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传播论文范例

引言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长期以来对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中国现有科技期刊5000多种，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系统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已呈现“三分天下”之势，高校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学术期刊中坚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质量逐步提高，对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高校期刊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拥有话语权的则是凤毛麟角，能被国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更是屈指可数，离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状况与作为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我国是不匹配的，没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发展与繁荣景象。21世纪以来，网络、计算机等技术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传播技术，同时也加强了国内高校期刊与国外优秀期刊的联系。我国期刊要想在国际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国内高校期刊的影响力，因此有实力的高校以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作为重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创办英文科技期刊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快车道[3]。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20172018年度其共收录的来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目前，许多有实力的高校已经创办了中、英文双版期刊，在论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国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国际优秀期刊及作者、读者的关注，增加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成功率。但在求变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英文期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只是将中文论文翻译过去，并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交流的互动。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期刊国际化不仅是搭建中国与外国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适应国际现代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实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索提高我国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1.1展示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5%。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高校有2000多所，创办期刊有2500多种，但高校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我国也需要更加开放和拥抱世界。然而，我国学者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的见解往往不被国际所关注，更谈不上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诉求也难以被认同甚至被曲解。此时，只有通过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沟通，才能让中国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交流平台”的指示，共同组织和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专项支持。国家投入技术和资金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传播文化，更是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表达方式传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台，正是世界了解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担负着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优秀期刊率先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编辑出版中，通过大众媒体、建立网站或者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让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分享科技与经济成果。例如，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会将所属期刊的内容共享到社交网站上，有些期刊通过开通博客或自媒体将期刊内容发表到博客上，吸引读者，宣传期刊。中国知网创办的“OKMS机构知识管理及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全媒体、沉淀知识资产的知识仓库，成为集研究、学习、创新、共享于一体的，面向具体问题的多媒体、多模式、多终端的群体实时协同研究、研讨和创作平台，实现了机构内外各种知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5]。当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认识到信息及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追赶优秀，以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的需求。

作者：张浈 张明伟 周荣庭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网络科学传播模式是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传播一般规律的抽象和总结，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公共事务等，传播渠道主要是互联网。对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很难选择“科学共同体专业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子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等概念，类似说法比较冗长，难以理解。考虑到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之所以没有选择科学同行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学同行容易被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学科同行的确定，一般依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

一、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简析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开放获取(OpenAccess)已经“扑面而来”.2022年4月10日,根据WebofScience平台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数据库统计,2021年全球出版SCI论文2747405篇,其中开放获取论文有1251434篇,占比为45.55%.可以预计,全球开放获取论文将很快超过非开放获取论文.我国较早就参与到全球的开放获取运动中.2003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开放获取政策,对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时滞期(embargoperiod)均为12个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放获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论、质疑和误解,在全球范围连绵不绝,国内尤甚.这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单纯与“经济账”相关的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传播净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种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简单分析了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然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能行动.

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发布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摘要］媒体深度融合旨在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媒体融合浪潮中，教育学术期刊的融媒体转型相对滞后，这与其固有特质有很大关系。教育学术期刊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需要基于对学术期刊固有特质的深刻理解，并做出创造性转化。而其中最根本的转化是定位的转化—由“内容”到“知识服务”的转化。教育学术期刊要围绕用户目标驱动这一核心，重塑期刊的内容生产、产品形态、传播路径和运营模式，从而化危为机，借势起飞，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媒体深度融合；教育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用户目标驱动

教育是强国之本，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贡献。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和传播技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同时，中国的教育面貌也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进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阶段。置身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中，教育学术期刊面临转型的现实困境和机遇挑战。

一、媒体深度融合的趋势

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内容“只合未融”、过度依赖新技术、忽视“内容为王”、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基层融媒同质化严重等问题。这样的融合是浅层的、有边界的。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1］，展现了对媒体融合既有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对推动我国媒体深度融合提出了新要求。那么，什么是媒体的深度融合？数据、平台和用户是媒体深度融合的三个支点。首先，数据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基本资源。对前一阶段媒体融合中积累的海量数据的应用，要重质不重量，其目的主要在于获取数据背后的价值。其次，平台是媒体深度融合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提升媒体平台的技术服务水平，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助于增强媒体聚合能力与传播能力。最后，用户是媒体深度融合的服务对象，也是媒体深度融合的逻辑起点。必须切实转变思路，以用户满意度作为融合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2］。

二、传统教育学术期刊的特质

国家新闻出版署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期刊与2018年相比，种数增长0.32%，平均期印数降低3.03%，每种平均期印数降低3.34%，总印数降低4.48%，总印张降低4.32%。在文化、教育类期刊方面，该类别期刊共1398种，平均期印数为2157万册，总印数为51664万册，总印张为2466975千印张，占期刊总品种的13.74%，总印数的23.60%，总印张的20.34%。与上年相比，种数降低0.07%，平均期印数降低4.58%，总印数降低3.09%，总印张降低4.48%。与我国期刊的整体情况相当，文化、教育类期刊的种类、印数均呈小幅下降态势［3］。在媒体融合浪潮中，与报纸、电台、电视台甚至是非学术期刊等媒体相比，学术期刊的融媒转型是相对滞后的，教育学术期刊也不例外，这与其固有特质有很大关系。第一，从逻辑起点来看，学术期刊关注的核心是组成期刊的元素—选题、论文，内容的选择、主要依靠期刊编辑部的经验判断。第二，从内容形态来看，学术论文的篇幅一般较长，专业性强，且以知识性、思想性为主。纸刊的呈现形式较为单一，重在学术性，互动性不强。第三，从传播路径来看，学术期刊的传播周期与图书相比虽然已较快，大多每半月或每月出版一次，但与新媒体相比传播周期显然更长。第四，从运营模式来看，传统学术期刊的运营模式较为单一，营利以期刊的发行和广告费用为主。这些特质使学术期刊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难免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学术期刊既需要有自我变革的勇气，也需要具备在自身固有特质与融媒体时代大势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智慧，化危为机，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期刊+”是利用和参考“互联网+”思维模式提出的一种期刊发展新思路，是新时期的期刊转型和融合创新实践的成果。由于作者是促进出版事业良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期刊编辑在“期刊+”的发展形势下探索培养作者队伍新路径，应该说是顺应新的发展形势，利用新的理念、思维来培养作者队伍的一种创新行为，具有时代意义和重要作用。

一、当前教育期刊面对的利好形势

当前，有较多的政策利好能使期刊健康持续发展，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014年4月28日刘奇葆部长在“期刊发展茶叙会”报告中批示：“期刊是主流舆论阵地，要发挥有能力做内容的优势，并在传播方式上及时创新……使期刊跟上时展的步伐，坚持发挥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传媒和新形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形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6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设立了2020年发展的宏伟目标。2014—2017年的全国“两会”中，“全民阅读”四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12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上这些对于我们期刊界来说都是政策利好，我们要抓住这些利好机会及时发展壮大自己。具体对于编辑而言，就要依靠期刊多年形成的内容优势、人才优势、品牌优势，深耕主业，延伸产业，在跨界和融合中实现期刊的“媒介平台价值”，做好期刊舆论引导力、内容传播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不断增强期刊影响力。这也应该成为期刊业界转型创新的共识。期刊创新的前提是有优质的内容，而优质内容的提供者是作者，因此，我们要重视作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才能使期刊高质量地发展。

二、当前教师作者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生抄袭毕业论文、教授抄袭学术研究论文、教师找“”写职称论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有机会长期和一线教师接触，笔者特地与教师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从中了解到教师找人写论文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如教学任务重，教师和学生一样面临繁重的作业和考试负担，心理负担非常重；教师在百忙之中要兼顾家庭，工作家庭忙不过来，抽不出时间写论文；职称关系到教师的工资和名声，而评定职称需要发表相关专业论文；工作压力和时间不够用让很多教师疲于写专业论文……这些都导致教师缺乏写作动力，而为了评职称或评优秀骨干，不得不找“”帮写文章的因素。

三、解决对策：结合新形势，利用“期刊+”的思路培养教师作者队伍

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需要多途径地挖掘和培养热爱写作的作者队伍。良好的作者队伍是期刊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编辑除了要善于利用期刊舆论的传播作用和影响力的优势来培养作者队伍，还应该根据“坚持内容的独立性、公正性和真实性”的指导思想去挖掘和培养作者队伍，要多途径约稿。下面，笔者拟结合“期刊+”的功能和作用，介绍如何利用“期刊+”的思路来挖掘和培养教师作者队伍，从而促使教育期刊能拥有一支较高质量的作者队伍。

一、文献计量分析

1.研究论文刊发时间及数量

根据论文的发表年代对农村教育信息化主题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其研究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份及数量，从2000－2011年所刊发的论文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从2000年第一篇由河南财经学院统计学系的赵乐东发表的《信息化教育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关农村教育信息化的论文开始，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发表的相关论文总量达447篇。虽然2000年只有一篇相关论文，但从2008年到2011年相关论文总量皆超过60篇，即使2002年、2009年和2011年这3年较前一年在年总量上有稍许下降，也无法影响其总体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国家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文件后，我国农村教育信息化更是得到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农村教育信息化这一主题仍将继续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2.研究论文期刊分布

对论文期刊分布的统计可以反应出论文的质量，从而体现出该主题现阶段的研究水平。据统计，共有169种期刊刊登过此类论文，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期刊，其中有10种刊物是教育学核心期刊（以CSS－CI2010—2011年收录为准）。发表该主题的论文在6篇及6篇以上的刊物共计12种，共231篇，约占所有论文总量的51．678％；而在教育学核心期刊上刊登的此类主题论文共计80篇，仅占总论文数量的17．897％，所占比例较低，这说明我国对于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的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研究的层次相对较浅，因此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图2为刊载量在6篇及6篇以上的期刊刊载情况。图2刊登论文期刊情况

3.研究论文作者所属单位分布

通过对论文作者所属单位的分析，可以得出哪些群体在关注农村教育信息化问题，也可以了解研究该主题团体的主要力量分布。为在4篇及4篇以上单位机构的直方图，共12所高等院校，除去西北民族大学为一所民族类院校外，其它均为师范类院校或由师范类院校合并的院校，其中有5所为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且安徽师范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也是省属重点大学和省重点建设大学。图3论文作者单位情况西北师范大学关于该主题的论文产量最高，共计26篇，随后的东北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也有17篇和14篇。之所以这些院校高居榜首，得益于这些院校相关专业的发展优势和人才力量，也说明了在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中我国高等院校处于主力军的地位。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水文化研究至今，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准确掌握我国水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新形态、新业态，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检索对象，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对检索出来的关于“水文化”的论文，从学科分类、发表年度、文献来源、关键词、研究机构及论文影响力诸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期为构建“水文化+”研究范式提供理论基础，推动水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作者：贾鹤鹏 谭一泓 单位：北京科学媒介中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科学技术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科学传播必不可少。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递科学进展，也是以科学精神武装公众和与社会其他资源互动从而实现技术转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公众要求科学界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民主过程[1]。《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08年，全国科普人才总量已达176万人。但我国科普人才的发展现状仍不能满足科普事业发展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求，与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专职科普人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兼职科普人才队伍不稳定、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面向基层的科普人才短缺，科普创作与设计、科普研究与开发、科普传媒、科普产业经营、科普活动策划与组织等方面的高水平科普人才匮乏，科普人才选拔、培养、使用的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这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科普人才队伍，科普人才总量至少比2010年翻一番[2]。要做好科学传播工作、增加科普人才总量，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建设必不可少。而要提高科技工作者的传播能力，既要通过在职培训和机构培训来改善其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要对将来会走上科研岗位的广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进行传播素质的培养。

1发达国家科学传播素质培养现状

发达国家的科学机构长期以来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工作。麻省理工学院（MIT）比较媒体研究中心主任JamesParadis教授在其经典著作《MIT科学与工程传播指南》中指出：“传播对任何专业必不可少。在科学与应用科学中，写作本身就有助于知识的形成，并让同行及更广泛的大众能获得它。”[3]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多部科学传播的专著，都把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内在过程，将论文写作所代表的科学界内部交流与为大众写作所代表的科普交流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科技工作者的科学传播素质，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

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界与公众及媒体的交流与沟通。从机制上，促成这种沟通的，主要是3类部门，一是科学界的公共信息部门（与我国科研机构的宣传部门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广大科技期刊；三则是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开设的EurekAlert！及各国科学媒体（媒介）中心（ScienceMediaCentre）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西方科技界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员（PublicInformationOfficer，PIO）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公众宣传本机构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同时也是一个沟通公众需求与科学家信息甚至是选题立项之间桥梁的部门。在西方，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专职的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他们不仅会把本单位重要的科技进展制作成新闻稿向媒体，还会经常参加各种公众活动，了解媒体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否可以通过本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会与刊发科学家论文的重要学术期刊联系，探讨如何将本院所的科研论文制作成新闻。在发达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诸如《科学》杂志、《自然》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会向记者们旗下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新闻稿、摘要及其全文。这些新闻稿，主要由的科学家所在的科研团队撰写，多数时候科学家团队是应期刊要求撰写此新闻稿的，也有时候由发表该论文的期刊委托记者撰写。而且，一些大的出版集团或专业出版社还会对有固定联系的科研团队进行科学新闻写作方面的培训[4]。

通过大量的科学传播实践工作，西方国家的科学界在传播能力的培养上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但反观我国国内的情况，由于文理分科以及理工科本科以上教育长期忽视文化素质培养，导致理工科学生乃至科研工作者缺乏传播写作能力。科技出版专家、科学网博主何学峰表示：“中国的大学里就是缺少了这样的基本素质训练，所以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毕业时，除了少数优秀的自学能力强，老师水平高要求严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表达水平在高中毕业时的水平上还要打上个七八折。”[5]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我国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的缺乏。大学新闻系和其他培养传播人才的专业很少对本科生进行科学素质的培养。两种情况综合在一起，导致我国科学传播的人才相对缺乏，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传播的情况很不理想。

2欧美知名高校传播素质培养情况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