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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基德 朱书慧 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现代教育研究所
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不仅对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李运林先生等一道，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践行教育传播学的思想。在庆祝南先生90大寿之际，对南先生的教育传播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一、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思想的确立
在我国，传播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的，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对传播学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电教工作者引进、宣传、推广传播学理论。南先生非常重视传播学在电化教育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在他所著的电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别强调传播学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一版）》第一章“第四节‘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中，他就将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学是电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电化教育理论的建立，关系最直接、最密切。”[1]在这部著作中，南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三种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模式和韦斯特莱模式。在这一节内容的最后，南先生进一步强调：“传播理论与电化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传播理论主要是阐明信息传递的过程与规律，而电化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递教育信息的过程。在电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常常需要传播学的理论援助。”[2]尽管这里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但南先生认识到传播学对于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及时地引入到电化教育中来，这显示了南先生的睿智与高瞻远瞩。在1998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但传播理论仍然出现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如在“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一节中提到，在研究建立电化教育过程模式时，以下几个传播模式值得参考：分别是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式、贝罗的传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传播模式、海曼—弗朗克的教育传播模式。[3]这里实际上仍然是把传播学作为建立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并参照这四种传播模式，建立起来了三种电化教育过程模式：（1）以教育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2）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模式；（3）以问题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4]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再次明确提出传播理论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思想。他认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层、最直接的是“学与教理论和传播理论”。[5]在这里，南先生将四种传播理论修改为：（1）贝罗的传播过程四要素理论；（2）罗米索斯基的双向传播理论；（3）宣伟伯的传播效果理论；（4）罗杰斯的创新推广理论。[6]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三种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模式：（1）以“教”为主的模式；（2）以“学”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为主的模式，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育媒体等。[7]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还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这一概念，并将之概括为三种理论：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传媒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8]尽管在南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理论基础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坚持与努力，显示了南先生作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继承创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质和研究态度。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电化教育研究》上，阐述他关于教育传播学性质、研究对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学科有几千种，仅自然科学就有2400多种，这些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学科，其内容只涉及一门科学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另一类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交叉学科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缘科学，是两门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科学的领域。二是综合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以上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如生物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等。三是横断学科，这类学科具有两种特性：（1）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2）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种其他学科，从横的方向上研究多个对象。如系统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具有向多个领域广泛渗透的可能性。教育传播学是属于交叉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它是教育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实施、评价学习和教学全过程，以实现教学和教育的最优化。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就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去揭示教育传播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整个传播系统和学习与教学全过程。
在谈到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关系时，南先生指出：视听教育学是以教育媒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视听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的区别是：（1）在研究和应用中，视听教育学以教育媒体为核心；电化教育学以现代教育媒体为核心；教育传播学没有核心，同等重视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2）教育传播学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区别在于：教育传播学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传播的规律，探讨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研究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探讨把教育传播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相同的地方是：（1）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探索新的教育方式，都是为了改进教育，实现教育过程的优化；（2）它们在研究中，都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指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和电子传播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9]这里，南先生对教育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做了深刻的论证与清晰的界定，并对教育传播学与其相关的学科（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地分析。#p#分页标题#e#
三、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整体性的进一步阐释
南先生在谈到教育传播学与电化教育学等学科的区别时，曾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电化教育学是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现代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它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南先生在《教育传播理论在教育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应用》一文中，也再次强调教育传播的整体性：“教育传播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最终效果是由各要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一个要素决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均处在良好的状态，才会形成良好的传播过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各要素的研究必须把它放在整体之中，不能脱离整体，自行其是。”[10]因此，教育电视的设计与制作不能脱离教育传播整体，它是教育传播过程整体的一个环节、要素。在设计、制作教育电视节目时，必须以系统和整体的目光审视各种问题，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传播能力与行为，以及与其他媒体的恰当结合等加以科学分析，否则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教育传播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
前文指出，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教育传播的概念和理论的。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举办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邀请美国施拉姆（宣伟伯）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担任主讲，内容共7讲，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全书共9章：（1）绪论：信息•教育•教育传播•现代化；（2）教学•新工具•人———怎样克服对新教育媒体的阻力；（3）教师•媒介•效果———怎样选择教学媒介；（4）集中•分析•实效———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5）实验•理论•新事物———介绍五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6）广播•卫星•现代化———介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7）电视•图画•新学习———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8）知识•媒体•大学———现代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施；（9）传播教育•政策•评价研究———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11]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电教研究室编译了英国菲利普•希尔斯（P．Hills）所著的《传播过程与教学》，该书共10章：（1）人类传播与教育过程；（2）教学作为传播过程；（3）传播中的心理学问题；（4）言语和非言语的传播；（5）视听传播；（6）人际和小组的传播；（7）大众传播的种类；（8）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9）教师作为信息发送者；（10）有效的教学。
1985年，《教育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七五”教材建设规划，全国电化教育课程教材编审组也将《教育传播学》列入教材编写计划。后又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将《教育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制订了《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共11章：（1）绪论；（2）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基础；（3）教育传播系统；（4）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信息；（7）教育传播媒体；（8）教学传播中的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9）课堂教学传播和远距离教学传播；（10）教育传播效果；（11）教育传播活动实例分析。[12]并组织编写了《教育传播学讲义》。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学的性质和对象》一文中，还对教育传播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初步勾画，他指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教育传播系统的研究；（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3）传者———教育者的研究；（4）教育传播内容研究；（5）教育传播媒体研究；（6）受者———受教育者的研究；（7）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8）教育传播与教育环境的关系的研究。[13]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经十年，1995年由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共同执笔的《教育传播学》一书终于出版，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传播理论，也由此奠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全书内容共13章：(1)绪论；（2）教育传播系统；（3）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4）教育传播信息；（5）教育传播符号；（6）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7）教育传播中的教师；（8）教育传播中的学生；（9）教育传播环境；（10）教育传播效果；（11）课堂教学传播；（12）远距离教育传播；（13）自学传播。这13章可以分为三大模块：第1章绪论，阐述了传播和教育传播的概念及教育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第2—10章，分别论述了教育传播系统和过程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第11—13章，主要是教育传播应用研究，分别探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课堂教学、远距离教学和自学中的应用。该书出版后，在教育技术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大多数高校将其确定为教材。因此，该著作实际上成了我国教育传播学课程的国家统编教材。
2005年，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再次携手，组织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和河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出版了《教育传播学（第二版）》。全书共8章：（1）绪论；（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3）教育传播信息和符号；（4）教育传播通道和媒体；（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环境；（7）教育传播效果；（8）教育传播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这8章重点是介绍教育传播的理论问题，其中前两章介绍了教育传播的基本理论，第3章至第7章深入剖析了教育传播的各个要素，最后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简介。该书结构更加清晰、紧凑，采用总———分结构并加入了研究方法简介，逻辑性更强。但因受篇幅限制，原第一版中教育传播理论的应用部分（共三章）被删除。该书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九论”：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1）本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本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的概念，教育传播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传播的演进等等的研究。（2）过程论：是关于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过程的阶段分析，教育传播过程的设计，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等等的研究。（3）信息论：是关于教育传播内容的研究。包括：教育信息的本质，教育信息的运动规律，教育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等的研究。（4）符号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符号的研究。包括：符号的类型与本质，教育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等等的研究。（5）媒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通道及通道中的干扰，教育传播媒体的分类、特点和功能，教育传播媒体的应用等等的研究。（6）主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传者与受者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应具备的品质，教师与学生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等等的研究。（7）环境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环境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环境的概念与功能，教育传播环境的优化与调控等等的研究。（8）效果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效果的特点与表征，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教育传播效果的测量与评估等等的研究。（9）方法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类型，教育传播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等等的研究。南国农、李运林先生主编的《教育传播学》确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科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热情，积极探索构建新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但正如南先生所讲，“在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离建立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尚需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14]#p#分页标题#e#
五、对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期望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教育传播学研究经历了蓬勃发展与实践应用高峰。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教育传播学研究“却是一片冷漠”。[15]针对这种情况，南先生多次对他身边的同志和他的研究生谈起要重视和加强教育传播学研究问题。为响应南先生的号召，我们几个博士研究生开始着手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如，李建珍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信息化自主学习中的运用》，[16]王文君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涵义及教育传播学研究范畴分析》，[17]汪基德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发表了《论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与分类》，[18]汪颖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发表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19]王卫军等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研究的现代符号学视角》，[20]等等。南先生的老朋友、对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李运林先生也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的重要论文，并组织力量对教育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教育传播学方面的文章，打破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沉寂。
尽管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的热潮和90年代末的冷落，但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决定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南先生在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教育传播学文章，写下了题为《教育传播学研究：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的主持语，表达了他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关注，论述了在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所面临的挑战。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教育传播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研究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分析教育传播效果、总结教育传播模式；需要研究传播学理论为教育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启示；需要研究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需要认真研究教学媒体、传播通道的选择；教育传播还需要重新审视其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分众传播、小众传播、人际传播中的作用及其创新推广；教育传播更需要关注媒体对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更需要关注教育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如何针对教育传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变得尤为迫切。
值得欣慰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年轻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教育传播研究的新发展并开展了相关的探索。这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传播学进行诠释,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研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是研究的新起点，希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老师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希望此组文章能引起国内学界对教育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关注，激发学界同仁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兴趣，共同推动教育传播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21]2009年11月，在无锡江南大学举办的“关注教育技术前沿，寻求教育发展新路———新时期教育技术发展前沿问题高层论坛”上，南先生以《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为题拉开了论坛的序幕。他提出，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研究的新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心理学取向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传播学研究在复苏。”[22]12月，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的“2009昆明教育技术高峰论坛”上，南先生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理论架构，指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建构的理念在于“和为贵”，策略上需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途径是分为“三重、三化与三防”，即重视“基础、前沿和特色”；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化、有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和学科本身基本理论的深化”；防止在学术上“以西方为中心”及其“理论依附”、防止不求甚解“浅尝辄止”以及防止“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要致力于对理论体系的整合和升华，在此基础上，南先生提出了以“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为支撑的宏观框架。[23]在南先生等老一辈电教工作者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教育传播研究正在渐渐复苏”。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渐渐复苏”的表现：（1）对教育传播学著作的社会需求在增加；（2）教育传播学术研究队伍在扩大；（3）出现了一些国家级研究课题和新的优秀研究成果。[24]南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复苏的原因：第一，实践的呼唤。教育技术实践领域的一些难题，例如，寻找把互联网与学习、教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办法，要解决这个难题，光靠借鉴心理学知识去分析了解学习者的心理过程（认识、情感、意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传播理论的支持，以掌握信息处理和媒体运作的规律。只有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找到把互联网与学习、教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办法。第二，重构的需求。重构网络时代的教育技术学，必须做好一件事：对网络文化垃圾进行批判，树立健康的价值观、道德观。这就需要传播理论，特别是批判学派传播理论的支持。[25]总之，南先生为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和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进行不断地探索与创新。在新时代，他努力拼搏，继续创新，积极为信息时代下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尽管教育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坚信，在南先生的带领与谆谆教导下，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可喜的是，在南先生的带领下，西北师范大学的《教育传播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教育传播学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