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环境法逻辑起点标准及理论体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确立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 任何学术研究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范畴中展开，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共识基础上。为了建构特定的学科门类，研究者之间需要对该学科的逻辑起点形成共识，以同一概念作为基石范畴去组织和安排理论体系。缺乏这种学术共识，缺乏共同的学术范畴，所谓的学术研究就只是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因此，某门学科的研究者并不能任意地选择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内，研究者需要寻求某一共同的范畴作为该学科的逻辑起点。只有如此，这些独立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整合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构成一门学科的内容。况且许多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书斋中的学问，其理论成果还会应用于社会实践，影响到每一社会成员的利益。所以，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确立适宜、妥当的逻辑起点尤为重要。就环境法学而言，环境法学者可以自由地选择理论研究的起点，但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强，为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提供智识服务的学科，环境法学绝不能任意地设定其逻辑起点。确立何种基石范畴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取决于该种范畴帮助研究者组织环境法学理论体系、设计环境法律制度以更好地完成环境法的使命和实现环境法学的学科任务的潜力。简言之，某种范畴能否成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取决于该范畴的理论潜力和实践应用潜力。基于此，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立，应遵循如下的标准： （一）符合学科逻辑起点一般标准、满足环境法知识化的需要 逻辑起点构成整个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石，也是学科研究的各个具体的、部分的理论观点得以联系、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的主线。缺乏共同逻辑起点的各部分理论之间不会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即使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当然，这些理论更不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学科自身意义重大。研究者选择何种范畴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其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选择学科逻辑起点的一般标准就是：（1）逻辑起点必须是对所研究对象最简单、最一般与最抽象的概括与表述；（2）逻辑起点的概念能够成为学科内部研究者之间最易达成共识的概念；（3）作为学科研究逻辑起点的概念范畴要最能够准确表征研究对象的本质。学科中任一具体知识都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具体阐述和说明，只有准确描述和概括研究对象的基石范畴才能够涵括这一学科的全部知识的内在特征。 环境法学的基本任务是在理论上说明、阐释与论证环境法律制度的作用、方法与原则，考察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效、查找其中的缺陷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方法。这种理论作业是在一定的知识系统内进行的。环境法学的任务乃是构筑环境法的知识系统，使学习者与研究者能够明了环境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运行方式与实际效果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在进行环境立法时，立法者并不总是以某种系统化规则为模板，也不总是在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中阐明立法的目的与条文的含义。同时，法院在适用环境法律规则于个案时，也未必清晰地论证了司法的理由。因此，为了帮助社会成员理解环境法律规则的具体含义，便于他们遵守相关法律，也便于环境法的学习，学者们需要使用某种基石范畴去组织与安排该知识系统，把零散乃至凌乱的环境法律规范予以知识化。 把环境法的内容予以知识化，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研究者必须选择一个具备理论推衍潜力的基石范畴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理论推衍潜力，这一范畴才能够成为基石范畴，研究者才能够运用这一范畴去组织相应的知识要素。以民法学为例，民法学中的基石范畴就是法律行为。因为法律行为这一范畴具有理论推衍潜力，以法律行为为中心，民法学者可以把合同、物权、婚姻、继承等民事行为组织起来，形成完整的民法学知识体系。如果不以法律行为为基石范畴，民法学无法被构建成为一种知识系统①。环境法学也应该像民法学那样，找一个基石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显然，这一基石范畴必须符合学科设定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律。 （二）有利于构建环境法体系，实现环境法的使命 研究环境法治实践是环境法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不过，环境法学者并不总是以已经颁布的某项环境法律规范或者已经建立的某项环境法律制度为对象，被动地研究环境法律制度。科学、客观地评价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填补其中的漏洞和消除其中的缺陷，需要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完善的理想型环境法是什么？完善的理想型环境法是我们据以判断现实的环境法律制度健全与否的标准，是对现实的环境法律制度提出改进措施的模范法。至此，寻找完善的理想型环境法，更为抽象、也更为重要的问题出现了：环境法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需要何种环境法？环境法的使命就是保护环境以满足社会的需要［1］［2］。环境法学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总结出保护环境的社会需要的具体形式与具体表达，促使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和环境司法符合这种社会需要。 当然，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则不仅仅限于环境法中，刑法、民法也包含了一些保护环境的规则。但是，传统法，尤其是传统民法以自由主义为根本价值依归，强调不得干预民众行动的自由，因此，其并不注重在事前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而是强调事后对某种损害的赔偿或者填补。如企业排放污染物质以致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刑事公诉，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当企业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该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则可以起到间接地阻止企业排污以保护环境的作用。但是，刑法与民法中规定的责任制度属于事后责任。在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时，环境已经遭受到严重损害，难以挽回了。这不能责怪刑法、民法等传统的部门法。人类自作为一种生物在地球上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影响与改造着环绕其间的环境。没有这种对人类周围环境的改造就没有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因此这种改造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改造、影响没有造成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或者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社会需要环境法之时，正是传统法律制度无法解决环境问题之时，也是传统法学无法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智识支持之时。为了避免环境遭受损害，环境法并不把这些事后责任规则作为主要内容进行规定，相反，它专注于环境损害的事前预防。通过种种制度安排，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等，来预防环境损害于未然。另外，传统法学中没有整体人类的地位，也没有整体的人类利益的地位。在传统法学看来，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发生在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传统法律的使命是解决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纠纷。传统法学为传统法律提供智力支持，准备相应的法律理论。它们没有为解决整体的人类利益与个体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准备相应的规则和知识。如民法中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规则，其目的在于保护个体的受害自然人或企业的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当排污者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损害了环境以及以环境为媒介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时，民法只要求排污者对其他人的环境权益予以填补，并不要求排污者对环境的损害予以赔偿或者修复。这说明，整体的人类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现行的侵权行为法中没有存在的余地，也不会被当做“受害人”来对待。因此，传统部门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整体利益受到事实上损害的问题。刑法、民法等具体的部门法本身就不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制定的，它们的立法目的本不在此。#p#分页标题#e# 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环境法的根本性特征是以环境损害事前预防为最重要的手段，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环境法所预防的损害不是个体人的损害，而是整体人类的损害，是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法的特殊使命需要环境法选择某种特殊的范畴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中心概念，以便组织和安排相应的制度，实现保护环境的终极目标。 二、“环境权利”不能成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有学者主张以环境权或者环境权益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同时也作为环境法的逻辑起点②［3］。这种观点符合传统法学立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传统法学与传统法律就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的。如果以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内容的逻辑顺序必定是：什么是环境权？如何保护环境权？以环境权利为环境法与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这似乎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法的使命。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环境法的实践，也不利于实现环境法的使命。 首先，“环境权利”不是环境法中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法律事实。如果以环境权利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环境权利应该是环境法领域中最一般、最普遍的法律现象。事实上，环境权利并不符合此种要求。我们承认环境权利是环境法中常见的现象。 在通常情形下，如果有人污染了环境，人们会主张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从而要求排污者停止侵害（排污）和损害赔偿。但是，当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民众可以在传统民法中寻求救助，不需要寻求环境法的支持。民众环境权益遭受损害的前提是环境本身遭受了损害。民众寻求民法的帮助，这会促使排污者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也有利于保护环境。此时，环境获得的保护，不过是民法意义上的停止对个体人利益的侵害所带来的反射性利益而已。按照科斯的说法，为了交易的最大化，排污者甚至可以用金钱购买受害人的免受污染权③［4］。至于环境损害的预防，不在传统民法的规制范围内。环境法领域中，环境损害现象远比环境权利现象更为一般、更普遍。环境损害预防与治理的问题成为环境法学研究环境权利保护问题的前置性问题。不能解决环境损害预防与治理这一更一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环境权利的保护问题。另外，世界上尚存一些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区域，如北极、南极和外太空等。没有任何单一的人或者国家可以对这些区域主张所有权。保护这些区域对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延续也相当重要。但是，国际社会并不是以保护某一国家或者个人的环境权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所有的国家、人类整体享有的相应利益为目的而去保护这些区域。在国际环境公约中，是以不得损害这些区域的环境为中心去安排具体制度的。这些事实说明环境权利不是环境法的最一般、最普遍和最抽象的现象。因此，以环境权利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并不符合前文所阐述的学科选择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法律事实。 其次，以环境权利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在环境权利话语下，社会成员有权利开发利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其权利的边界在于不得侵犯、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个体人的利益，注重事后对受害人损害的赔偿。在发生了环境污染后，污染者只需要对个体的人予以赔偿或者停止侵害、重新安置就够了。这种责任形式已经充分地救济了受害人的权益。但是，这种做法却没有对已经遭受污染的地区进行必要的环境生态功能修复与保护。这样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到环境本身的损害，实际上不能够很好地保护环境。由于没有人能够代表环境提出权利救济的主张，当然，行为人也不需要对环境遭受的损害予以赔偿和修复。一些国家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起到了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作用。这种制度安排却不是以环境权利为逻辑起点的。以权利作为逻辑起点，意味着权利人可以放弃对权利的行使。理论上，就可能出现每一社会成员都不愿意行使权利，对侵犯环境公益的人提起诉讼。这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将失去作用。为了避免此种情形的出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并不以环境权利作为逻辑起点，而是以制止、预防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 再次，以环境权利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将不适当地扩张。学术研究的深入需要跨越学科的边界，打破人为的研究桎梏。但不可否认，一定的学术研究边界还是需要的。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学者专注于某些问题，解决一些难题，升华本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避免盲目地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导致学术成果的华而不实。逻辑起点应该揭示环境法学的研究范围，帮助研究者集中精力研究环境法学的重大问题，推动环境法学的进步。由于环境权论者把个体环境权益也作为环境权来对待，这样，环境法学者必须研究原本属于民法学、刑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内容，如环境侵权责任问题、森林所有权归属问题。这种做法过分地扩张环境法学的内容，导致环境法学研究内容的庞杂，冲淡了环境法学的研究意义。有学者以环境权利为基石范畴，认为通过承认自然体也有权利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应该说，这种观点的主张者为了保护环境，可谓用心良苦。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但在理论上，这种观点也衍生许多问题。有学者曾经直言不讳，认为以自然体也享有相应的环境权的环境法更是存在问题［5］。我们在认真地对待权利时，应当考虑到权利制度的本身意涵［6］，更应该注重运行权利制度的操作性环节。当人类承认自然体的权利之后，自然体如何实现自身的权利？如果自然体的权利必须以人的行为为中介而实现的话，人类为何不能直接考虑人的活动损害环境损害的问题？即使自然体不享有权利，也不能承认人可以肆意地破坏和污染自然。自然之上存有人类的利益，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人类完全可以为了保护个体利益、人类整体利益而设置环境保护制度，无需假道自然体权利理论，更不需要设置自然体权利制度。不适当的理论只会将本已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乃至无法凝聚共识以解决该问题。 三、环境损害：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环境损害符合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立标准，应当成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只有以环境损害作为逻辑起点，才能构造出真正能够维护人类整体环境利益、保护环境的环境法律制度，才能在环境法学研究方面创造出真正适应环境保护需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法学理论。具体而言，理由如下：首先，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符合学科逻辑起点设定的一般标准。第一，环境损害是环境法中最一般、最普遍的客观事实。环境法调整和规范许多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一致。不过，这些社会关系却有着共同的客观基础，即环境损害。环境法学内部，没有一个学者反对环境法是用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规范总和的观点。也就是说，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的目的与功能有着广泛的共识。那么环境法所解决的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答案显然是环境损害。正是存在环境损害现象，产生了环境问题，才需要环境法来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环境损害作为客观的现象，它是人类社会需要环境法的基础，是环境法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各种环境法律关系都是人类社会因应环境损害的需要而人为地设置的；第二，环境损害是环境法学观察环境法律现象的初始出发点，也是环境法学对这些环境法律现象高度抽象后所形成的基石范畴。环境法既然是预防与治理环境损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各种环境法律规范和制度都要以预防和治理环境损害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相应的设置与安排，那么所有的环境法律关系都一定勾连着环境损害这一客观事实。因为各种环境法律现象因环境损害事实而相互关联起来，作为一门对环境法进行研究的学科，环境法学也应当以环境损害这一客观事实作为中心，研究各种环境法律现象。在知识系统中，环境损害作为一种工具性概念，成为研究者知识化、理论化各种环境法律现象的基石范畴。#p#分页标题#e# 环境损害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是环境法赖以存在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客观基础，防治环境损害也是环境法的目标之所在，从而在环境法学知识系统中，环境损害也成为了环境法学所有研究对象中最一般、最普遍的事实。作为客观事实的环境损害被环境法学抽象为概念意义上的环境损害，变成基石范畴。 其次，以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实现环境法的使命。传统法律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其所设想的社会关系是个体的人与其他个体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共同维护个体利益。当权益遭受侵害时，个体的人可以利用司法救济机制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来保护自身权益。当国家利益遭受损害时，国家可以运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责任机制来惩罚行为人，通过行政执法机制与刑事公诉保护国家利益。在发生了所谓的环境侵权后，遭受侵害的个体可以追究作为个体的加害人的责任，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个体利益可以依靠传统法律得到保护。但是对于人类整体环境利益，传统部门法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由于缺乏这种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传统部门法无法有效地保护人类整体的环境利益。可以说，正是传统部门法没有设置类似个体利益保护的机制去保护人类整体环境利益，环境损害日趋严重。 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传统部门法束手无策。 为了应对环境问题，环境法与环境法学应运而生。 如果以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将按照理论延伸的逻辑顺序依次研究这些问题：首先，什么是环境损害？其次，如何预防环境损害？再次，如何恢复环境损害？最后，如何看待环境损害？我们运用法律方法与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形成了环境法。什么是环境损害的问题由环境监测评价法解决；如何预防环境损害由预防环境损害法来解决，现行环境法律制度中的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就属于此类环境法；如何恢复环境损害则由环境损害修复、复原法来解决，如土地复垦法律制度、土地复垦履约保证金法律制度等；如何看待环境损害与认知环境多重价值由环境教育法解决④。这样理想型的环境法体系应该是我们环境法立法追求的目标。只有以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才能够在学理上以环境保护事务法和环境手段法为基本框架，构建体系严密的理想型环境法。其中环境保护事务法有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环境退化防治法等具体的法；环境手段法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法、环境税法、环境规划法、环境监测法、环境教育法、环境责任法等［7］。 结构完善、体系严密和权利义务配置合理的环境法正是以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的理想型环境法的现实版。这种环境法的最大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预防和治理环境损害为目的。环境问题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行为人的行为———破坏环境———个体的人受损。传统部门法视环境仅仅为人类活动的对象与媒介，越过环境本身的损害，把行为人的行为与个体人的受损直接地联系起来。在传统部门法看来，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其上并不存在任何人的权利。除了对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以外，自然不再具有其他的价值。因此传统部门法只关注个体利益的保护，忽视预防与治理环境损害。当前，由于环境损害已经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利益，传统部门法也开始了“绿色化”。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与环境有关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制度也进行了某些局部改良。例如为了保护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民法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受害人承担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害与行为人的排污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是要求排污者证明自己的排污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方能不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排污者应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种“绿色化”并不以预防与治理环境损害为目的。实际上，依据传统部门法的规则，环境损害本身仍旧不能得到赔偿。以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则和传统部门不同，它必定将环境损害的预防与治理作为法律目的，而不是以个体利益的保护为目的。无论环境之上有无个人权利，环境都应当得到保护。理论上讲，即使暂时没有个人利益的损害，我们也不需要等待这种个人利益遭受损害后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而是在人还没有行动之前，就预先测定该种行为可能的环境影响后果，根据这种环境影响后果的程度作出许可或者禁止此种行为的决策。由于环境损害预防于未然，这种环境法可以避免传统法无法解决的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法自身的使命。 第二，预防和治理环境损害成为普遍义务。以环境损害作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研究在构想理想型的环境法时，其中的权利义务配置与以环境权作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研究所构想的理想型环境法中的权利义务配置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以环境损害作为逻辑起点，环境法中的权利义务配置首先强调的是环境义务而不是环境权利，是人人对于保护环境所具有的义务。每个人履行了这种义务后的结果就是自身环境权益的实现———只有在每个人都履行了自身环境义务后，环境才会得以保全自身的完整性，才会发挥其生态功效。这时，作为人类整体环境利益的享有者才会享有相应的环境利益⑤。无论环境权的主体是个体的或者自然体本身，都无法真正有利于保护环境，因为整体环境利益属于全人类而不是个体的人或自然体。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只有从保护环境的立场出发，切实履行好自身的环境保护义务，才可能获得一定的生态利益。这种行为规则必定会更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不是相反。四、结论逻辑起点的选择，事关环境法学的健康发展和环境法使命的实现。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中最一般、最普遍和最抽象的现象，既是环境法得以产生的根源，也是引起环境法学者思考的缘由。以环境损害为基石范畴，可以合理地组织环境法学知识体系、妥善地设计与安顿环境法律制度的位置。因此，环境法学应当以环境损害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