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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教授在课堂上批评政府，从而被两位同学以“感情受到了伤害”为由告发到公安局。 这事倒让我纳闷了半天：都闹到诉讼这地步了，这两学生的什么利益受到了如此重大的伤害？倘若受到老师的身体攻击或性骚扰，还可以到法庭进行民事诉讼。可这告发到公安局、要求对老师进行刑事调查，这岂是儿戏？ 我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执教时，有一学生到系主任前告我种族歧视。这位老兄选修了我教的计算机软件课，两次期中考试两次不及格。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总分一百分，他仅得了6分。美国工程学院非裔人士极少，他是我班上唯一的一位，但他也是我班上唯一不及格的学生，表面看来这种族歧视的嫌疑还真象有那么回事。系主任不敢怠慢，请另一位教授出了一份难度相当的题让他再考一次。结果这次一百分他得了7分。虽然这事砸了他想端工程师饭碗的梦，他也就到此为止没再闹下去了。 多年过去，我改行做律师有一阵了，再回想起来，倒有几分后怕几分感谢：他若告到法庭，我虽不至于败诉，但美国法律程序中仅取笔录证言（deposition）一项，就不知道要折腾我和学校多少宝贵的时间！单要以“感情受到了伤害”为案由来起诉，在笔者所居住的德克萨斯州州法下要刑事立案是没有可能的；若“感情伤害”之严重到了“精神伤害”（emotionaldistress）之程度，若无精神之外的身体伤害，要民事立案也难之又难。在德州是这样，在美国其他州亦相去不远。比如在2005年的威斯康星洲，有一位17岁的高中生告老师，说其布置的暑假作业给他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 结果威州的总检察长认为这种投诉“毫无道理”，要求法院撤案并下令该学生和他父母亲付双方的律师费。若被伤害的是第三者，法庭对以“精神伤害”的为案由的立案更是慎之又慎。美国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学宣言(Restatement)历来对美国法律有重大的影响。 在“精神伤害”这个问题上它是这样要求的：这种伤害严重、且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至少是鲁莽不顾及后果的(reckless)；如行为针对的第三者是直接亲友，虽不要求有身体伤害，但受害者必须当时在场；对其他的第三者，则受害者必须在场且身体受有伤害。 美国法律对学生告老师没有另外的规定。学生告老师这种事在中国或许刚刚开头，在美国则多了去。但在美国，大部分学生告老师的诉讼均为针对老师的人身侵权、种族歧视、或性骚扰行为。 比如在2008年的加州某校有位合唱团老师就吃上了一位14岁学生的官司。据这位学生说：她问老师为什么不选她参加合唱比赛，老师说她“看相太差”。她再跟老师纠缠，老师就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赶出教室。她要老师赔偿“感情伤害”费7万5千美元。美国的公共舆论各执一词，有声援老师的、也有为学生叫好的。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案子能否进行就要看屁股上这一脚是怎么踢的了。 仅仅因为老师在课上的言论而引起的诉讼在美国还真不多。“9•11”发生时我正在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教书。当布什政府推出“爱国者法令”时，我忍不住在我讲授的“无线电通信”课上批评美国政府利用人们害怕恐怖主义的心理来制定监听法令、容许执法人员不经法庭批准即可监听私人电话。 在共和党党风强悍的德州学生反我的声音之激烈真还出乎我的预料。但学生们也只限于在课上课下跟我争论而已。比起杨教授在历史课上批评政府，我这在工程课上批评政府还真离题不少。幸哉？不幸哉？