育的代表积极参与清末新政的改革,制定《癸卯学制》,都明显的体现了洋务教育的基本精神[1]。洋务教育主要指洋务派的科学传播、科学教育活动。传教士在洋务教育中的作用巨大。

2新式学校的创立和发展

传教士最初是想利用教会学校来扩大影响,吸收教徒。随着中国近代科学的普及,学科学的思潮逐渐在社会上蓬勃发展,教会学校也逐渐以传播科学为主要任务,走向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发挥其作用。洋务运动时期,世人普遍对西学和新式教育产生强烈要求,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科学人才的培养所,以其卓有成效的效果吸引着当时欲以教育促进社会改革的中国人的眼光[2]。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比如一些教会学校从第一年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涉及微积分。后来新式学堂的典范———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中,也是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这份课程表从第四年开始讲授数学和代数学的知识,第五年讲格物,即物理以及一些自然知识,之后讲授《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等的偏难的数学知识,最后还有微积分、航海测算等内容。到第七、八年也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另一方面,教会学校还重视外语课程,以便促使学生熟读外文原版书籍,弥补中国近代汉译自然科学书籍的不足和内容缺陷,满足洋务事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为新式学堂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传教士在洋务教育时期发挥着西方教育引入者的作用。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适应外交和洋务的需要而设立的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附设于总理衙门。京师同文馆的开办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培养外语、外交人才;其二是引进西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WAP,1827—1916),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25年。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同文馆在近代中国的官方教育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培养出一批翻译家和外交家,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记载,在91位毕业离校生从事的职业中,在外交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27人,从事教育的有4人,在铁路等实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任职的20人。由此可见,这批优秀人才的涌现在中国近代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达到了洋务教育的办学初衷。

3缓解近代科学教育的师资紧缺

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除去其教士的本来身份,在近代中国扮演最多的就是教师角色,他们开办教会学校传授外语和西学知识,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人。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在洋务教育急需新式教育的师资之时,充实了洋务学堂的教师队伍,同时,一些传教士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学堂,亲自参与培养洋务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首先,一些传教士带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感,在与学生相处中,采取“至诚相待,慈爱相处,审慎持重,持之以恒”的态度,赢得中国学生的好感,师生之间建立了民主平等和谐融洽的关系。洋务派最初建立学校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以承担洋务运动中的翻译任务。京师同文馆最早就是官办的语言学堂,1867年以后才陆续增设近代科学学科,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矿学等,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但仍以外语为主,强调“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其次,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师角色的承担者,他们对洋务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来完成的,他们是洋务教育师资的间接培养者。近代中国,传教士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由于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外语能力而进入了洋务学堂中,成为洋务学堂师资的重要来源,大大缓减了中国自办新式教育师资的不足。

4引入西方近代教科书

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成为洋务派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将西方近代教科书引入洋务学堂的主要工作之一。由洋务派主持的译书机构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成立之时,丁韪良向总理衙门建议设法鼓励外国教习在讲授课程同时,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兼理译书”。总理衙门接受了他的意见,所以新式学堂编译出版了大量的教学所用科学书籍,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传教士们完成的。1862—1898年间,光同文馆就翻译出版各门自然科学类书籍科书近30种,其中教科书11种。这些书大多数译自西方原著,而且质量较高,因而被同期的洋务学堂和其他新式学堂所采用[3-4]。鉴于京师同文馆所编译的近代科学教科书的不足,传教士们还成立了专门的译书机构———益智书会。19世纪70年代,教会教育蓬勃发展,洋务派继续建设新式学堂,增添新式课程,聘任洋教习进行教学,期间各种教材也相应增多。为满足教学需求,新式教材的编译活动也逐渐扩大。从1877年到1890年,益智书会出版教科书及教学图表52种,审定他人著作5种,这些著作大多由传教士所着。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傅兰雅,他一生译书170种,在江南制造局出版66种[5]。传教士通过编译、发行西方近代科学书籍,传播科学知识,使更为广大的社会民众开始接触、了解近代科学知识,认识到其实用性并逐渐接受。益智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教科书近代化的开始,对中国近代科学传播、科学教育教育影响极大。#p#分页标题#e#

在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传播过程中,传教士们的作用不可轻视,这些工作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促进了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受其影响,中国本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王韬等,他们都是在这些传教士的影响下多有建树,他们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教育的兴起也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也被迫调整内容,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于是人们开始争相购买译书、争阅地图等,而这正是开展洋务教育的初衷。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传播、科学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就中国当时的国情来讲,中国整个传统教育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式教育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展的,而且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还只是部分传教士,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中的作用。洋务教育进行之时,传教士在许多教育领域开风气之先,甚至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但他们不可能掌控中国教育的发展,他们只是起了工具和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